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研究——以嘉兴市辖区为例

通过引入区位熵的方法,构建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模型,旨在从理论层面揭示出生猪养殖污染本身的特殊性和内在的规律性。以嘉兴市辖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本质上是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以及对其实施纠正措施的演化轨迹。生猪养殖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曲线在污染治理政策的作用下,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由向右上方倾斜而逐渐向下弯曲;在受到耕地资源约束时,会向上平移;在因下弯而减轻的污染集聚程度被因上移而增加的污染集聚程度所抵消并盖过时,污染治理政策则有可能是失效的。因此,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必须将城镇化推进所引起的耕地资源的变化考虑在内。     

区域产业集聚度演变及对承接产业转移的启示——以河南省为例

产业集聚度的演变可以判断区域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回顾了衡量产业集聚度的传统模型首位度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等计算方法及其不足。EG指数将空间基尼系数与赫芬达尔指数结合起来,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与赫芬达尔指数的缺陷,避免了因为某一个或几个企业规模过大而造成的误差。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2003—2011年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能源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的集聚度进行了测量。产业集聚度的高低与产业性质密切相关,2003—2011年各产业集聚度升降规律性明显,产业发展尚处于低水平。通过论证高产业集聚度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承接产业转移,提出建议:(1)规划产业承接项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2)突出产业发展重点,提高产业集聚度;(3)优化产业转移环境,引导产业集中布局;(4)培育优质产业集聚区,提高产业集聚区交通通达度。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空间演化研究——以大湘西为例

基于协同耦合视角探讨综合交通与旅游产业集聚的适配机理,并从县域尺度构建交通优势度模型,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2000—2019年大湘西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失配现象逐步改善,适配均衡性逐渐提升,形成以永定区、凤凰县、吉首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2)适配水平整体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局部集聚模式多元化,表现为由慈利县、花垣县、吉首市向辰溪县、洪江市降低趋势。(3)区域创新效率、旅游资源丰富度、城镇化水平等对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始终是影响适配的主导因素。     

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研究——以湘西地区为例

在亟待增进民生福祉的背景下,揭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利用区位商测度旅游产业集聚,构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湘西地区24个区县2006—2020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福利效应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1)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略微下降,呈现波动发展趋势;民生福利水平大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仅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大出现下降。(2)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空间错位特征显著,前者较为突出的是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而后者较高的是鹤城区、吉首市、永定区、慈利县、沅陵县和溆浦县。(3)民生福利各维度的障碍度排序整体为：社会有序>文化繁荣>经济宽裕>政府有为>生态文明;而各区县存在一定差异,尤以鹤城区政府有为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显著。(4)总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但其存在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区域上,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提升具有正向效应;时间上,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转为正向。湘西地区应推动旅游产业规模、...     

产业集聚度与市场集中度关系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从产业集聚度与市场集中度一致性出发,改进EUision和Glaeser的地理集中度指数,计算了河南省20个产业2000-2007年间的集聚度和赫芬达尔指数.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度与市场集中度并不完全一致,河南省20个产业中有8个产业的集聚度指数与赫芬迭尔指数变动方向相反,12个产业变动方向相同;河南省的企业在全国具有竞争优势,则集聚度指数与赫芬达尔指数变动呈现出一致性;反之,则变动方向相反.这也意味着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在今后发展中应注重培育企业在资本、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在全国的竞争优势,而并非一味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

与基于面状地理数据的研究不同,以微观企业点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从企业地址信息处理,到大量企业之间距离运算和处理,再到集聚参照设定,最后进行产业空间集聚分析的研究过程。以杭州市2013年工商登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集聚趋势较为明显,而传统的零售业和制造业在城市空间上没有形成集聚。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对空间集聚趋势的影响表明,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由较小规模企业主导,零售业的集聚由较大规模企业主导,信息服务业的集聚由中等规模企业主导,制造业的集聚整体上由中小规模企业主导。     

产业集聚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大都市区为例

主要从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不同集聚机制对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路径着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城市资本、就业与基础设施三大要素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北京大都市区几个典型产业集聚区的实例,在探讨其不同形成、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空间结构扩展演化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认为产业集聚时北京大都市区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主导资本流动格局、重塑劳动力市场分布和推动周边房地产市场3个方面;并以此推动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由"摊大饼"向轴向发展延伸,促进了近郊区城市副中心和远郊区新城的形成,使得北京城市空间向多极核、多功能的结构模式发展.     

专业村集聚时空演化特征——以河南太行山麓为例

专业村发展正在经历由点到面的集聚发展阶段,逐渐呈现出集聚态势。在对专业村集聚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外延（空间集聚）和内涵（功能集聚）两方面分析,构建测度模型,并以河南太行山麓集聚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 专业村集聚是一个动态概念,其空间范围和内部功能都在不断发生变化。② 空间演化遵循“中心—外围”路径。实证分析表明河南太行山麓专业村存在空间集聚,且集聚程度不断提高;集聚范围逐渐扩大,并沿“中心—外围”路径扩散。③ 功能演化受亲缘、地缘、业缘联系的影响,联系密度逐渐增强。实证结果显示,河南太行山麓专业村集聚网络密度和集中度均上升,表明其网络联系紧密度逐渐增强,集聚优势凸显;中心势和中心度有所下降,表明专业村之间的支配关系更均衡,呈现由两极分化到层级发展的趋势;功能演化经历了低水平均衡阶段、极核阶段、高水平均衡阶段。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以郑东新区为例

基于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构建了区位机会窗口、金融机构衍生、区域产业分叉、制度厚度“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郑州为案例,以郑东新区金融产业集聚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了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过程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在金融产业集聚起步阶段,郑东新区开发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在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衍生是金融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在全面提升阶段,区域产业分叉是金融业态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主导力量;在郑东新区金融业集聚演化的全过程中,持续改进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安排使制度厚度不断加厚,自增强机制使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不断增强。与制造业的企业衍生、产业分叉过程不同,金融业集聚演化缺乏从大学实验室、科研机构、已有产业衍生和分叉出以技术为纽带的相关企业的实践,但对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有更强的依赖。     

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以珠三角企业网络为例

大都市区产业集聚是共享市场资源、降低交易费用的地域分工结果。学术界和规划实践领域认为频密的功能联系有助于大都市区实现专业分工的多中心体系,即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形成有机联系的专门化集聚,因而是一种理想的空间结构模式。基于理论辨析,以同城的多部门企业子母机构为参照组,试图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总部-分支功能联系与产业部类专业分工的耦合性。在巨型城市功能性多中心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梳理了企业内部功能组织的多中心与不同产业部类间专业集聚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引入集聚规模变量以弥补区位熵、克鲁格曼比较优势等统计量的不足,并对珠三角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研究发现：① 2008—2017年间,企业内部子母机构空间组织的功能联系明显促进了珠三角的网络密度,提升了大都市区整体的功能性多中心,并同步大幅增加了跨城企业的集聚功能强度;② 珠三角都市区企业空间组织从产业部类分工走向功能性分工,但是企业总部并没有全然集中于广州、深圳主城区,广深走廊尤其是龙岗、宝安等深圳近圈层地区总部机构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提升,企业分支机构尤其是商业消费门店式并不趋于都市区/都市圈的外围地域;③ 珠三角制造业为主导的专业镇模式日益式微,随着全球化波动下的产业变动,珠三角区域的“世界工厂”角色正处于转型阶段。     

制造业集聚对物流业空间演化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运用全局熵值法计算江苏2007—2017年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江苏物流业的空间演化。从制造业考虑,采用计量方法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物流业发展空间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近11年江苏物流业整体水平一直在提高,但各城市的发展不均衡,总体呈现南强北弱的局面。从整体看,江苏物流业发展趋于集聚分布;从局部看,形成了无锡、南通组成的高水平集聚区以及以淮安为中心的低水平集聚区。制造业的规模、人力吸引力、集聚能力、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开放性都对物流业的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依次减弱;制造业主要是通过扩大物流产业规模促进物流业发展,并对物流基础设施发展有一定抑制作用。     

基于产业集聚度演变的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产业集聚在四方面影响产业转移:能产生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吸引同类企业入驻;能带动更多上下游及相关企业入驻;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务工人员,缓解产业转移中用工荒难题;能有效降低产业转移成本。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及能源供应业、建筑业、物流业、IT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2000—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量,发现3个规律:集聚度分层明显;近5年产业集聚度变化有明显规律;产业发展水平低。据此提出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建议:1)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制造业、IT业的集聚度,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优势;2)依靠当前集聚优势,自然承接其它7个行业的转移;3)培育精品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程度;4)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区,打造完整产业链。     

长江经济带产业的集聚与演化——基于开发区的视角

推进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对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开发区为研究视角,从时空两个维度刻画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特征及空间集聚状态,重点剖析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开发区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全国而言优势显著,但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开发区的产业能级存在梯度差异;开发区产业布局主要依托“城市群-中心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格局,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集聚在资本雄厚、矿产资源丰富或沿海沿江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已形成规模不等的集聚连绵区。从演变特征看,开发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度与其设立时间正向相关,且存在上中下游间的差异性,下游地区的开发区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同时,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最后,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基于开发区的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未来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应重点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通过开发区产业分阶段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应以各类开发区为载体,推进关联地区产业的有序转移。     

省级层面碳排放估算及减排路径方法研究——以宁夏为例北大核心CSCD

从省级层面研究碳排放年际变化进而探讨减排路径对制定碳减排措施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北典型干旱省份宁夏为例,综合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相关分析、脱钩分析等方法分析碳排放的多年变化趋势、影响因素及减排路径。结果表明:(1)宁夏年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及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均逐年增加,而碳排放强度呈现出先升后降又回升的波动趋势。(2)经济和产业结构是年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3)十大高排放行业主要利用热值低且碳排放高的原煤等能源,导致宁夏碳排放和GDP仍未脱钩,但脱钩的行业数量在增加。本研究采用年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及单位面积碳排放量等多个指标全面服务于碳达峰、产业结构优化、碳公平等目的,依据主要影响因素、细分行业分类及能流分析,从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结构调整等角度提供有效的碳减排路径。研究结果将为“双碳”目标下省级层面绿色发展规划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以云南勐腊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边境地区发展是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本地发展、跨境交流等多元要素影响。本文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制度演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发展视角下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剖析了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演化的动态过程、行为主体逻辑和开放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选取了中老边境门户城市——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作为案例区域,揭示了其不同阶段开放导向下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四个模式,即层叠、转化、转变和替代。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深化开放导向下的“制度转化”与“良性层叠”将进一步强化勐腊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合作节点地位。这种双向开放导向下的边境地区多重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路径模式,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边境地区、区域产业演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城市化响应与反馈机制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存在互动机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结构效应影响了城市化动力机制,集聚效应则促进了城市外部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和地域特征;另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高新技术发展所需要素资源的聚集与流动,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提供人力资本保障,还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创新的源动力。文章以苏州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城市化互动关系佐证了这一理论,并认为建立二者之间切实可行的调控模式是当务之急。     

科尔沁沙地降雨特征分析——以奈曼旗为例北大核心CSCD

了解降水的当前特征及未来的变化趋势对理解气候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尔沁沙地是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区域,年降雨量300~500mm,对气候变化（特别是降水的变化）非常敏感。对科尔沁沙地沙漠化较为严重的奈曼旗1971—2013年的降水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38.8mm,5—9月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5.32±7.71）%,5—9月降雨量、年降水量1971—2000年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01—2013年有缓慢增加的趋势;同时降水量的年际变异性近10年也呈增加的趋势。（2）5—9月降雨量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7月最大,为104.2 mm,5月和9月最小（分别为32.7 mm和32.8mm）,月降雨量的年际变率均大于49%;生长季内降雨主要以〈10mm的事件为主,占总降雨事件的64.41%,却仅占总降雨量的16.95%;≥30mm的降雨事件占总降雨事件的10.96%,占到总降雨量的45.93%,且对总降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5mm降雨的平均间隔为9.4d,以1~10d为主,占到69.5%,10~20d（19.5%）的次之;≥30d的发生频率最小,为3.81%,降雨间隔的年际变异性均呈增加的趋势。（4）生长季降雨日数呈减少的趋势,降雨事件降雨量的变异性与生长季降雨量的变化具有相似性,从2001年开始呈增加的趋势。该地区的降雨量年际变异性强,降雨日数的减少和降雨事件降雨量变异性的增加将提高极端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加剧该地区的沙漠化发展方向。因此,加强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可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及调整土地管理方式提供理论依据。     

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分布及集聚特征——以沪宁城际高铁南京站为例

分析沪宁城铁南京站乘客的出行距离特性,初步确定高铁站区圈层范围为3 000 m。以南京站周边3 000m范围内6 145个企业的地址、行业隶属、成立时间等为研究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高铁站区产业的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①从总体看,高铁站区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以车站为中心,以500 m为缓冲半径,在1 500~2 000 m范围企业密度最大,2 000 m以外企业密度陡然降低。②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随着距离增大集聚程度降低。但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集聚现象更为明显,交通指向性显著;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峰值相对最大,在大范围上有分散分布的趋势。③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低西高",空间分异特征大致存在以下三种模式,即"小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小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