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中国省域能源消耗碳排放安全评价

碳排放安全评价和预测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根据1996-2012年统计数据,基于压力—响应模型,从经济、社会、环境3个层面构建省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安全的时空分异,并运用GM(1, 1)方法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996-2012年,中国碳排放安全综合指数在临界安全区间内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压力系统指数与综合指数变化态势趋于一致,响应系统指数表现为上升趋势;多数省区处于临界安全状态,亚安全状态省区逐渐消失,安全等级差的省区出现南移现象;大部分省区压力系统恶化的同时响应系统好转;区域间碳排放安全差距逐渐缩小,高压力低响应的区域大量减少。预测发现,2020年全国大部分省区处于临界安全或以下状态,碳排放安全情况不容乐观。     

“双碳”目标融入高中地理教科书研究：框架构建与评估分析

地理学科在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教育任务方面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肩负着重要使命。本文基于国家“双碳”政策文件,遵循政策性与实践性、系统性与专业性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双碳”目标融入高中地理教科书的内容框架;基于框架评估人教版高中地理教科书融入“双碳”目标的内容要素,通过解构分析,为高中地理教科书修订提出建议。     

中国省域碳强度空间依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在估算各省域碳强度的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时空跃迁测度方法以及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了1995~2015年中国省域（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地区）能源消费碳强度的空间依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① 中国省域碳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到小幅波动的特征,碳强度相似的省域趋向于集聚,表明中国省域碳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②省域碳强度存在不均衡的发展格局,高-高集聚的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部,低-低集聚的省域多分布于中国东南部。③碳强度空间集聚总体呈优化态势,高-高集聚的省域在减少,低-低集聚的省域在不断增多,但不同省域在碳强度的空间集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④ 碳强度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4个解释变量对碳强度的影响程度依次为：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均GDP;且各因素对碳强度的影响在不同省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中国省域城镇居民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从消费角度出发,分别对2003和2012年中国城镇（不含港、澳、台地区）居民碳排放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城镇居民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人口因素对区域分异有弱化作用。从城镇居民人均碳排放来看,不同地区消费构成、能源结构、产业结构3因素对城镇居民碳排放影响的差异总体表现为：消费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与其他部门相比,大多数地区工业部门的生产能耗、投入产出周转量和产品购买量是影响当地城镇居民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各地区城镇居民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政府应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地能耗模式、产业模式和消费模式因地置宜管理城镇居民碳排放。     

“双碳”目标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生态福利绩效是探析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关系、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论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尺度生态福利绩效,在识别其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面板Tobit模型探讨驱动生态福利绩效演变的因子,最后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揭示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① 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缓慢衰退→波动→快速发展”的演变特征;②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总体上呈“核心—外围”态势,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交界处“中部塌陷”特征明显;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是在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人口集聚、发展共享、对外开放等多因子循环累积和共同推动下形成的,存在内源转化与外源驱动双重作用路径,并且与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在“双碳”目标下揭示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有助于厘清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的转化机理以及生态福利绩效与碳排放的作用关系,可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开展跨学科深度研学，实现“双碳”目标教育——能源与全球气候变化项目式主题学习

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是中国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承诺,对学生开展“双碳”教育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本文以“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突破口,确定了以“助力碳排放,中山在行动”为题的能源与全球气候变化项目式主题研学框架,开展跨学科深度研学,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果汇报”的项目式研学活动,确定课程主题,选择课程内容,参与课程实施,展示课程成果,设计出融合不同学科的“零碳校园”方案,倡导从身边做起,助力碳减排,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教育。     

“双碳”目标下中国服务业碳强度时空交互特征及跃迁机制

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如期达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服务业的低碳发展是必然趋势。基于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交互视角研究了中国服务业碳强度差异格局、空间关联、动态演化及跃迁机制。结果表明：(1) 2005—2019年中国服务业碳强度的总体差异存在动态收敛趋势,在空间上也呈现显著的聚类现象,且空间集聚水平逐渐趋于稳定。(2)在服务业碳强度局部空间结构与依赖方向上,西北与东北地区波动性较强,东部沿海地区相对稳定;在碳强度时空跃迁的过程中整体表现出一定的转移惰性,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或路径锁定特征,其中中部、西部的多数地区始终保持高碳强度属性,是制约中国服务业协同减排的关键区域。(3)服务业碳强度的时空网络格局主要以正向关联为主,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但少数邻接省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时空竞争。(4)各地区服务业碳强度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存在差异,其中,东部沿海省份主要受人口—城镇化制约模式的影响,西北、西南和东北的多数地区主要受技术—规制驱动模式的影响。自东南至西北,中国服务业碳强度的跃迁模式逐渐呈现出“同向制约—反向发展—同向发展”的阶梯递变格局。因此,政府减排政策的制定不仅应统筹考虑...     

产业转移背景下广东省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碳转移分析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工业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由于工业产业升级和转移所引起的碳排放空间重塑也成为低碳发展研究的新方向.本文综合运用碳排放量物料平衡法及结构分解模型,核算2001-2017年广东省城市工业各行业的碳排放量,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同时在产业转移背景下,分析工业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碳转移格...     

中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通过测算全国30个省域2000—201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自然段点法,分别对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各省碳排放量进行分类,分析其空间分异化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了相邻各省份碳排放量的空间关联性。在此基础上,运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从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角度,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结果表明：1）时间上,我国碳排放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14—2015年仅下降2%。除北京市外,其余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空间上,高值碳排放由环渤海及东部沿海省份逐步蔓延至中西部个别省份;2）各省域碳排放主要呈现高高集聚和低高集聚的特征,高高集聚稳定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和江苏省,北京市和天津市与高碳排放的省份形成一个低高集聚区域;3）东、中部比西部省份更易受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是驱动作用,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是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对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有正向驱动和负向抑制作用,除贵州省外,其余省份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均是正向驱动作用。     

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

基于1992-2013年中国城市遥感模拟反演碳排放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科夫矩阵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在同时考虑碳排放的时空滞后效应和不同地理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条件下,对城市碳排放的演化路径和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识别和减排政策探讨。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正逐步缩小,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同时碳排放类型演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均碳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均碳排放处于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阶段,二产偏重的经济结构和投资的粗放增长共同正向作用于城市碳排放,而人口的集聚效应、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度和公路运输强度的增加则共同抑制城市碳排放水平的提高。因此未来要抑制促增因素和发挥促降因素的作用才能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优化产业结构、精简粗放投资、增加研发强度以及提升公路通达性是未来实现中国城市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中国碳中和路径预测

科学地预测和分析不同情景下中国碳中和路径有助于碳中和目标的合理推进,但当前研究仍缺少结合碳源—汇变化趋势的综合性分析与应用国际耦合模式情景的系统性分析。本文运用WITCH综合评估模型与IBIS植被动态模型模拟了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下21世纪中国碳源—汇路径,对中国碳中和时间及路径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碳汇逐年值存在3~4 a的周期性波动。RCP6.0气候情景下中国碳汇总量均值稳定在约0.30 Gt C/a;RCP2.6气候情景下中国碳汇总量均值呈下降趋势,到2065—2100年下降至约0.18 Gt C/a。② 中国碳排放总量受到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与政策强度的共同影响,在中高强度减排政策下中国碳排放均在2025—2030年达峰后呈下降趋势,其中SSP1/SSP4—高强度碳减排政策情景下碳排放在2060年降至约0.30 Gt C/a并实现碳中和目标。③ 基于典型碳中和情景的路径研究,实现碳中和目标应积极促进清洁能源技术进步与应用,推进非电力能源向电力能源转变,推广生物质能源及CCS技术,并积极倡导电动汽车的发展。     

基于城镇化的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论文选择中国1897个县级城市作为研究单元,基于CHRED-online碳排放公开数据库以及县、县级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及人口、经济、土地多维度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量非均衡性较高,碳排放总量高值地区数量少,但数值较大。② 碳排放总量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东高西低格局,高值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中部大城市周边和内蒙古中部、北部地区,呈“簇状”分布结构。人均碳排放强度和经济碳排放强度则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主要聚集于内蒙古中部、北部和新疆青海交界地区。③ 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对县级城市碳排放总量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总量影响不明显。经济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各指标之间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影响最为剧烈,并呈现非线性增强作用。④ 在分地区差异性比较中,城镇化水平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影响作用最为剧烈。在同一指标的解释力和关键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方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结合高碳排放区域和城镇化影响作用机制,进行差异化控碳路径选择。     

新疆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区域层面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是有效实现碳减排的重要研究议题。以经典的IPAT模型为基础,采用扩展的STIRPAT环境压力评价模型,对1952-2014 年新疆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定量研究各个驱动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前（1952-1977 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2000 年）和西部大开发时期（2001-2014 年）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区域碳排放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各个影响因素对新疆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在三个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之前（1952-1977 年）,碳排放强度和人口规模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能源消费结构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改革开放之后（1978-2000 年）,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碳排放强度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西部大开发时期（2001-2014 年）,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碳排放强度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     

基于EKC框架的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利用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失业率、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① 传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型EKC假说成立,受教育程度（-0.061）、失业率（-0.062）和贸易开放程度（-0.170）的提升有利于降低人均CO₂排放量,其中,贸易开放程度的减排作用最为明显;城市化水平（2.113）的提高会增加人均CO₂排放量。② 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拟合曲线呈正“U”型,而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则呈现典型的倒“U”型曲线良性发展状态。③ 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得EKC向下方移动,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得到减轻,且高旅游专业化区域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相对较高,而其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则相对较低。     

我国城市居民直接能耗的碳排放类型及影响因素

针对我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在测算了近9年居民直接能耗导致的CO₂排放量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对比,并分析城市居民直接能耗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全国分为6类城市居民直接能耗碳排放类型;高碳排放型城市的地均碳排放强度、人均工资碳排放强度及居民直接能耗CO₂排放总量等方面均比低碳排放型城市高,人均地方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低于低碳排放型城市,并多为经济发达城市和资源丰富城市,其碳排放构成上分别以电、交通能耗碳排放和气碳排放为主导,高碳排放型城市居民直接能耗CO₂排放量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86.20%。我国大部分地级城市居民直接能耗的碳排放属于相对低碳排放型,其人均CO₂排放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所在地的降温度日数(CDD)、采暖期、采暖强度、人均能源供给量、居民的人均工资、城市人均地方生产总值是影响城市居民直接能耗CO₂排放量的主要因素。     

Regional inequality,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ity-level energy-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Data show that carbon emissions are increasing due to human energy consump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efforts to reduce this growth in carbon emissions as well as to formulate policies to address and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Chinese carbon emissions, few have been carried out at the city-level because of the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relevant energy consumption statistics. Here, we utiliz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arkov-chain transitional matrices, a dynamic panel model, and system generalized distance estimation (Sys-GMM) to empirically evaluate the key determinants of carbon emissions at the city-level based on Chinese remote sensing data collected between 1992 and 2013. We also use these data to discuss observe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aking into account spatiotemporal lag and a range of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nd economic weighting matric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regional discrepancies in city-level carbon emissions have decreased over time,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a marke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a ‘club’ agglomeration of high-emission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patterns also shows obvious path dependence, while the results of panel data analysis reveal the presence of a significant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per capita GDP. Data also show that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have increased in concert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most cities, and that a high-propor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y and extensive investment growth have also exerte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city-level carbon emissions across China. In contrast, rapid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mprovements in technology, increasing trade openness, and the accessibility and density of roads have all played a role in inhibiting carbon emissions. Thus, in order to reduce emiss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legislate to inhibit the effects of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release of carb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cting to encourage those that mitigate this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we argue that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 streamlining extensive investment,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road accessibility are all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increase energy savings and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cross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