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     

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及其学科范式

中国减贫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回溯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特征和学术贡献,归纳其学科范式,对今后地理学研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学科价值。基于CiteSpace 6.1.R2对1988—2020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的中国贫困地理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和区域减贫实践促进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机构、作者和发文数量逐渐增长,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需求导向性;(2)城乡减贫政策差异和异构形成了中国乡村贫困地理和城市贫困地理研究分异格局,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城乡二元性;(3)减贫政策调整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学科范式的变迁,反映了贫困地理研究的范式演进性;(4)在地理学学科范式框架下,发展地理学和贫困地理学以贫困地理研究为共同领域,发展地理学旨在建构减贫过程、方法和决策,而贫困地理学重在解构贫困过程、方法和决策,代表了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基础和不同的学术话语表达。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学者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     

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思考

地理学主要关注陆地表层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针对这一复杂系统的不同问题应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式。本文在思考以往地理学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将地理学研究范式概括为：地理经验科学研究范式、地理实证科学研究范式、地理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和地理大数据研究范式。对不同地理科学问题应选取不同的范式加以研究,对有些复杂科学问题应采用多种研究范式加以解决。     

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地理学研究范式特征与发展

“范式”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由库恩基于科学哲学提出,并逐渐为科学界接受。同时,各学科学者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和“研究程序”思想而构建出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因此,使得各学科间的研究范式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存在联系性。地理学也因此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中国近现代地理学作为世界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其思想与方法的影响。因此,系统地认识20世纪初叶以来我国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十分必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对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与意义及我国地理学研究范式历史的认识进行研究得出：中国地理学经历了区域因果关系范式到空间范式的继承与转变;我国近现代地理学范式的发展始终是“显范式”（冠予“范式”一词的研究方法）与“潜范式”（未冠予“范式”一词的研究方法）并存发展的;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与应用多以“显范式”为主,自然地理学多以“潜范式”为主;所有地理学研究范式都遵循地理学空间思想指导;未来地理学研究范式将朝向定量化、技术化、空间化、社会性和文化性方向及格局、过程、机制及模拟发展,朝向科学第四范式迈进。     

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综观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充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开始回暖,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重焕新生,但学科所占位置相对边缘。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近年来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从文化区、文化传播与文化整合,民族文化地理,文化景观与文化经济,地方和基于地方的政治,边缘群体研究五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现状进行综观性的概述和批判性的反思。建立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之上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需要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并加以研究。未来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应更加强调跨学科视角和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比较研究

伴随着国际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多元化,近20 多年来西方经济地理学出现了多种理论转向,为解释新的经济活动空间现象提供了多维视角.其中,关系转向和演化转向的研究近来显得格外活跃,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形成了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两种理论范式.两种范式在一些理论假设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却十分少见.为了更加透彻地了解两种范式的理论内涵,在对两种理论范式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和核心概念介绍的基础上,从理论假设、核心问题、核心概念和理论构建等方面对两种范式进行了对比,进而分析了西方经济地理的走向及对中国经济地理发展的启示.     

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型

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地理学研究范式正逐步发生改变。本文在回顾复杂性科学发展历程和当代地理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基础上,对地理系统复杂性的表现、特点、成因及其相关的研究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比较了传统经典地理学研究范式与复杂性科学视角下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差异,最后探讨了复杂性地理学思维的创新与发展图景,即超越还原论的地理学整体思维和地学格局与过程的广义进化思维。     

面向新唯物主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

新唯物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客体导向哲学”和“重返物质”研究而兴起的学术思潮,该思潮主张广义对称和本体论重构,是人们理解人地关系和社会文化实践的全新视角。目前地理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其学术进展的介绍和述评层面,在内涵、发展、演化、应用等方面还未作出较好回答。有研究认为,新唯物主义否定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否定实践的唯心主义思潮,这难免会让人们对新唯物主义理论气质产生疑虑、怀疑和迷惑;也有人担忧,呼吁文化地理学的唯物主义范式,是否会重蹈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覆辙？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分析了新唯物主义出场的现实背景、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存在的问题以及支撑该思潮的理论基石,并对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认知转向、研究取向以及追踪并感受物质的空间和地方运作、物质空间互动及社会文化意义生产、人与非人类共创地理环境及生态秩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在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实践主体和能动力差异方面,回应了学术界关于新唯物主义和传统唯物史观关联问题的质疑;在分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展与演化基础上,厘清了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不是对传统...     

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与研究范式及展望

作为一个前沿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社会地理计算彰显出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过度关注方法和技术本身,缺乏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底层理论问题的探讨,社会地理计算的发展面临着泡沫化、碎片化和无根化的突出困境,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理论“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些学术挑战,本文首先在学术史回溯中寻绎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通过考察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地理信息科学源流演化与互动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出社会地理计算的逻辑理据根源于“空间转向”与“计算主义”两大标志性学术事件的碰撞;其次,以“游牧空间”反谱系学的思维模式划分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域,进而从横向分化与融接、纵向交叉与拼装两条路径阐释其“根茎”结构;再次,立足于范式的基本准则和框架,通过系统性“理论演绎与归纳”的方式,在认知论层面界定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范畴与核心特征、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社会系统中的何物存在、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理论与算法双重驱动”的分析方法及具体的研究路径;最后,将社会地理计算放置于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验的现实语境下,廓清了社会地理计算所肩负的使命担当,以期为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

指出TerryG Jordan等人在“Thehumanmosaic”一书中所提出的、并被国内人文地理教科书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仍然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偏重于文化生态学和文化景观学派。而deBlij等人在“Human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space”第 6版教科书中所出示的框架图 ,显示出人文地理学研究问题和思路的新变化。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使人文地理学研究框架的重构问题突显出来。作者尝试将传统人文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结合 ,利用 5个复数概念 :属性 (attributes)、空间 (spaces)、时间 (times)、方法 (approaches)和世界(worlds) ,构建了ASTAW框架。该概念框架的排列组合关系 ,可用以指导人文地理学问题的建构和研究路径 ,丰富以往人文地理学的内容体系 ,具有相应的时代应用价值。     

中国港口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中国港口地理学的研究机构、研究团队、研究热点及研究阶段进行分析,总结中国港口地理研究的总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港口地理学实现快速发展,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航运企业与航运网络、绿色低碳港口等新视角开始发轫,逐渐成为港口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但中国港口地理学研究机构之间尚缺乏紧密的合作关系。最后,围绕港口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及国家战略需求,从完善港口地理学概念及基本范畴、扩展全球视野创新理论研究、立足微观视角强化机理探究、学科融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面向国家战略强化政策与实践探索5个方面探讨中国港口地理学未来发展趋势。     

南京大学信息地理学的发展回顾与研究展望

信息地理学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的地理学问题,包括信息传播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影响,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影响以及由于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地理学问题等。南京大学系统性的展开了信息地理学的研究,并深植于传统的优势地理学科,形成信息时代空间的形态、信息时代的空间效应、数字与信息城市、信息技术与旅游、信息时代的居民行为活动5个重点研究领域。面向全新的移动信息时代,以及信息地理学在社会文化及人文方面的研究不足,南京大学信息地理学面临五大发展趋势:信息技术深入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研究、移动信息技术作用下的行为地理研究、信息技术与旅游结合的地理学研究、移动信息时代的智慧城市研究、物联网的地理学响应研究。     

批判转向以来地名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国外学术界对传统地名学进行了批判转向,重视剖析地方命名与更名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权力斗争。本文首先评述了批判转向以来,国外地名研究在政治、经济、社会与管理维度上的相关进展;其次,评述了目前国内的政区更名、地名商品化、地名争夺、地名与文化认同等可归为批判地名学范畴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批判转向给国内地名学研究的启示,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快速城镇化背景对地名研究进行展望。     

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反思：基于2015—2020年中英文文献分析

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     

传承和发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的精神和知识体系——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综述

2018年1月27-28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青年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论坛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与行动”为主题,来自全国100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的青年学者370余人参会。这说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很活跃、有热情、有担当意识。青年学者要加强学习、传承和发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的精神和知识体系,迎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新进展

综合性与区域性为地理学的两大基本特点。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地理学家关于地理学综合研究及其意义的有关论述,并指出了我国在地理学综合研究上的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地理学综合的内涵不够宽广,地理学综合的思维方式有欠缺,从过程和机理角度进行地理学综合的研究较为薄弱,以及地理学综合的手段偏于定性和单调。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对地理学综合的内容和综合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并从地理信息科学等角度对地理学综合的新手段进行了论述。     

新时期地理学的特征与任务

地理学是“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的一门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理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起源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并结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代表了新时期地理学发展的方向。当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勘察、观测、记录、制图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向空间统计、对地观测、GIS、室内外模拟、建模、决策系统等现代科学方法转变,逐渐走向综合性、定量化;随着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综合,地理学研究议题变得更为综合和多元,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学科参与,地理学视角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重视,概念和工具所属的学科边界正变得模糊。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走向地理科学。中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理想的地理科学试验场所,中国地理科学未来的发展需要以综合的角度加深对人地复杂系统全面而综合的理解,需要加强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全面提升中国地理科学国际化水平,普遍提高先进技术解析地理现象的能力,系统实现地理科学的社会服务价值,促进中国从地理学大国走向地理学强国。     

从本土到全球网络化的人地关系思维范式转型

早期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多基于本土思维,秉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理念。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社会,这一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区域地理研究和区域管理实践,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系统开放程度的增加,规模不等、层级不同的地域系统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耦合的地理网络。每个地域都是这个网络上的节点,地域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与网络上其他节点有密切关联、与地域系统内外因素紧密相关,地域外因素有时甚至起主导作用。虚拟水、生态足迹、贸易隐含碳排放、资源纽带关系及人地关系远程耦合等概念和方法的提出,标志着人地关系研究范式从本土思维向全球网络化思维转型。依照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传统的本土思维范式及建立在此范式上的相关研究主题（如区域承载力）应该受到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