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地关系的东北农村空心化测度及其整治路径研究——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失引发乡村人地关系失衡,加剧了村庄空心化问题。科学测度乡村空心化、提出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的空心村整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基于人口转移率测度了乡村空心化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了村庄发展潜力水平,将二者结合识别了村庄发展类型,提出差异化的空心村整治策略。研究结果显示：(1)拜泉县乡村空心化水平均值为0.6529,空心化程度明显。乡镇层面的空心化处于中度和高度水平,村庄以高度和重度空心化为主。农村人口流失主要归因于城乡建设不均衡、农村就业机会少、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等。(2)村庄发展潜力均值为0.2279,整体水平偏低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县城周边、沿主要交通干线以及主要河流的村庄发展潜力水平普遍高于偏远地区的村庄。产业兴旺(0.5026)水平显著高于乡风文明(0.2703)、生态宜居(0.1472),治理有效(0.0317)、生活富裕(0.0482)水平较低,成为村庄发展潜力的短板。(3)拜泉县村庄类型划分为Ⅰ类——高潜力低空心化、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Ⅲ类——低潜力低空心化、Ⅳ类——低潜力高空心化4类,整体以Ⅱ类——高...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西南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关系——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

以2020年脱贫摘帽的贵州省望谟县161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格局,运用耦合协调评判模型,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振兴潜力水平整体偏低,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受县城经济辐射越强、环境资源及交通区位条件越好的村庄,乡村振兴潜力越高;(2)劳动力资源水平因自然禀赋较差以及劳动力大量外出转移就业而相对较低,表现出南部高、北部低的分布特点;(3)县域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以中度耦合为主,呈现基本协调的态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南部产业经济发展较好及区位交通较便捷的地区;(4)县域乡村振兴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协调关系包括劳动力资源滞后型、乡村振兴滞后型和同步型,其中以同步型为主,该类型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难点区域。     

乡村空间治理视域下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基于天津市静海区56个宅改试点村的研究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

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通过判断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农区村镇体系的空间优化路径,对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利用江苏省丰县356个村庄、14个镇的多源数据,从等级合理度与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探析了村镇人口、农业、非农业要素集聚能力、空间极化特征与居业协同格局,然后基于村庄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识别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类型,最后提出了不同空间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具体对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丰县村镇体系呈现出结构相对稳定、空间极化程度不高、局部地区居业相对失衡、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等主要特征;② 结合要素集聚与居业协同特征,将村庄划分为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I)、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I)6种类型;③ 基于村庄类型识别结果,进一步甄别了丰县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区,构建了分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路径。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人-地-业”协调与区位优势双重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以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

内部要素结构的协调性和区域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对农村居民点系统演化与分异起主导作用,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提出不同要求。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甘肃省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在分析133个行政村“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和区位优势度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并提出类型。研究结果表明：(1)金昌市农村居民点“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处于一般协调阶段,在区位上具有明显的城镇指向和交通指向特征;(2)农村居民点区位优势度由城镇中心向外围基本呈3级递减态势,同时受道路网络密度和交通干线级别影响,高优势度区域向不同方向做出不同程度的延伸;(3)对“人–地–业”协调与“城镇–道路”区位优势进行叠置分析,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划分优化提质类、融合发展类、优化调整类、逐步推进类、引导发展类和改造拆迁类6种整理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整理思路与策略。为金昌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乡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基于多源数据的村庄类型判别研究——以吉林省前郭县和靖宇县的比较分析为例

村庄类型判别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揭示乡村差异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基础。随着手机信令数据、POI数据等新数据形式的出现,对村庄发展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变得更为容易和精确。基于多源数据构建指标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因子分析和熵权TOPSIS法等研究方法,探索兼具科学性、普适性、易推广的村庄分类方法与分类体系,并以吉林省前郭县和靖宇县为例比较不同地域村庄差异影响因素和村庄类型系统的异同。研究发现：(1)在反映影响村庄差异的因素中,人口与活动特征、服务设施可及性、受城镇辐射度和道路交通条件是主要因素,这反映当代村庄更多是一个开放的外向型系统。(2)前郭、靖宇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但因平原与山区的差异,后者的村庄差异受地形阻碍水平和资源环境基础的影响更为显著。(3)从“一级类–二级型”双层级村庄类型系统的结构和比例关系看,两县一级村庄类型中搬迁撤并类比重均比较高（前郭40.6%、靖宇27.9%）,但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两县二级村庄类型的主体是治理改善型、人口流失型和规划禁控型,这反映了东北地区乡村非农产业不发达、人口快速流失与发展日益分化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比重高的总体区域特征。     

乡村空心化治理视角下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研究

解析耕地功能价值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关系,诊断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程度,对于有效治理乡村空心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典型区域的耕地资源特征,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辽宁省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作用机制,据此提出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的分区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间：(1)辽宁省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平稳上升,呈现“西北优于东南”分异格局,仍具有提升空间;(2)辽宁省耕地价值耦合协调度处于平稳状态,形成“核心高、两翼低”排列格局,各地市之间差异较大;(3)辽宁省耕地多功能与价值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低速增长态势,二者之间的空间集聚效应缓慢增强,建立了良好的协同关系;(4)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其价值变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二者存在演化趋势的非同步性、时空分异的非均衡性以及动态关联的路径依赖等。研究旨在分析耕地功能价值的耦合协调,探讨乡村空心化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粮食主产区的乡村“人—地—业”协同发展,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调控策略——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作为人地耦合系统的多种存在形式之一,具有脆弱性。脆弱性是研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选择泉州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采用VSD评估框架构建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对脆弱性类型进行划分,找出主要致脆因子,进而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暴露度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波动上升趋势。敏感性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小幅上升趋势。适应能力呈“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上升趋势。脆弱性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下降趋势。2)脆弱性类型可划分为适应性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暴露-适应脆弱型、强综合脆弱型和弱综合脆弱型,并针对不同类型脆弱区找出其主要致脆因子。3)按照“绿色发展-重点突出-分区调控”的原则,提出降脆策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细分研究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确定的4种村庄基本类型之一,但其分异明显,仍需进一步细分类型以精准施策。论文坚持问题导向和理论指引的分类思路,针对特色保护类村庄内蕴的保护与发展对立统一关系,借鉴共生理论构建其共生系统概念模型,根据系统类型及构成的差异划分村庄振兴类型,筛选出8173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初步提出一套简便实用的类型识别流程及方法,据此逐层判断样本类型并分类明确振兴模式。结果表明：① 特色保护类村庄共生系统分为外共生型、内共生型和内外共生兼具型3种,存在村庄与外部有机体共生、村庄特色资源与产业共生、村庄特色文化资源与人居环境共生以及村庄特色资源、产业与外部有机体共生等4类共生关系;②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基于共生关系表征的异同抽象归纳为10种,样本据此细分为47个旅游目的地型、75个文旅融合型、251个农旅融合型、47个特色农业型、442个景区依托型、1463个市场拉动型、2159个交通推动型、160个历史记忆保护型、1543个民族特色保护型和1986个地域文化保护型村庄; ③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模式因类型而异,包括“优化升级、示范引领”“深度融合、增值赋能”“品牌强农、特色集聚”“借力景区、村景互补”“瞄准市场、乡城对接”“联动交通、一体共生”和“活态保护、留住乡愁”7种。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基于居住适宜性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类型识别——以陇中黄土丘陵区魏店镇为例

以陇中黄土丘陵区魏店镇为研究对象,基于村庄详细调查数据库,在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形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乡村“基础生活圈”和布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类型并提出应对策略。结果表明：① 魏店镇农村居民点受自然禀赋和交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集中为主、分散为辅、散中有聚”的空间布局特征,且景观分异明显;② 10和20 min生活圈内覆盖的居民点面积和数量差异较大,相对集聚状态下的居民点更容易获得公共服务设施;③ 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程度较好,以中、高度适宜为主,二者斑块数量达到1742个,占到所有居民点总数的85.18%;④ 运用空间错位分析的二维组合矩阵将农村居民点“基础生活圈”和布局适宜性评价相叠加,重构为集聚提升型、引导发展型和搬迁扶持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平原农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机制

平原农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有利于缓解平原农区经济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育等多重压力,保障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本文以“问题研判—策略梳理—机制构建—实证检验”为研究主线,探讨两者协同机制。研究表明：① 平原农区“三生”空间利用冲突显著,生产空间低值低效、生活空间无序空废、生态空间污损衰退共同制约乡村转型发展;② 面向土地价值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综合整治优化策略,有利于推动乡村转型发展;③ 新时期,土地综合整治由“以地为本”单要素调控转向“人、地、业、权”多要素协同综合整治,权利重组、空间重构、产业重塑是推动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的核心机制;④ 平原农区典型地区禹城市,聚焦土地权属调整、空心村整治和现代产业培育,实现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协同推进。本文有利于深化平原农区人地系统科学新认知,为构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