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

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度重配过程。     

地域重构视角下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

从资本、权力与社会的地域重构视角系统探索了中国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分析珠三角典型的“飞地经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地域重构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区域空间生产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动员,另一方面企业主体的空间偏好决定了区域空间生产的结果。其次,区域治理对区域空间生产的多尺度修复是动态调整的,以资本的空间需求为导向。最后,区域空间生产与区域治理协同演进并相互促进。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区域的形成是“规划中心,市场为器”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区域尺度的具体表现。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对地方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需要更深层次的激励机制与制度设计。     

深汕特别合作区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研究

伴随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资本重组,资本的空间修复客观要求以新的跨界区域治理模式组织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中国传统跨界产业园区建设路径依赖于区域发展中“省-地方”分层设权治理模式。以珠三角地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的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是在传统路径依赖基础上的一次制度创新。通过分析模式产生的产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与现实发展概况,并解构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组织架构、空间发展政策及利益分配机制,发现省政府的放松管制与资源注入,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分工协同是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区域治理模式的产生将会对中国区域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及政府职能转型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构建

中国的区域发展面临跨政区整合及其协调机制重构的挑战,区域发展的冲突和矛盾在"行政边界地带—地方政府—跨政区协调"这一主题下交织和渗透,并在行政边界地带被聚焦和放大,行政边界地带成为跨政区矛盾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该文聚焦于国内外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的研究成果,构建了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地方政府、企业机构、当地居民和民间组织构成跨政区协调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技术途径、组织途径和社会途径等方式,通过冲突、边界共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多边经济合作与竞争、边界生态环境治理等议题展开边界协调讨论。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际断头路联通障碍及治理路径研究

城际断头路是中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如何通过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联通断头路是区域跨界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基础上基于尺度间话语和组织互动视角构建区域跨界治理分析框架,进而选取长三角地区两条位于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区域合作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中归纳了断头路联通存在的主观和客观障碍,以及国家战略干预下断头路联通的区域跨界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强-弱组合型的区域合作中,双边话语权不对等和地方本位主义引起合作主观障碍,区域发展及地方财政实力差异、规划调整困难带来合作的客观障碍。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规划将断头路联通纳入地方政府工作内容,加之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督促,形成了以区域合作为主流的政策话语环境,破除了城际断头路跨界治理的主观障碍。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实体化、兼具横向和纵向协调功能的区域协调平台,打破相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编制区域合作行动计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实到各地方政府的年度建设计划,破除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资金短缺的客观障碍。     

对机构改革背景下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思考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自然资源部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整合空间规划、保障空间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在借鉴国外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础上,按照适应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基础、适应未来空间开发和空间治理变化的需求,提出构建层层传导的空间规划体系确保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得以落实;提出在微观尺度空间规划进行空间开发权与土地利用权的分配,作为实施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律依据,保障地方多样化、灵活化的发展;通过构建“宏观政策性/指导性规划—中观衔接性规划—微观实施性规划”的空间规划体系,为国家建立和完善空间规划体系、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单元功能认知及其融合路径——以成都市为例

国土空间治理是新时期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整治及修复的重要战略手段。当前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在空间尺度上存在主导功能衔接失配,亟待统一不同尺度空间单元以统筹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据此,面向传统治理单元管制边界的针对性问题导向,提出“通过不同理念或方式界定的国土空间单元具有不同的功能导向”等研究假设,并构建土地利用冲突、生态系统障碍、社会发展状态等指数在行政区划单元、自然生态单元、社会发展单元等治理单元上以成都市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研究区国土空间治理问题属性的空间格局特征差异化显著,人类活动范围与自然环境限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区域内治理问题发生的核心因素。在空间相关性分析方面,所有治理问题类型在不同空间单元上均呈现显著自相关性,且均通过0.05显著性检验,但不同空间单元具有理论指向性特点。其中,社会发展单元更适合解决经济发展动力差距问题,自然生态单元更适合解决生态系统连通阻力问题,行政区划单元则更适合解决事权管理冲突问题。在此基础上,利用景观单元协调不同尺度空间单元的问题属性,将研究区划分为高山地带发展动力衰弱型（22.98%）、丘陵地带治理属性均衡型（11.55%）、乡村地区管理冲突加剧型（44.57%）、城乡边缘区发展主导复合型（9.44%）、核心建成区连通阻力增强型（11.46%）5类空间,进而实现多尺度空间单元的跨行政区融合路径。综合而言,有必要建立管理-保护-发展功能嵌套的空间单元集成体系,通过细化景观尺度将权力和责任从政府机构拓展至更广泛的行动参与者,系统地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效能。     

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

系统回顾西方尺度理论,尤其是尺度生产（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理论,借此阐释中国城市区域治理形成的尺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区域包括城市群与都市区2个地理尺度;治理尺度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金字塔;治理尺度的动态重配并与地理尺度相耦合的过程是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建构的本质;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政治经济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过程中持续动态调整;中国城市区域的产生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结果,来克服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模式的体制危机;城市群治理以柔性尺度重构为主,都市区治理以刚性尺度重构为主;城市区域内部产生复杂的多主体间的尺度博弈。     

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价值传导与目标演进

基于对国土空间及空间规划内涵的梳理分析,深入剖析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内在价值传导关系,探讨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构建逻辑。研究认为：1）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与国土空间治理指标之间有着严密的价值传导关系,不同层级政府的战略目标和空间治理理念在传递中分化衍变,导致规划指标体系在关注对象、控制性、统筹性等方面的差异;2）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的建构,需要基于价值传导和指标控制的协同,以及基于战略目标导向和国土空间治理的统筹,成为规划导向落实的重要抓手;3）多规并行时代的规划指标体系构建共识正在打破重组,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指标体系需要认清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对国家战略的逐级落实和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做出响应。     

地方自治背景下印度尼西亚空间规划面临的挑战

空间规划通过协调区域活动,合理地利用空间,辅助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事务的治理。印尼的空间规划由总统制定、落实,它体现着国家政治层面的发展愿景和任务。当国家治理结构改变时,各区域的空间规划及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也随之改变。分权化和地方自治是2001年以来印尼政府体制的重大变革。通过相关规划法律条文和文献分析,发现空间规划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资金和专业人员的缺乏、政策交叉现象和空间规划违规行为等。此外,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对空间规划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系统的管理增加了区域收入,以支持空间规划的实施;其次,地方政府开始优先聘用空间规划的专业人员,制定更加有效的空间规划政策;最后,各地区加强了对空间规划违规者的执法力度,增强了区域间团结意识,从而促进地区繁荣发展。目前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仍存在着大量的博弈和冲突,应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保障地方对地方相关事务决策时的参与权,建立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的机制,提高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Game strategies in government-led eco-compensation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s of scale

China's policy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co-compensation) in watershed eco-systems is of economic,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of natural areas.It involves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regional stakeholders,coordin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nvironments and establishing effec-tive cooperation models,making it a classic topic for geographical research.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stickiness" to the theory of politics of scale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game behavior of government entiti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Our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government entities at various levels,including the central,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experienced the three stages of game strategy of competition,cooperation and"coopetition";building a government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can promote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and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by the central govemment is key to achieving inter-provincial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there was clear institutional stickines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vertical" model of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to a "vertical-horizontal"model,with government entities using policy innovation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o limit and reduce stickiness so as to reshape the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system;scalar jumping is the core mechanism that promoted eco-compensation in the study basin,and government entities shaped the discourse on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by redistributing powers and capital and creating informal constraints,which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compensation from a "strong state-weak society" structural model,to a "strong state-strong society" model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regional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s,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ational evaluation and guidance of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practices,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atersheds.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文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的研究进展和前沿问题,以拓展国内区域环境治理研究,对认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深入发展以来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矛盾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所启示。文章回顾了20多年以来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出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治理模式与影响效应3个重点议题。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层面环境问题的应对已成为环境治理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各主体之间采用了由国家政府或者地方行动者主导的协调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区域层面的环境参与受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资源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文章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政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的组织框架,实施环境治理的地域因素、影响效应,探索促进区域发展的制度安排。     

RURAL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Rural governance has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bo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early 1990s. It is touted as a way to mitigat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unit‐based approaches to problem solving and decision making and to foster partnerships across both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and sectors (public, private, and nonprofit). Established in 1962,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rc&d ) program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ovides a unique model of rural regional governance. Acting as a coalition of governments, private businesses, individuals, and interest groups, the rc&d program provides the flexibility needed to deal with issues at the appropriate spatial scale. It incorporates aspects of both grassroots and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an bring together local interests and expertise with governmental policy and support in service provision, problem solv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pproach does not necessarily entail loss of power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but it does provide a mechanism for local people to exercise their agency, to tackle their problems, and to decide which elements of their lives they want to sustain.     

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与国外大都市区比较研究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断成熟,良好的区域治理机制愈发重要。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积累了良好的基础,也面临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认识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模式的特征,提出优化建议支撑区域规划落实。论文立足比较研究的视角,以治理机制为核心,围绕参与主体、治理手段、协调机制3个维度建立起比较研究框架,概括总结了京津冀地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日本东京首都圈、法国巴黎大都市区等首都所在区域的治理模式特征,并开展横向比较。结果表明：①多元主体参与是良好区域治理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建立明晰的主体间权责关系;京津冀相比国外实践,虽主体多元,但权责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以设立承上启下的区域机构为契机,应加快梳理相关关系。②行政手段、市场手段与法律手段相辅相成,是保障区域治理效率的基础;京津冀相比之下更侧重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有限,法律手段相对薄弱;应优先增强立法建设,进而促使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相互平衡、良性互动。③多边协商机制是区域治理有序运行的保障;京津冀在决策中已有较好的协调机制,但矛盾仲裁与动态监管方面仍显不足;应加快健全整体协调机制,贯穿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