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乌兰察布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乌兰察布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年～2020年)实施7年来各项指标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全市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已经实现。建设用地中建设用地总规模未突破指标,剩余指标空间56071.6公顷。城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工矿用地已突破指标,尤其城镇工矿用地已超出规划下达指标的22%;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指标剩余空间较大,分别为:8658.33公顷、4244.78公顷、50919.29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用占用农用地、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均未突破规划目标,指标剩余空间分别为4217.94公顷、5624.61公顷、3853公顷。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机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

从构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解释框架入手,以东北地区为例,探究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可划分为“经济低速增长,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与“经济波动,城镇化稳定发展,人口转型期”两大阶段。② 伴随经济社会转型,东北地区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数量上,区域耕地规模持续扩张,但增速放缓,耕地内部水田占比上升;林地与草地规模持续缩减,但下降速度放缓;区域建设用地加速增长,增长主体由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在空间上,耕地分布重心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林地与未利用地分布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建设用地与草地分布重心呈现显著的转折特征。③ 东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是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由冲突到协调的持续性重构过程。区域功能定位以及经济现代化与城镇化是导致土地利用转型的核心因素。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是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综合作用的结果,两者间存在耦合与拮抗过程。前者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后者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速度与强度。     

塔里木盆地南缘和田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遥感研究

中国西部干旱区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是全球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热点区,为此论文基于1990—2016年4个时段的遥感卫星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分层分类影像解译方法完成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和田地区(简称和田塔里木地区)土地利用调查,重点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发展模式和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990—2016年,和田塔里木地区耕地持续加速扩张(增长率为2.9%/a),呈现渐进式扩张和骤变式开垦2种发展模式;建设用地面积增加(12.1%/a),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发展、农村居民用地和交通用地的增加;耕地和建设用地扩张导致林灌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和田地区县域土地利用发展不均衡,和田市建设用地比例最高,和田县与墨玉县的农业和建设用地扩张总量和速率最大,其次是洛浦县和于田县,皮山县、策勒县和民丰县农业和建设用地增长相对缓慢;总体上,和田塔里木地区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扩张在新疆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水平,今后一段时期快速的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居民点用地形态——基于重庆市云阳县568户农户调查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相关的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云阳县568户农户兼业行为与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化的相互关系,可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居民点用地整理挖潜提供认识依据。结果表明:(1)云阳县农户兼业现象普遍,依据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差、非农劳动投入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工兼具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五种兼业类型;(2)老龄和女性人口少、且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兼业水平最高,人口数量多、分工多元化的农户兼业水平居中;(3)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活动的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较小,约为180m2,土地利用粗放且多样化程度高,其中,纯农业户圈养与堆棚用地比重较高,农业主导型院坝用地比重较高;(4)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大,约为190m2,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提高,且多样性下降,堆棚用地弱化,住房用地占主导;(5)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非农主导型与非农业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约为160～130m2,土地集约度较高,多样性下降,居民点中生产性用地比重下降、居住性用地比重上升。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潜必须与农户的兼业需求相适应。     

基于Markov模型的安宁市土地利用预测

根据安宁市2003～2009年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数据,利用Markov模型以3年为间隔预测安宁市2012～2021年内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结果表明:2012～2021年安宁市的耕地、园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转变为建设用地;为了保障基本社会生活需求,耕地和园地的农作物生产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变较少,林地向建设用地转变较多。     

协调发展视角下大南昌都市圈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

科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UGB)能合理引导城市发展方向,有效抑制无序蔓延。基于协调发展视角,结合多目标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方法与PLUS模型划定大南昌都市圈刚性UGB及自然增长、政策约束、协调发展3种情景下的弹性UGB。结果表明：(1)多目标土地利用适宜性呈现空间差异且存在重叠和交叉,协调发展最适宜区与农业生产最适宜区、生态保护最重要区重叠面积相比城镇建设最适宜区均有所下降;(2)刚性UGB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6.11%,保障大南昌都市圈城市扩张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3)PLUS模型模拟结果总体呈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减少以及水域和建设用地增加的趋势,其中建设用地扩张最显著,但协调发展情景下城市扩张得到有效约束,且该情景下弹性UGB能有效减缓城市扩张占用农业或生态价值最高区域,更能优化城市景观格局。研究结果有利于引导和实现大南昌都市圈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可为其他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村镇建设用地演化及其与人口关联关系北大核心CSCD

利用计量统计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村镇空间开发强度和村镇建设用地承载系数等指标分析2010-2016年中国村镇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市域单元村镇建设用地和乡村人口的空间关联关系。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村镇建设用地规模和村镇空间开发强度呈低速增长,其中建制镇建设用地在村镇建设用地的增量和增速方面贡献最突出;2)市域村镇建设用地的规模和扩张速度存在冷热点的空间错位,以黑河—腾冲线为界分别呈现“东热—西冷”和“东冷—西热”格局;3)市域村镇空间开发强度高水平区集中分布在黑河—腾冲线东部的平原区,具有时空稳定性;4)市域村镇建设用地承载系数表现为“南热—北冷”的地域分异特征,冷点的市域村镇建设用地规模和乡村人口规模关联关系存在东西空间分异;5)市域村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对乡村人口流动水平具有差异化的空间响应,其中东北地区“高—低”型和华北地区“低—低”型的市域乡村人口流出对村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约束较显著。     

近十年长沙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理性思考

利用长沙市区近十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分析长沙市区建设用地扩张存在的问题、根源及其解决途径。长沙市区建设用地扩张存在耕地大量流失、土地粗放利用、生态服务功能持续降低等现象;经济学分析表明,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外部性未能有效化解,是近十年长沙市区建设用地不合理扩张的根源;提出政府调控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政策建议。     

山区县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的弹性空间测度——以湖南省茶陵县为例

县域空间是中国城乡交融最明显的空间规划基本单元,空间发展与约束导致的用途冲突或重叠现象非常突出。论文以典型山区县湖南省茶陵县为研究对象,建立多规协同的国土空间系统弹性评价体系,运用土地利用区间优化及适宜性评价方法确定各类用地的弹性区间,预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转移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弹性空间差异化管控建议。结果表明：茶陵县域国土空间系统相关社会与经济指标的弹性贡献度较小,弹性综合评价值在整体上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不同用地类型的弹性规划区间有明显差异,按不同用地类型弹性区间分析,园地、林地、水域、耕地、其他农用地对茶陵县发展弹性承纳贡献值依次降低,分别占总面积的3.47%、2.97%、1.02%、0.90%、0.06%。不同用地弹性空间转移具有显著的带状分布特征,呈现生态用地与农用地、建设用地与农用地、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空间等3种类型交叠,生态用地与农用地空间交叠区最大,占总面积的6.41%;其次是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交叠区,占比0.97%。对不同用地类型的弹性交叠区域尤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应加强差异化管控。弹性空间测度研究为山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提供了差异化的空间管理技术方法和实证。     

京津冀交界地区建设用地扩张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

为加深对京津冀交界地区建设用地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该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建设用地数据,综合运用建设用地扩张指数、核密度分析法和圈层分析法,探究京津冀交界地区43个县域单元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及代表性扩张格局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京津冀交界地区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张,扩张速度和扩张强度有所提升,各省域内变化差异显著;(2)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呈现出圈层扩张和贴边扩张两种类型,其中贴边扩张是交界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代表性格局,新增建设用地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特征,在环绕北京市城六区、天津市主城区以及京津冀交界地区(如通州区、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武清区等)存在高值集聚区;(3)京津冀交界地区贴边式扩张用地主要发生在低海拔、低坡度、人口分布相对疏散、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并呈现出明显的河流指向、道路指向和贴近省界扩张的特点。     

基于GIS和DEA的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变化与效益评价

城镇建设用地空间扩展是城镇化发展的首要体现,建设用地结构和数量的变化都会对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益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和2005年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图,采用ArcGIS技术,分析了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与其他地类在空间上的转换情况.由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耕地面积锐减,耕地向城镇用地转换面积达到6004.77 hm2,并且平均图斑面积达到115.48 hm2.本文对比了城镇建设用地在扩展过程中占用农用地的区域差异,城镇扩展年占用农用地的面积较多的区域是巴南区、江北县和重庆市区.以河流为中心,建立缓冲区分析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强度,在缓冲区半径0~10 km范围内是库区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重点区域.结合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分析,采用DEA模型,从库区城镇建设用地效益值、DEA有效性、规模效益的角度,对建设用地效益展开了评价,并采用ArcGIS技术将效益值、DEA有效性、规模效益空间化,研究表明库区城镇建设用地效益值较高的区域分布在库区下游区、重庆市区,城镇建设用地效益整体上在提高,并且区域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并根据评价情况,对库区城镇建设用地效益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城市边缘区耕地面积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的土地资源紧缺而利用方式多样,土地利用变化既与城市发展有关又和粮食安全密切联系,因此加强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研究既必要又迫切。利用1990年和2000年TM影像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 1991~2002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及数理统计方法,系统探讨了北京市顺义区耕地流失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990~2000年顺义区流失耕地的57%转为建设用地,43 %转为生态用地。农用地中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菜地和果园面积快速增加。工业发展是耕地流失的第一驱动力;人口城市化、房地产发展等加速耕地流失。     

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采用土地利用经济生态位模型、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评价方法,结合长株潭区域1996—2005年的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数据,研究该区域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非农用地对农用地的捕获力呈逐年增强的趋势,土地利用整体上朝利用强度增大、广度增加的方向发展,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分别与土地利用生态位差值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相关度最高;（3）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控制非农用地的外延扩展,增加农地转用的生态补偿,减小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差值能有效抑制农地的快速减少,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郊土地利用结构适宜性评价与协调发展——以武汉市汉南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区用地急剧向城郊扩张,城郊用地结构性冲突与矛盾突出。以武汉市汉南区为例,应用GIS R/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分析了其土地利用结构现状特征:土地利用结构以农用地为主,突出农业大区地位,建设用地增长迅猛,集中分布于纱帽、邓南、湘口等中心城镇;结合SPSS因子分析,建立用地结构适宜性评价模型,开展城郊土地利用结构的适宜性评价:汉南区土地利用方式基本适宜,在中度适宜及其以上的比例达到60%,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城镇发展保持较好协调程度。但仍存在突出的用地结构性问题:农用地斑块比较零碎,规模化与集约化程度低,大规模围垦对湖泊、坑塘、河流、湿地产生较大胁迫;居住与工矿用地相对分散,侵占农田现象较严重,据此提出了汉南区土地利用调整方案和协调保护措施。     

生态位理论在昆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中的应用

土地利用的效益及潜力可用土地利用的生态位来描述。借助生态位理论,通过分析昆明市（1996～2004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情况,并结合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模型,计算了昆明市1999～2006年土地利用类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结果表明昆明市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经济生态位位差较大,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更加剧了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的速度和强度;农用地内部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位宽度,耕地和牧草地最高且逐年增加,而林地处于较低水平,反映出昆明市需要依靠内部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来提高农用地生态位,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     

石家庄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变化

利用2000年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并与1995年土地利用矢量图进行GIS空间叠置分析,结合数理统计分析,判定石家庄市1995~2000年耕地变动的方向与类型,揭示了该区耕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变化特征,全面分析了影响耕地变动的经济、人口、政策等主要因素,并重点研讨了城市化进程与耕地变动的关系,阐明了石家庄市在目前城镇发展的初级阶段用地的基本特征与存在问题。石家庄市土地利用变化值得注意的两个特殊点是：石家庄市耕地占用的主要原因是建设用地占地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52.3%,其次是农业内部调整占38%) ,与全国农业内部调整为耕地减少的首要原因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60%左右,建设占地30%左右) 不同;在石家庄市非农建设占地中,独立工矿用地占了较大部分 (40%)。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以广西贺州市为例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前提。将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引入广西贺州市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中,基于阻力约束视角开展建设用地、生态用地、农业用地扩张阻力评价,通过分析不同用地扩张的适宜性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区。结果表明：(1)生态用地扩张阻力以各生态保护源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农业用地扩张阻力由贺州市中部向四周递增,建设用地扩张阻力呈中部低、四周高的特点;(2)依据各类用地扩张的适宜性将贺州市划分为生态保护核心区、农业生产核心区、建设开发核心区、生态保护涵养区和生产生态拓展区,其空间分布与贺州市现状用地布局相符且契合相关规划的用途分区及管控要求。与传统适宜性评价相比,基于扩张阻力评价的适宜性分析综合考虑了各用地类型的垂直自然要素和水平扩张作用,为具体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研究明确了各功能区的分布并提出对应的发展建议,能够为贺州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提供依据与指导。     

近20年来烟台沿海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基于地理信息技术、景观格局分析理论和马尔可夫模型,利用1986年、1992年、2000年和2004年四期TM数据,定量分析了烟台沿海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及其景观格局动态特征。结果显示:近20年来,烟台沿海地区各种土地类型变化及其相互转化频繁。水域、果园和建设用地分别增加335.61%、70.43%和134.48%,而耕地、林地分别减少18.63%和20.75%。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空间格局变化显著,耕地、果园破碎度增加,连通性降低,水域、林地和建设用地则趋于集中,连通性增强,景观类型有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马尔可夫模型预测表明,从2008年至平稳期,水域、耕地和林地面积将持续减少,建设用地和果园将逐年增加。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珠江三角洲交通与土地利用空间关系研究

利用1990年和2000年的影像及统计数据,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沿交通干线城镇建设用地与耕地呈现明显的廊道效应,离交通线距离越远,耕地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而城镇建设用地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空间分异现象明显。城镇建设和居民点建设以交通干线为依托,交通干线发展建设对耕地的冲击较强。通过对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和交通干线变化度的相关性分析,交通干线是影响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交通干线,势必对区域的土地利用产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不利于耕地的保护。因此,要适当地控制交通干线的选址和建设规模,以稳定土地变化的速率,使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向良性、可持续地方向发展。     

小城镇土地利用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深圳市坪地镇为例

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巨大,乡镇企业占地比例过高;二是城镇发展过程中侵占耕地数量大,且发展速度快;三是在土地高速的开发利用过程中,非农建设用地的利用率低,存在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现象;四是在非农建设用地发展过程中,违法使用土地的现象十分普遍。并提出了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开展土地分等定级估价工作、加强土地管理及完善土地立法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