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运用ESDA方法结合GIS 软件,以甘肃省14 个市州作为研究单元,选取人均旅游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旅游热点地区长期且稳定地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其他地市长期分布在旅游冷点地区;由于旅游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区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呈“伞”型结构。位于“伞”型主干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位于“伞”型两端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针对这种差异,提出：（1）应当不断梳理甘肃省旅游资源赋存,提升旅游资源内涵,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提高地区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2）实施非均衡的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战略。（3）不断挖掘区域旅游特色,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     

近25 a甘肃省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人口分布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范围人口在空间上的表现,它会受社会、经济、自然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甘肃省人口分布处于不平衡状态。以甘肃省86个县域及嘉峪关市共87个研究单元为对象,常住人口数据为基础,对研究区1990—2015年之间人口的分布特征、密度变化、分布结构指数、基尼系数、重心迁移等时空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12个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利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影响甘肃省人口分布空间格局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 近25 a来甘肃省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形成“东南密集西北稀疏”格局;（2） 从人口密度变化来看,相较于1990年,2015年甘肃省87个研究单元中,有67个县域属于增加类型,20个县域属于降低类型;（3） 全省人口分布的均衡性发展态势在增强;（4） 人口分布的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迁移;（5） 甘肃省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同时影响,但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最大。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信息时代空间结构影响要素分析

该文对信息时代空间结构的影响因子进行了研究,将新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归纳为信息技术、信息因素、知识因素、创新因素,并分析它们所产生的空间影响;对交通技术、自然环境、经济要素、制度等传统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在内涵和表现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笔者对新旧因素之间可能的互动进行了解释。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

以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影响水资源承载力的因子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因子、人口因子、水资源供需平衡因子、农业生产用水因子;2006-2015年,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甘南等地区水资源承载力较大,白银等地区居中,张掖等地区较小,兰州等地区最小,这主要是受水资源供需不平衡、农业生产用水差异较大和经济发展及人口因素的影响。     

甘肃省近30a来耕地空间动态变化与驱动力分析

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GM(1,1)模型,分析了近30 a来甘肃省耕地变化的总体趋势、空间差异、耕地复种指数的动态变化与耕地变化驱动力,并对未来耕地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甘肃省耕地面积时增时减,总体呈递减趋势;各市(州)与全省耕地变化相比存在明显空间差异;耕地复种指数呈波动性上升,虽然总体水平在上升,但是耕地复种指数并不高,耕地利用程度有待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是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GM(1,1)预测分析表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影响因子不变的前提下,耕地面积将持续减少。     

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

适度的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生产、改善资源利用方式、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与限制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对2011—2015年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分析法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在时间变化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类型上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效率高于农产品主产区;②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梨树县、伊通县、长岭县、乾安县、扶余县、抚松县、安图县等7县位于有效状态,其余大多数县（市、区）处于效率损失状态;③ 产业集聚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④ 城镇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承载力等控制因素对绿色发展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根据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1967—2017年甘肃省小麦需水量和缺水量时空特征

基于甘肃省28个气象站点1967—2017年的逐日气象数据,采用Penman-Monteith公式和作物系数计算了小麦的需水量,结合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局推荐的方法计算了有效降水量,进一步得出小麦缺水量,并分析了小麦需水量与缺水量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小麦需水量影响因子重要程度。结果表明:1967—2017年甘肃省春、冬小麦全生育期的年平均需水量分别为517.03 mm和436.70 mm,年平均缺水量分别为468.24 mm和301.54 mm;在时间上,51 a来春小麦种植区内的需水量与缺水量整体上无明显的趋势变化,而冬小麦种植区内的需水量与缺水量整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春小麦种植区内需水量和缺水量大致由西北向东南递减,冬小麦种植区内的需水量和缺水量大致由西向东递减。甘肃省小麦生育期内日照时数和日平均气温是影响小麦需水量的主要因素。     

阿坝县大骨节病健康寿命损失的时空集聚特征及影响机制

以四川省阿坝县为例,采用伤残所致健康寿命损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指标,分别测算不同年龄组、性别和病情程度的大骨节病健康寿命损失,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拟合、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其在县域乡镇级尺度的时空集聚特征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阿坝县总YLD为1783.58人年,YLD率为31.25人年/1000人,高年龄组和女性YLD率较高,II度大骨节病所致YLDs占比最高（40.8%）,患病率与健康寿命损失之间未呈一致趋势。空间上YLD率呈北低南高的集聚特征,土壤类型是影响其分布最主要的环境因子,解释了64.7%的健康寿命损失空间分异,社会因素中土地利用类型的解释力最大（62.0%）,气候与地形土壤、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交互产生的因子解释力增加更为明显。时间上YLDs集中分布于20世纪60~70年代,并呈稳步下降态势。大骨节病健康寿命损失的时空集聚特征受自然、社会、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空间上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而时间上则主要受病区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河西走廊村民关联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深入研究村民关联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利用河西走廊15个县（市、区）的调查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测算村民关联的水平,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法测评村民关联的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村民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河西走廊地区村民关联水平普遍较低,空间格局差异明显,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2）河西走廊村民关联具有“点-带-团”状结构特征。村民关联水平较高的县级单元主要处于石羊河流域,形成了分值较高的聚集“点”;村民关联较低的疏勒河流域的敦煌市、玉门市、瓜州县形成了低值分布“带”;张掖市、酒泉市所辖县形成了村民关联低值“团”。（3）村内因子和村间因子与村民关联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村内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在空间上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而村间因子形成了河西走廊东部和西部的高值聚集中心,呈现出空间地域上“两头高中间低”的“哑铃”结构。剖析村民关联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内在机理,为促进农地制度有效合理变革进而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提出保护农地权益的合理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参考。     

甘肃省畜牧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研究

运用引力模型及其拓展测度指标,对甘肃省所辖14个市（州）畜牧业综合质量、区域间引力值和断裂点距离值进行测算,分析畜牧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中心形成机理及其辐射范围。结果表明：甘肃省畜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梯度特征,并可划分为5级梯度。畜牧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已形成以白银市和甘南州为二级集聚中心的"双核心"空间结构：以白银为中心,辐射带动兰州、定西两个三级集聚中心构成了甘肃中部畜牧产业集聚区;以甘南为中心,连同三级集聚中心临夏带动陇南、辐射天水成为甘肃南部产业集聚区。以武威为三级集聚中心,辐射张掖、金昌等市形成河西走廊产业集聚区;以庆阳为中心,联动平凉市的陇东产业集聚热点区初步显现。本研究对分析产业空间结构特征和制定推动产业集聚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一定地域的文化空间载体,具有较高的文化、历史、经济、艺术等价值。以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10.2软件,运用地理数学方法:最临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对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从空间分布特征上看,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在区域上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滇东南、滇西北,在市域上主要分布在大理和红河;从空间类型上看,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分布呈集聚型且出现区域集中现象,主要集中分布在滇西的保山、滇西北的大理、滇东南的红河3个高密度集聚区。     

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中的行业门类就业数据,以山西省各县域为空间单元,采用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等方法,分析1990年、2000年、2010年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的格局特征及演变过程,并且解释其驱动机理。研究表明：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格局变化明显,经历了由单中心点状集聚向多中心面状集聚的演变过程,且整体扩散趋势中表现出局部集聚现象。在此过程中,煤炭生产的地域功能实现了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空间转移;煤炭产业高度集聚的热点区呈现出均衡化发展态势,且各热点区蔓延式扩散的强度和范围表现出显著时空差异性;煤炭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源禀赋的地域差异性、煤炭产业的路径依赖效应、资源型城镇空间演变的客观规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牵引作用,以及政府制度与政策的宏观调控与引导等是主要驱动因素。     

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时期区域科技、文化、生产、生活等信息的反映载体。运用核密度估算、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黄河流域2 078处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空间密度、集散与方向特征给予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索得出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与交互作用。结果表明：（1）空间密度上,文保单位在黄河流域整体上呈现东密西疏、连片分布的空间特征,核心区数量由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呈现波动变化的发展趋势。（2）集散类型上,文保单位的最近临指数为0.38,属于集聚型分布类型。（3）方向特征上,文保单位在黄河流域多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旋转角为89.85°,东西横向特征最明显。标准差椭圆重心整体上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境内,但从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重心轨迹呈现西南—东北往复移动以及山西—陕西交替变化的特征。（4）文化事业经费、河网密度、年末人口数、非遗项目数量和A级景区数量均是黄河流域文保单位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此外,影响因素两两交互作用后多表现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型关系,与独立作用时相比更具有空间分布的解释力。     

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中国工业废气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工业废气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各省域（不含港澳台）工业废气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效应;总体呈现东部、西部地区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东部多为高-高集聚区、西部则多为低-低集聚区,并且高值集聚现象的显著性逐渐增强,显著区域呈持续扩张趋势。在此基础上,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域工业废气排放存在空间依赖作用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工业废气排放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对工业废气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口增长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地级单元2005~2015年旅游经济及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运用ESDA、空间变差函数、空间计量方法,揭示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相关性显著为正,高高和低低集聚现象明显。高高集聚区分布在三大经济区以及闽东沿海地区内,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地区及东北北部地区。②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不断减小,旅游外汇和国内旅游收入分别在东南-西北和东-西方向上空间差异最大。③ 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设施、交通条件、信息化程度共同影响着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