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聚居区45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在快速城市化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与结构配置发生了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促进了生计方式的转型。宁夏回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其聚居区域选取22个乡村,451户农户进行调研,在对生计资本拥有量和结构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与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计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组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反映其综合指数的多维发展能力来看,从高到低分别为二兼户、一兼户、非农户和纯农户;(2)自然资本对纯农户和一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二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非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从纯农户向一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金融资本,向二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向非农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资本,家庭综合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多元化程度也是显著的促进因子。从阻滞因子看,不同的转型方式差异较大。最后,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聚居区45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在快速城市化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与结构配置发生了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促进了生计方式的转型。宁夏回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其聚居区域选取22个乡村,451户农户进行调研,在对生计资本拥有量和结构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与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计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组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反映其综合指数的多维发展能力来看,从高到低分别为二兼户、一兼户、非农户和纯农户;(2)自然资本对纯农户和一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二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非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从纯农户向一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金融资本,向二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向非农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资本,家庭综合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多元化程度也是显著的促进因子。从阻滞因子看,不同的转型方式差异较大。最后,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 ——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为例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是牧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地牧户为研究案例,分析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结果：① 草原旅游使牧户生计模式分化为纯牧户、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旅游专营型,且呈现纯牧户向务工主导型牧户过度,务工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主导型牧户过度,旅游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专营型牧户过度的一般演替规律;② 草原旅游发展总体上提高了牧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但不同类型牧户生计资本存量具有显著差异,生计资本存量由高到低排序为：旅游专营型牧户、旅游主导型牧户、务工主导型牧户、纯牧户;③ 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准则层因子障碍度由大到小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障碍度指数前6位的指标层因子分别是：成人受教育程度、成人劳动力人数、借债情况、社团网络、生产生活设备、社会参与;④ 不 同类型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发展的首要障碍因素不同,纯牧户是受教育程度,务工主导型牧户是家庭人均收入,旅游主导型与旅游专营型牧户是借债情况。     

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 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 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 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 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纯农型;贫困农户则为兼业型＞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纯农型。因此,开展农户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对于农户减贫、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尼泊尔中部山区麦拉姆齐流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是理解和发展农村可持续生计最重要的途径。本文以尼泊尔中部山区麦拉姆齐流域为例,采用PRA法进行实地调研,定量分析了该流域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不同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因子的敏感性特征。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指数低,各类资本差异明显,且资本的转化能力弱。物质资本得分最高,其次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最低。(2)以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总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非农型资本总指数次之,但生计风险相对较高;农为主型资本总指数低于前二者,但生计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总指数最低,生计策略组合单一,生计风险相对最高。(3)生计资本及其组合差异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原因,改善生计资本的配置能够推动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和优化。不同生计策略对资本因子的敏感性亦有所差异,提高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对于尼泊尔山区农户积极参与和发展非农生计活动,合理调整和优化生计策略,减小生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黄土高原退耕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甘肃会宁县为例

探索贫困地区退耕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对实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会宁县退耕农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生计资本,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退耕农户生计策略选择问题。结果表明：（1）研究区退耕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指数最低,且各生计资本值存在差异;（2）金融资本中的现金收入可以显著增加退耕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自然资本中的平地面积、物质资本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和金融资本中的资金获得渠道会显著降低退耕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3）对于不同退耕程度的农户,现金收入依旧可以显著增加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抑制两类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指标则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改善退耕农户的金融资本的多项措施,进而提高农户的非农生计意愿,更好地解决贫困问题。     

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效应及机理

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1)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2)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3)地理区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4)地理环境和政策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能源开发区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以榆林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有助于客观评价生态补偿效果。该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于农户生计视角,选择榆林市为研究区域,定量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现状,并探讨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榆林市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水平较高,但不同能源开发类型区存在一定差异性,煤炭资源开发区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均高于油气资源开发区相应资本水平;资金补偿、物质补偿、政策补偿这3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均为正向,t检验结果显示在5%水平上显著;生态补偿方式的交互作用对农户生计策略正向影响作用显著,农户也容易接受生态补偿组合方式。针对不同类型能源开发区,应选择适当的组合补偿方式,通过多样化手段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建立能源开发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计间的影响关系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形式、强度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从家庭决策的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迁移改变了农户发展生计的"能力",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又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这一行为变量的选择。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其中自然资本与其具有U型二次曲线关系;物质资本与其具有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其具有正向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是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基础的丰富及应用领域的拓展,又为研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镇化农民可持续非农生计分析——以晋西北朔州市为例

晋西北属于国家级和省级限制开发区,其先天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农民贫困问题。2000年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民城镇化现象呈规模性增长趋势,通过形成"城镇化农民生计非农化—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生态恢复保护"互动关系链,可以为降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人口压力和恢复其生态环境开辟新途径,而这条关系链存在的关键则是城镇化农民的可持续非农生计。借鉴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的可持续生计SL框架——DFID模型,选取晋西北地区大城市朔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测定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相互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负向影响。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均对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产生正向影响;生计资本中只有物质资本对就业性质有影响力。3人力资本对职业层次和娱乐生活丰富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职业层次没有显示出显著影响力,但却对进城务工后的收入增加显示出正向影响力;金融资本对娱乐生活丰富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力。4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对娱乐生活的丰富度有正向影响,就业性质则对收入增加有正向影响力。     

旅游度假区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状况影响——以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探究旅游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的影响。以珠海横琴富祥湾新、旧村因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开发搬迁村户为调查对象,采用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了村民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变化情况,并研究了生计资产→生计策略→生计后果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村民搬迁后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有明显改善,影响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最重要的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其次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在显著优势的村户更容易获益而具有高可持续生计能力;村户利用社会资本优势也可以维系中等程度的生计水平;那些在度假区就业的村户,普遍缺乏生计资本,其生计可持续性较低。拆迁补偿和提供就业仅是维系村民生计的最后的一道保障,引导人力资本的提高才是关键。这需要政府将针对居民的培训以及就业心理干预工作一并纳入拆迁配套政策之中。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外围为例

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以河西走廊六县为调研对象,建立了农户生计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揭示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无论是项目组还是对照组,农户的5种生计资本整体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极度匮乏,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丰富,因此农户生计资本单一且配置极不合理,从而导致农户脆弱性程度高。(2)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农业生产,而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非农产业。(3)经定量评估对照组农户的农业兼业化程度要比项目组农户高。基于此,政府可以采取诸多措施来改善农户的生计现状,从而提升农户的生计水平,进一步转变当地农业的发展模式,缓解生态压力。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研究

对重庆市贫困与生态脆弱区的云阳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376 户农户调研基础上, 将农户划为纯农户、农业主导户、非农主导户和弃农农户, 基于生计视角对农户转户退耕决策进行了解释。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农户兼业普遍, 兼业是农户重要的生计策略;从纯农户到弃农农户, 农户生计资产依次递增, 尤其是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②随着兼业程度提高, 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多元化。纯农户生计高度依赖土地;农业主导户开始选择非农兼业;非农主导户生计多样化指数最高;弃农农户生计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③生计是影响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的关键因素:纯农户生计资产匮乏, 决策受政策导向明显;作为理性经济人, 对土地经济收益的依赖使农业主导户转户退耕意愿不明显, 对政策响应平淡;非农主导户将权衡转户退耕的补偿与损失, 政策响应模糊;弃农农户资产丰富, 对转户退耕决策响应积极。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可持续生计视角, 本文提出了理性政府行为的3 大对策, 即:建立转户退耕的社保及补偿、激励机制;基于农户生计视角, 实施各种工程措施及惠民政策, 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针对不同区位的农户实施差别化的政策。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农户对禁牧政策的适应性——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为了保护草原生态环境,2002年起国家全面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在草原破坏严重的地区实施禁牧政策。政策实施后,草地生态明显恢复。作为草原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禁牧政策的最直接承受者,农户对政策的适应性直接影响政策的顺利进行以及生态环境恢复的可持续性。基于宁夏盐池县入户调查资料,研究了不同类型农户对禁牧政策的生态环境效应感知以及对禁牧政策适应能力感知,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对禁牧政策的应对策略,探讨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盐池县社会-生态系统尚处于不理想的系统稳态,生态系统恢复明显,但社会系统的适应性较低。农户普遍认为禁牧政策实施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改善,但对禁牧政策满意度感知处于中等水平,对禁牧政策适应能力的感知处于较低水平。由于生计方式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不同类型农户对禁牧政策的适应性感知差异较大。（2）不同类型农户采取不同适应策略应对禁牧政策实施造成的影响。纯农户适应策略以收缩型为主,兼业户和非农户以调节型为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户以收缩型为主,高收入农户以调节型为主。（3）农户对禁牧政策的适应成本、自我效能和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适应性策略类型选择的主要因素。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民勤绿洲区为例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2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留守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劳动力转移的行为和经历对贫困农（牧）户的生计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了留守家庭成员进行新的生计选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在资本变动和要素约束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户进行着不同的生产决策,并形成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以甘南牧区为例,通过解析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量,总结典型的劳动力转移农（牧）户家庭主要的生计策略模式,揭示了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关系,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结果表明：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劳动力转移的外出时间、务工去向与转移劳动力工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这可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促进当地农（牧）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产业发展背景下黄土高原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以陕西省长武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黄土高原乡村转型明显,农户生计演化日趋剧烈。以黄土高原长武县为例,运用熵权法、贡献度模型和Logistic交互分析等方法,厘清长武县1990年以来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历程及其主控因素,揭示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关系。研究发现：(1) 1990年以来长武县人地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其乡镇形成县域服务型、煤业生产型、苹果产业型与政策依赖型四种类型,各类别间乡村转型水平差异显著;农户生计类型逐步多样,分化为固守型路径、渐升型路径、回落型路径、俱进型路径,各路径影响因素差别较大。(2)乡村转型历程中乡镇的经济水平与劳动力是乡村转型的基础,乡镇产业发展决定乡村转型方向,电商因素助力乡镇农业产业链完善。(3)农户生计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与乡镇产业基础是农户生计类型改善的前提,“耕地依赖”限制农户生计非农化发展,金融资本与产业发展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化,社会资本与电商因素促进农户生计演化升级。(4)在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过程中,乡镇处于发展的快车道,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农户为被动适应的角色,仅少部分“乡村精英”能与乡村转型进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