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的县域规划创新研究

县域是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和规划落实的基本空间单元。主体功能区理念促进了县域规划思路的转型、创新,实现了县域规划由经济导向型、上级指令型、政府主导型、部门分割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管治型向多目标综合协调型、刚性与弹性兼容并蓄型、双向互动互求协商型、主体功能定位导向型和空间协调管治型的转变。进而依据主体功能定位不同,从空间模式、产业导向、城镇体系、基础设施、生态支撑和规划考核等方面重构了县域规划内容体系,并以新沂市为例对限制型开发县域规划相关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论证,最后依据主体功能区的分类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施县域规划的保障措施。     

城镇化路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问题

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保护受到破坏和耕地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土地问题,同时征地赔偿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农牧民权益受到损害,城乡差距拉大,二元结构明显,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发展,首要的不是土地制度,而是城镇化的路径优化选择。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基于农牧民失地与人口迁徙,未能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遵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合作化为突破口,在保护地域文化结构、生态结构、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土地合理利用空间布局创新机制,破除土地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在合作社组织中实现自治、农业在新产业形态中一体化发展,农村在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同时转变公共行政理念、加强土地生态重整与修复,建构新型城镇化的创新路径。     

中国区域发展范式转向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理论响应

随着发展观的演进,区域发展范式也在不断转向,出现了可持续发展范式、伦理公平发展范式和民生福祉发展范式3种区域发展主流范式。主体功能区理论的提出及在国家级省级层面的实施便是当今中国区域发展在此趋势下的理论创新和重要实践。研究认为,区域发展范式转向对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有3个方面的启示:(1)主体功能区在理论上虽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却对人的发展和民生福祉、社会保障等关注程度不够;(2)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方法论上以空间规划为主,但在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未能充分融入民意、赋权于民;(3)主体功能区规划在目标取向上重视国土空间开发秩序,但在规划编制及实践中对影响空间秩序的社会空间结构的考虑和研究不足。     

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目标导向和政策框架(英文)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地域空间规划方面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实践,"十二五"规划上升为国土空间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的国家战略之一。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失衡的三大主要问题: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城镇化盲目、国土开发无序的分析入手,论述了通过地域空间规划确定合理的地域功能格局和国土空间开发结构的客观需求。进而探讨了地域功能的科学内涵和形成机制,揭示了自然生态本底功能和人类活动需求功能复合形成地域功能的过程;并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如主体功能识别的指标体系选择、功能区的空间组织以及功能开发导向的确定等关键科学问题,探究了解决的具体路径和相关方案,并就支撑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相关政策导向和改革框架进行了阐述。最后,从规划职责体系、空间规划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三个方面对今后的实施、发展和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进行了讨论。     

《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方法、实证》简评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划分,既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空间响应,也是对我国区域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轮耕休作机制探讨

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主体功能区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1])。在措施中提到,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政策,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图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录,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强化激励性奖励,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研究进展与展望

主体功能区划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空间框架的约束性重构,是以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调为基本诉求的包容性增长战略在空间上的体现。通过从理论基础、方法论和管治3个方面系统总结与分析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认为,加强主体功能区划空间定位、主体功能区划过程相对标准化、主体功能区划动态调整机制、主体功能区外部效应等方面研究,是今后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趋势。     

主体功能区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调整思路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但要从构想走向实际操作却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是自身需要完善和发展,在划分标准、划分层次、划分的基本单元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二是面临行政区利益的冲突;三是面临与各种空间规划或区划的衔接和协调;四是在实施保障方面,面临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主体的明确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等问题.因此,主体功能区需要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建设:①选择合理的行政区单元;②逐步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③平衡主体功能区与行政区的关系;④建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核心地位;⑤完善主体功能区划的生态补偿机制.     

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不确定性”与对策

主体功能区规划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未来导向性,其实质是一种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缓解和抵消。在当前社会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关系到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成败。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从多种角度探讨了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不确定性的来源、影响机制及应对措施,在此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区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吉林省城镇化时空差异及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吉林省各县市2005—2014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整体及局部研究各县市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差异,同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县市间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格局稳定,东西部与中部相比,空间格局稳定且空间差异较小;多数县市在研究前期和中期城镇化发展不协调,末期协调型县市较多,人口城镇化滞后是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不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县市的协调类型倾向于向更加协调的类型方向变化。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道路交通影响因素识别及空间协同性解析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路网数据,利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中国县域城镇化率的道路交通影响及其空间耦合协同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低城镇化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传统农区、集中连片贫困山区、高寒经济欠发达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源空间上的错位,致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倒挂,异地城市化特征显著;②中国县(区)道路交通优势度宏观上呈现出东西部区域差异和交通枢纽与外围区域的差异,“点—轴”地域结构特征显著,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数值呈现偏正态分布;③道路交通是城镇间和城镇与区域间联系的核心纽带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传输廊道,开放式的道路系统增强了农村生产要素非农化转型的市场可介入性,对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积极作用。高速公路出口、火车站的布局对城镇化影响和带动农村要素非农化作用较为明显;④中国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城镇化率耦合协调度分级分布为偏正态分布,城镇化发展与交通优势度相互影响显著,呈一定的双向耦合性。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加迅猛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77%,其中近40%的区县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大于3%;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扩散趋势。②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则形成“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差异趋于收敛。③ 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稳定,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分析揭示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对于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和实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及聚集特征——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新型城镇化特征及内涵,选取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7个因素26项指标构建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该省70个县域行政单元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对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并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倒三角”特征;（2）形成三个高水平区域中心和两个低水平区域中心,高水平区域中心对周边区域带动辐射效应明显;传统城镇化指标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较大,但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贡献逐年上升;（3）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得益于其创新发展,其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镇化相较其他区域表现突出。     

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城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真实地反映城镇化进程,同时也反映城镇空间结构的演变状况和演进趋势。该文采用1986年、2000年两期TM图像解译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对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建成区及其空间结构演进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自然环境、交通等因素对城镇空间分布和演变的影响;结合宏观背景,阐述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空间结构重组趋势,并提出重组对策。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被视为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证据之一。已有文献大多局限在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内,本文基于城乡界限淡化的背景建立县域就地城镇化模型,对河南省108个县市2006—2016年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格局、空间聚类和热点区域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 河南省大多数县市就地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大部分县市仍处低水平发展阶段,就地城镇化水平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② 河南省就地城镇化空间演化特征明显,“L”形豫北-豫东板块就地城镇化先行区凸显,豫西整体城镇化水平虽低但发展后劲足,连片发展态势明显。③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全局自相关性十分显著,空间聚集倾向和空间近邻效应日益显现,但仅出现了小范围的高聚类区和低聚类区。④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热点区、冷点区分布格局变化较大,但次冷区和次热区基本保持稳定状态。⑤ 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镇就业规模、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水平等是影响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和就业创业制度改革、完善农业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制度、加快城乡结合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提升就地城镇化建设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