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流动视角下跨国教育空间的构建：国际学校案例

流动视角下对多元教育空间的理解需要反思教育与不同地理空间和过程间的相互塑造,以及教育流动过程的关系化本质。以广州某典型国际学校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跨国教育空间构建过程中全球与本土、流动与驻留（stillness）间的张力。研究表明：知识、人、空间等要素以相互依托和嵌套的方式进行跨国流动,将国际学校打造为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国“教育飞地”;同时,流动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是对驻留的否定,两者同时塑造着学校空间。一定程度本土要素的加入并没有动摇学校作为国际教育机构的根基。总体来看,教育资源的整体性跨境流动在物理空间、社会服务和阶层意义上形成了与本土间的隔离。构建于本土的跨国教育未能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互动和联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的差异和边界的形成。研究对教育地理学的丰富和国际化背景下城市特殊空间的研究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广州社区的地域特征与建设规划的环境分析

在评价广州社区类型、结构、规模、布局等复杂多样、区域差异明显,以及建设滞后等存在问题基础上,提出应按照广州城市外部、内部环境和人文精神环境的差异,针对广州旧城、新城和城中村三种地域类型,采取相应的社区建设规划理念、目标和对策.     

解绑—嵌入：广州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生产

全球化空间是中国大城市发展新阶段的空间问题,它是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全球化在内部空间的表现、状态和结果。全球化下跨国要素与地方制度的互动,引导城市向（国内）内生因素和（国际）外生因素深度交互作用的方向发展。为此,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舆情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对广州天河北地景变化的跨国要素、制度解绑与全球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国家权力、地方政府、（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模式。研究表明：①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资本是在国家政府推动的渐进式制度变革过程中介入的,并与政府结成被管理、配合、合作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全球主义的空间生产模式;② 节事活动、跨国职业阶层赋予了天河北全球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实现了空间的跨国生产;③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经历了去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数次重构,既是政治性空间生产过程,也是工具性空间生产过程。     

中国中产阶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述评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空间的重构,社会空间异质性增加。以中产阶层为主流大军的中产阶层化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空间现象。文章在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基于对198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相关研究成果的数据统计,将其划分为3个时期：1）1980―1989年,以西方社会阶层理论引入及国内社会阶层定性讨论的萌芽期;2）1990―2004年,为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理论引进及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探索期;3）2005年至今,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实证研究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发展期。文章总结了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研究的重点应集中于：转型期中产阶层研究的理论构建、全球化与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以及中产阶层聚居区研究等方面。     

国内外城市新区发展理论研究进展

基于梳理城市新区研究的发展脉络,国外城市新区的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1）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以功能疏导和社会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城市新区的功能形态、卫星城开发实践等;2）20世纪50―90年代以功能平衡和经济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新城开发、新产业区等;3）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政策引导和生态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生态新城、郊区化与边缘城市、城市新区规划设计、新区产业与社会问题等。与之相比,我国的城市新区研究也大致分为3个阶段,依次是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外理论借鉴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研究,以及21世纪00年代以来的综合型城市新区研究,相关研究领域包括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交通发展、管理体制、生命周期与转型,以及城市新区开发个案等。国内外研究在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具有显著差异。此外,文章还展望了我国城市新区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1）城市新区开发对城市空间增长的作用;2）城市新区的演化及其生命周期;3）基于节约理念的城市新区开发模式;4）城市新区开发研究方法的应用。     

后疫情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网络数字足迹的分析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城市―郊野”旅游流移动态势及旅游发展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络为对象,搜集疫情发生前后各两年（2018年1月―2021年12月）的网络游记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疫情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的旅游流分布状况及游客选择偏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疫情后大湾区整体旅游网络密度相对疫情前大幅度下降,特大城市尤其境外城市旅游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旅游网络联通性弱化严重,聚集效应变差,更趋向于分散和割裂。2）疫情后旅游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弱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淡化,部分郊区、乡野景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成为新的核心区。3）疫情后港珠澳及广州等传统核心城市节点在网络的联通性、控制力弱化,景点凝聚子群从疫情前呈现广州与佛山、珠海和澳门等珠江口西侧旅游城市群的高凝聚性,转变为疫情后多点化发展的趋势,郊野凝聚子群强化,旅游呈现郊野化趋势。4）景点网络从疫情前的广州―香港―澳门3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广州―澳门―深圳-佛山4核心的“四驱多动”关系,港珠澳大桥在网络中的联动性下降。流动性限制与旅游驱动力是后疫情期旅游结构变迁的双向动力,疫情后大湾区旅游...     

解读权力变迁下的新城空间生产——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新城在中国城市大量涌现。在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下,以南京市为例,研究权力变迁与新城空间生产的关系。政府权力的变迁影响了新城空间生产的重点、方向和时序,也因此带来了新城空间的无序拓展。此外,历届政府在空间生产的手段和类型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受当时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地方行政长官偏好的影响。同时,在新城空间生产的不同时期,空间生产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关系

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广州城市二维形态和三维形态与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二者存在一定互为因果的关系;交通方式的转化对城市形态的演化具有一定的驱动作用;城市形态引导着交通需求的总量和布局;同时,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是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产生的原因和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模型分析表明,近年来广州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均衡性增强,直接影响了交通需求的产生与分布和交通方式的选择,有利于居民就近选择就业,并使通勤交通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此外,居住与就业人口迁移先行,引导公共设施的发展也是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公共设施服务空间与交通需求之间存在需求作用型和供给作用型两种相互作用模式。     

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

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日本移民的增长尤为显著。本文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空间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其聚居形态,从微观上把握其居住、购物、饮食、教育、交友等生活活动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在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为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促成其封闭性或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多语言环境、针对移民的政策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由移民的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所造成的文化特性使然。日本移民的生活空间具有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特征,而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有助于增加其选择机会,减少封闭性的形成。     

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及其社会空间特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地理邻近、关系邻近对农业产业集群创新影响——基于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实证研究

以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运用ArcGIS 10.0软件的空间邻近分析,Ucinet软件的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多维邻近性视角探究蔬菜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关系邻近特征及两者在集群企业创新中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蔬菜集群企业具有明显的地理集聚特征,企业的空间邻近有利于集群创新氛围的形成;② 集群企业及各创新主体间拥有紧密的关系邻近网络,关系网络中多核心节点,促使创新资源、隐性知识、新技术等的扩散与传播;③ 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关系邻近对蔬菜产业集群创新作用更显著,永久性地理邻近在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创新中仍然起到正向作用,但作用要弱于关系邻近。说明多元关系邻近在集群创新过程中能够对消除过度的地理邻近、单一关系邻近造成的创新锁定起到作用,同时还为全球化背景下农业集群创新提供新的渠道。     

传统产业集群“脱域”创新模式的形成及效应——以澄海玩具产业集群为例

以粤东澄海玩具产业集群为例,探讨传统产业集群“脱域”创新模式的形成及效应。研究发现,在市场需求、内部创新基础、外部创新环境、企业战略及企业家精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澄海玩具产业集群转型呈现设计研发与生产制造环节地域分离的“非本地化创新”,以及进军新兴产业并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跨产业拓展创新”两种模式。这些创新实践对集群企业及地区经济带来了积极的效应,不仅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并内化为自身创新优势,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且反哺传统玩具产业,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提升。传统产业集群的创新突破地域和原有产业边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和产业范围展开。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通道及溢出效应——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是多种关系集聚作用的过程,而现代农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地方与全球背景下的前后联系,因此研究地方与全球联系下的农业集群创新及其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集群创新联系的作用通道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 集群地方联系包含强关系的本地企业网络和弱关系的官产学研网络,其中本地企业网络集聚现象较突出,企业间联系紧密,两关系网络中核心企业对资源信息均具有较强控制作用;② 全球通道作为集群外部弱联系,网络联系密度较低,其网络整体显示出结构洞特征,且网络核心节点企业对海外异质性资源表现出较强控制性。在测度集群创新溢出效应方面,空间误差模型较其他模型更优,其中集群本地企业联系、企业间空间邻近、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均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进一步机理分析表明,地方联系和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强弱关系互动是异质性创新资源扩散、吸收与利用的关键。     

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移民动态研究

本文以日本外务省的移民统计数据为基础,对1990年代以来日本海外移民在世界和中国的分布及其结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日本移民的数量变化、人口结构、迁移类型、迁移方式、地区分布及其变化趋势,并考察了其在中国的分布及构成特点。日本移民主要流向北美、亚洲太平洋地区,尤以洛杉矶、纽约、上海、曼谷等城市分布最为集中。在中国的日本移民近年增长迅速,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香港、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并以男性移民为主。本文分析了这些日本移民的分布动向,并对今后中国大城市的移民问题进行了讨论。     

空间集聚对在京日企就业规模的影响研究

FDI企业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重要空间现象,但其对FDI企业规模的影响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既有研究发现的国家尺度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的促进效应,是否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存的大都市区尺度?这也需要进行再商榷。论文基于企业内部生产技术条件、企业外部交易行为,搭建了大都市区范围内企业规模分异的解析框架,利用在京日企微观数据,分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讨论了其就业规模与分工的时空间变动特征,解析了集聚对在京日企的就业规模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京日企围绕集聚中心,呈现清晰的中心-外围分异特征。1995—2016年,集聚程度增强,集聚区重心外移,集聚空间规模扩大。2016年时形成了使馆区-CBD集聚区、BDA亦庄集聚区、首都机场集聚区、Z-Park中关村集聚区。② 在京日企的单环节化、服务化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单环节日企更临近分布重心,复合环节日企更趋外;服务型日企更趋中,生产型日企更趋外。集聚区内服务功能型日企更多,集聚区外生产功能型的日企更多。③ 新增日企,无论单环节还是复合环节日企,就业规模均显著减小。越是临近分布重心、越是位于集聚区内的日企,平均就业规模越小。④ 大都市区范围内,集聚更利于吸引中小日企扎堆布局,更利于抑制其规模扩张冲动;日企主营业务的技术经济特点会影响分工作用的显现,隶属行业、进驻时长和独合资模式等也有显著性影响。     

广州民营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1995-2004年广州各区私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广州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高度相关,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其区域经济相对较弱,发展迅速的地区则较强;(2)近10年来民营经济在各区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民营经济的区域协调,需要对其发展实施区域调控;打破区域界限和所有制界限,在更大范围实现民营资源的配置与优化,实现产业的转移与延伸;借鉴上海青浦模式,引入循环经济思想,建立民营经济开发区,以克服中小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