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群体差异的北京典型郊区低收入居民的行为空间困境

既有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的研究以居住空间研究为主,关注低收入者受到的住房与社区隔离,难以刻画低收入者在整日尺度面临的时空制约。行为空间作为行为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为描述低收入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移动性与可达性相关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本文提出利用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共同描述居民行为空间,分析低收入居民在时空可达性和实际利用城市空间能力上的劣势。基于2012年北京市上地—清河居民活动与出行日志,利用路网分析、最小多边形分析等方法刻画居民每日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通过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比较,发现低收入居民比其他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都要小。进一步构建模型分析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的影响因素,发现包括收入在内的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空间属性和行为属性对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存在影响,但是二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行为空间的测量有利于增进对于不同群体社会分异与空间隔离的认知,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命周期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但这种影响对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来说是否存在差异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广州市居民划分为无子阶段、满巢阶段Ⅰ、满巢阶段Ⅱ、空巢期四个阶段,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研究建成环境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休闲体力活动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各阶段居民散步、中等强度、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的频率和时间差异显著,但休闲体力活动水平无明显差异。（2）由于各阶段居民生活方式和休闲行为不同,建成环境对其休闲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各阶段居民都受到康体设施密度的正向影响。此外,无子阶段居民偏好多样化且中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因此受POI密度和交叉口密度正向影响较大。满巢阶段Ⅰ与满巢阶段Ⅱ的居民受到家庭束缚较大,受建成环境影响较小。空巢期居民偏好于散步,受土地利用多样性的正向影响较大,土地利用多样性高的地区,空巢期居民出门活动的几率更高。考虑到各阶段人群特征及需求差异,应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供给。     

北京居民对雾霾的感知及其旅游意愿和行为倾向研究

近年来,中国大陆频现大范围的空气污染问题,雾霾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雾霾及其旅游影响成为新的学术研究问题。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手段,借助问卷星和微信的问卷设计和传播平台,深入研究了北京居民对雾霾影响的感知及其旅游需求和决策行为倾向。研究表明：1）北京居民对雾霾的健康影响、心理影响和生活影响有强烈的感知,大多数北京居民认为北京的雾霾问题十分严重;2）严重雾霾的持续困扰下,北京居民有着逃离意愿强烈,雾霾刺激和强化了北京居民的旅游需求;3）北京居民对雾霾的感知有着明显的群体差异,高收入、高学历、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和中青年人对雾霾的感知和态度尤其强烈。最后,作者讨论了本研究对于旅游营销的现实意义。     

北京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与空间—行为互动

郊区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时空行为研究认为推动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需要利用多维度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分析郊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互动机制。本文采用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年在北京上地—清河地区进行的GPS调查数据将郊区居民划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研究发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在活动分布、活动频率和交通方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和工作时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同时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有助于分析郊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为理解郊区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构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时空行为视角下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对居民日常活动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美和园社区为例

已有关于空气污染与幸福感的文献主要使用空气质量监测点的数据探讨基于居住地的静态污染暴露与居民长期幸福感的关系,缺乏考虑时空行为视角下的实时动态空气污染暴露对日常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机理。根据2017年北京居民日常活动与环境健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活动属性的主客观空气污染暴露及活动满意度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实时空气污染暴露的社会分异,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挖掘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居民日常活动特征、以及不同活动地点实时测度和主观感知的空气污染水平对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群体由于日常活动所处的微观环境不同,承受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异;客观空气污染对活动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能显著影响主观空气污染评价,而主观空气污染评价则能显著降低活动满意度,因此客观空气污染主要通过影响主观污染评价进而对活动满意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此外,空气污染会调节社会经济属性对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效应。     

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及其影响机制——以南京“五朵金花”为例

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而消费空间则是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变迁是乡村发展的缩影,受乡村原有物质环境和现代社会空间的影响,当前乡村消费空间呈现新的结构形态。以南京市江宁区"五朵金花"为研究区,在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基础上,总结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当前乡村居民消费空间打破了距离衰减规律,大件物品随购物区等级提升而占比增加;乡村居民消费空间蔓延至网络空间,表现出参差性特征;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被逐步释放,新消费空间的形成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在政策及内外因的综合推动下,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发生了转变,折射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居民活动视角的城市雾霾灾害韧性评估 ——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基于居民活动视角解读城市雾霾灾害韧性潜在的人地关系内涵,以南京市主城区进行韧性评估的实证分析,提出针对性韧性提升策略。结果表明：① 主城区雾霾灾害韧性整体处于处于低水平,现状建成环境适应性效果有限。② 居民活动扰动性、建成环境适应性分别呈现冷热“多核”圈层集聚、“带状”集聚的空间特征,两者匹配失衡导致霾灾害韧性的空间分异不显著且大部分地区水平较低。③ 居民活动扰动性主要受雾霾严重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建成环境适应性受生态减霾性、设施避霾性影响均较大,雾霾灾害韧性则更受居民活动扰动性影响。雾霾灾害韧性的建设应针对性地提升建成环境适应性或降低居民活动扰动性,并注重两者在空间优化措施上的匹配。     

转型期广州市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职住关系是城市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体制改革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特殊,检验不同阶层居民在职住地选择偏好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内部机制。利用广州市入户问卷调查、建成环境和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两步聚类和多项logistic回归,对广州市居民进行阶层划分,对比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住决策时,体制外工薪阶层追求低生活成本,受职住地建成环境影响显著;体制内阶层习惯于传统单位制下社会关系密切的社区,受邻里环境影响显著,还受个人属性影响;无固定工作者决策自由和平衡程度高,受少量建成环境因素影响。研究有助于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制度性机制,为优化居民职住格局提供思路。     

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空差异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其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此外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建成环境对休闲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地,结合居民的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高度集中于12:00~14:00,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通勤出行碳排放是城市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不同地理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对广州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之后,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社区间的建成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中,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而且,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比工作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显著。对建成环境进行规划干预应更多着眼于居民所居住的社区以及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联系紧密的社区15分钟步行生活圈。虽然实证案例社区的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论可为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居民出行行为转变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低碳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智能技术对城市居民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从技术演变与居民活动视角,总结智能技术呈现出的交互性发展趋势,在回顾传统信息技术与信息通讯技术对居民活动影响的基础上,从智慧出行决策、新居民活动形式、新时空间利用特征和社会与文化效应4方面对智能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居民活动变化进行梳理。最后,对“城市居民?智能技术?城市空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并构建智能技术对居民活动影响的研究框架,从特征与模式、机制与效应、预测与模拟3方面梳理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以期为智能技术背景下的居民活动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共享度的上海郊区社区居民活动空间隔离及其影响因素

在流动性不断增强与居民活动模式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的内涵不断扩展,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空间隔离受到关注。以活动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快速兴起,以期从更加动态的视角理解城市社会空间。基于上海市郊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活动空间共享度指标,建立个体尺度的活动空间分异指数和孤立指数,刻画社区内不同收入群体的活动空间隔离状况,并建立活动空间共享度的多层模型分析活动空间隔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不同收入居民之间存在活动空间隔离,居民更愿意与其社会经济属性相似的人共享活动空间。活动空间隔离程度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社区设施状况、社区周边环境、社区人口密度和社会混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居住在人口密度高、社会混合度高、社区商业配置良好、公共空间充足的开放社区能提高居民的活动空间共享度,增加不同群体社会接触的可能性。     

居民日常出行时空集聚视角下的城市交通拥堵形成机制研究——以广州为例

随着大城市的迅速蔓延与扩张,市内交通拥堵日益成为世界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话题。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集聚为基本研究视角,选取广州作为案例,探讨城市内部交通拥堵形成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运动型时空共存是产生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而出行路径的时空集聚必然造成运动型时空共存。广州市居民的出行行为由于受到时空约束的作用下,造成出行路径的时空集聚,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路网结构进一步强化其集聚效应,从而形成出行路径的时空共存,并引发交通拥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受到时间和空间两种因素的共同约束,当两种约束条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将产生时空集聚和运动型时空共存,并最终形成交通拥堵。良好的交通管理手段只能促使交通拥堵的状况趋于好转,本质上难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城市空间结构、交通线路、交通管制、交通供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路径的时空共存而加剧或缓解交通拥堵现象。所以,在城市交通供需状况处在一种基本合理的水平下,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降低居民日常活动的运动型时空共存。     

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基于北京26个社区的调查研究

城市扩张和郊区化显著增加居民的通勤时间,减少居民在社区内及周边开展的日常活动,进而可能对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影响。基于2017年北京市26个社区居民的社区融合与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控制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区位后,长时间通勤会减少居民在社区及周边1 000 m范围内开展的活动,并进一步对社区社交网络结构、社会信任和共同价值等社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社区活动中社交娱乐活动的中介效应显著,而个人和家庭事务活动中介效应不显著。最后,证实了促进职住平衡、减少职住分离的规划政策对于增加居民社区活动及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     

南京市居民网络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简

在互联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网上购物、团购等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消费方式得到极大发展,网络消费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消费选择的重要方式,网络消费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居民社会阶层的差别及相应居住空间的分异,导致网络消费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且对实体空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南京居民网络消费情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住房状况、交通方式以及移动网络使用等体现居民社会阶层状况的要素对居民网络消费选择的影响,进而分析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城市不同空间的网络消费构成和网络消费商品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空间网络消费对交通出行和实体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程度。     

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以旅游业为推动力的城镇化类型,居民对此类型的城镇化的影响感知有其独特性。本文选取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为案例,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就当地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环境影响感知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与旅游城镇化影响感知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韩国公寓更新中的居住形式与居民政治倾向关系研究

韩国首尔江南区是富有中产阶层主要聚集区,是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城市空间变化的典型。在韩国,房地产政策是韩国各党派政府维护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手段,城市更新与公寓重建是提高房价的重要手段,并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和生活产生不同影响。公寓重建是韩国阶层、党派之间尖锐政治斗争的对象。首尔江南区住民基于自身阶级身份与利益组成利益共同体,参与推动或阻碍公寓重建的活动。每四年一度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江南区呈现按住房价格而选择政党的阶级投票的规律。江南区案例表明虽然政府主导了江南区的城市更新与公寓重建,但当重建侵犯到地区住民的利益时,住民社会驱动力随时出现,并以选票形式对其进行反向干预。因此韩国社会团体与政府的互动塑造了江南区特有的阶层分化与住房分布形式。     

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北京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

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是解读郊区空间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的研究多基于汇总的个体数据,从家庭层面出发的微观研究较少。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居住在北京五环至六环之间的3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实证研究,旨在通过以家庭为单元的行为空间研究,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研究发现：家庭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迁居、就业选择、家庭结构变化、家内成员的社会角色变化等,会通过改变地理背景、移动性和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惯常活动模式。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形成了家庭成员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但当部分因素改变时,家庭也会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来响应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制约,以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