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动力因素和集聚模式

论文以高科技园区如何促进智慧产业集聚为研究导向,总结智慧产业集群演化、集聚模式等的研究进展,先基于信息产业的已有分类标准,界定高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概念和产业分类;然后基于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2002—201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的空间布局演化和产业增长格局,以波特经典钻石模型为理论框架,细化分析演化过程背后的动力因素,得出高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细分动力因素模型,继而以主要动力因素为依据,提炼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集群演化的主要集聚模式,得出结论:①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演化呈现“一核多园”的先政策引导、后自然溢出的协同发展格局,从海淀核心区向周边园区先辐射集聚,然后基于各园区间的交通、楼宇等生产要素,逐步在非园区范围连贯成片;② 海淀作为核心区集聚了各细分智慧产业,其他各分园则主要在个别细分智慧产业形成集聚优势;③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的演化主要受生产要素、政府影响变数、相关及支持产业等3大因素影响;④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有生产要素驱动、产业平台驱动、商业地产企业驱动等3种集聚模式。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空间演化研究——以大湘西为例

基于协同耦合视角探讨综合交通与旅游产业集聚的适配机理,并从县域尺度构建交通优势度模型,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2000—2019年大湘西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失配现象逐步改善,适配均衡性逐渐提升,形成以永定区、凤凰县、吉首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2)适配水平整体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局部集聚模式多元化,表现为由慈利县、花垣县、吉首市向辰溪县、洪江市降低趋势。(3)区域创新效率、旅游资源丰富度、城镇化水平等对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始终是影响适配的主导因素。     

中国西部园区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ArcGIS 10. 2,SPSS 23. 0,GeoDa等软件平台,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1990—2015年中国西部园区的空间格局和演变过程,并运用空间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西部园区分布不均衡,且经历了"布点—扩张—集聚—填充—整合"的阶段性空间扩展过程;(2)园区中心不断迁移,集聚中心及集聚尺度不断变动,县域园区数量空间关系不断重构,总体上处于多中心、多尺度、集聚式的动态空间格局之中;(3)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科技创新条件、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子影响中国西部园区空间格局。     

区域旅游交通服务功能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机理--以云南省为例

在构建交通服务功能模型和旅游效率评价指标基础上,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法、Bootstrap-DEA模型、双变量LISA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2000-2016年云南省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解析交通服务功能对旅游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2000-2016年云南省交通服务功能整体呈上升态势,呈现典型“核心—边缘”空间格局;旅游效率总体水平呈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格局。2)云南省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效率总体呈现空间集聚和依赖特征,双变量局部Moran散点主体落点呈现“高—高”和“低—低”空间聚类模式,表明评价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效率关系时不能忽略空间效应。3)云南省交通服务功能对旅游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佐证了交通是区域旅游效率增长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本地交通服务功能每提升1%,将会带动本地和邻近地区旅游效率分别增长0.2752%和0.1456%。4)经济实力、信息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对本地旅游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经济实力、信息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对外开放度对邻近地区旅游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1991-2012年大陆台资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化

台商投资可促进大陆产业升级和两岸关系稳定。基于1991—2012年台商对大陆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将大陆台资制造业细分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并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台资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要素。结果表明:1大陆台资制造业行业结构有明显的阶段变化,与岛内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2大陆台资制造业空间分布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在集聚主导下呈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扩散态势,并由南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格局发展为南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双集聚中心,最后演化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中心;3东部沿海地区承接南部沿海地区的三类产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高度集聚区,中西部则主要吸引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4不同阶段影响台商对大陆不同类型制造业投资的主导因子不同。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及其诱致性

利用2000—2018年农业专利申请数据刻画农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时空格局特征,通过归纳总结的方法挖掘其诱致性规律。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整体时空演化趋势与施莫克勒假说的路线较为吻合。农业专利申请量呈现出指数型增长;高高集聚区从东北地区向长三角地区转移,低低集聚区稳定在西部地区并有扩大趋势。（2）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受到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和施莫克勒假说的复合影响,市场需求诱致性特征更加明显。因技术类型不同,农业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格局受差异化的诱致性影响。联合作业机械技术创新产出在空间上的集聚与要素价格诱致性相关性较强,而农作物防治、畜牧养殖、渔业生产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产出则表现出较强的市场需求诱致性。研究结果为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合理配置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提供了参考,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深圳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深圳市2007—2017年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数据,通过全局墨兰指数、核密度分析与热点分析研究深圳市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特征,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高新电子信息企业全局集聚强度进一步升高,其分布经历了“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过程;企业空间集聚由“双核共振”转变为“三足鼎立”格局,并形成“高新园区型”、“老工业区型”和“龙头企业型”三种集聚模式;园区政策、产业集聚一直是深圳电子信息技企业分布的关键影响因子,交通和区位等基础因素影响相对偏弱;影响因素的变化显示出产业集聚、对外交通因子的影响显著提升,知识技术因子的影响开始显现。     

地方品质驱动新时期中国城市创新力时空演化

针对2001—2016年中国地级市地方品质驱动创新力时空演化格局的研究表明:①2001年来地市创新力差异趋于持续扩大,且呈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创新力差异自2008年来趋于缓慢下降,而创新力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②东部沿海地市存在稳定提升创新活力的多邻域创新极,中西部高创新力地市多位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中心。③地市创新力演化存在固着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且呈现出时变的累积与惯性效应,创新高增长协同发展态势整体较弱。④地方服务品质、消费品质、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品质对创新力具有重要影响,地方环境品质、交通便利和吸纳外资品质的影响程度较弱。     

中国粮耕价值比与种植结构时空耦合演化及分区调控

耕地粮食产出价值与种植结构均深刻影响着国家粮食安全,探讨耕地粮食产出价值与种植结构的时空耦合变化,可理清两者关系,助力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本文以中国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在深刻解读粮耕价值比和种植结构内涵的基础上,综合利用Simpson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2004—2020年中国粮耕价值比和种植结构耦合时空演化,以揭示其时空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4—2020年各省份粮耕价值比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北向南”和“由西向东”的双重递减态势;② 种植结构空间格局呈现由“胡焕庸线”沿线区域向两侧递减的空间分布形态,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多样性递减明显;③ 粮耕价值比与种植结构耦合协调度介于勉强耦合协调与高度耦合协调之间,表现为规律性空间集聚,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呈高高集聚,具有“匹配性优势”,东南沿海地区呈低低集聚,有待“匹配性改良”,总体表现为：“东北、中部高,东南部低”的态势。本文认为应依据要素空间集聚和扩散的分异特征,因区施策引导耕地粮食品质化与多元化协同演进,促进粮食结构与效益匹配发展。     

黄河流域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尺度分析北大核心CSCD

旅游景区合理布局是实现黄河流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根本保障,识别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如何随尺度发生变化,对黄河流域的景区多层级统筹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地理因素的空间尺度效应,从县域、市域、集聚区3个尺度构建了分析框架,利用统计与GIS技术揭示黄河流域A级景区多尺度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空间叠加分析等揭示各尺度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A级景区整体呈东部和南部密集、西部和北部稀疏的空间格局,流域南部形成一个中高密度弧形带。随着研究尺度增大,景区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程度逐渐降低;(2)县域尺度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密度对景区格局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植被覆盖度、年降水量、到最近河流距离、国家湿地公园密度。人口密度是市域尺度影响程度最大的主导因素,非主导因素在与各主导因素交互后形成强烈的增强效应。集聚区尺度景区格局主要受年降水量、植被覆盖度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刚性约束;(3)3个尺度的影响因素明显不同,不同尺度景区格局并不是主导因子简单组合或累积的结果,而是自然环境、旅游资源、社会经济及区位复杂交互后的产物。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8年多时空高分辨率全球城市边界解译数据,从省域、市级和县区级3个尺度测算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并综合应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探等方法探讨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总体不高,在县区尺度上68.3%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高土地经济密度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沿海地区;在市级尺度上,57.5%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值,空间分布上集中在中下游地区,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河南省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在地市尺度和县区尺度都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值集聚区（HH）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低值集聚区（LL）集中在陕、甘、宁等西部地区,低值异质区镶嵌分布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周围。不同尺度上的空间集聚区的空间分布范围也表现一定的差异,在县区尺度表现出了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③ 人均GDP、人口规模、地方财政科技教育投入、二三产业劳动力密度、区位质量指数等对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影响较大。同时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表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来说,资本投入强度、人均GDP和区位质量指数对于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城镇土地经济密度都有较高的解释能力。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黄河流域91个地域单元的专利授权数据测度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4—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演变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创新格局地带性差异显著,呈下游—中游—上游梯式递减态势。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显著,高-高和低-低集聚现象明显,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下游山东半岛,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上游省区,并且低值集聚区范围远大于高值集聚区。政府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信息化水平、金融环境、经济外向度6个指标共同影响着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其中,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投入影响较大,经济基础和人才要素次之,金融环境和经济外向度影响相对较小,所有因素影响均为正。     

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以黄河流域城市群为研究空间单元,通过文献梳理识别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过程。研究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状态,并且由初始相对均衡转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流域分异特征。产业各维度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产业活力、创新效率方面,上、中、下游分异明显;各城市群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上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不足,与中下游城市群差距在扩大;各城市群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趋于加重,黄河流域中游城市群成为环境污染的高值区。     

黄河流域经济韧性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黄河流域应对外部冲击的经济韧性能力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经济韧性指数,分析了黄河流域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究其决定因素。结果发现：① 黄河流域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抵抗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显著下降的态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黄河流域中南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相对较高;② 黄河流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在空间上表现出经济韧性水平高（低）的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分布,且空间自相关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③ 相关多样性、专业化、政府管控和第三产业比重均显著的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而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④ 黄河流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经济韧性水平城市的发展将促进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     

武汉市道路结构与商业集聚空间关联分析

城市道路结构是影响城市商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研究二者之间的关联对于商业布局和道路规划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文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模型计算道路结构指标,采用GIS核密度法计算2014年商业兴趣点(C-POI)密度以分析商业集聚的空间结构,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道路结构变量与商业集聚程度的关联关系。结果显示：①道路结构指标中,与商业集聚关联最强的是道路全局集成度。在各商业类型中,与道路结构相关程度最大的是金融保险服务集聚。②道路连接值和全局集成度值分别与商业POI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总深度值与商业POI密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呈现“高—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商业POI密度随控制值升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③商业集聚分布呈现为“核心—过渡区—边缘区”的多核心多层次结构,“高—高”集聚与“高—低”集聚模式集中分布于“核心”及其附近的“过渡区”。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空间特征与影响机制分析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地带和生态屏障,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探索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18年的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采用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13—2018年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倒金字塔形结构特征以及下游>中游>上游板块递减特征;（2）经济发展重心位于陕西延安市,演变轨迹总体上朝着东南方向移动。标准差椭圆长轴有所增加,短轴则有所减少,椭圆方向与黄河流向大致相同;（3）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整体上不具有空间依赖性与溢出效应,高高（HH）集聚区集中于银川、咸阳、东营等地,黄河上游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省际交界区长期处于低低（LL）集聚区,低高（LH）集聚区大都位于省会城市或省域次中心城市附近,相应省会城市除银川外均处于HL聚集区;（4）从内外部影响机制来看,城镇化、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交通条件均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自然地理条件则产生了明显的地理环境约束作用。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5—2017年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数据,构建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研究期限内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由“高效率小差距”向“低效率大差距”演进,说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断凸显。②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的贡献,科学技术尚未发挥重要驱动作用。③ 研究期限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存关系,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④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性显著,高效率地区的东西分布、南北分布的地域差异性突出,集中表现在以城市群为载体呈集群式发展。最后采用Tobit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政府调控与市场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及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与作用效果。     

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及其空间格局——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

完善的城市体系可以不断优化各个城市的时空资源并强化区域城市的集聚效应,切实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综合效益最大化。受惠于城市因素流与城市作用潜力的显著相关关系,节点体系研究可以准确测度城市体系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又避免了功能体系研究所需矢量数据的难以获取与测算庞杂,而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可以综合地定量测度城市地区人类活动的广度与强度。基于夜间灯光指数的引力模型定量测度中国341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二阶段聚类法综合分析其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中国节点城市被划分为7 大国家节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与沈阳）、26 个区域节点城市与107 个省域节点城市,而中国城市体系则被划分为2 个国家城市体系（北方城市体系与南方城市体系）、8 个区域城市体系（华北城市体系、东北城市体系、西北城市体系、黄河中游城市体系与华东城市体系、华南城市体系、西南城市体系、长江中游城市体系） 与31 个省域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的地域范围是相对的、局部的,没有明确的识别界线,不过通过对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与顾朝林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综合比对评估,总体而言,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对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进行实证研究是可信的和可行的。     

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集聚及与交通的 空间关联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