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相似文献   

基于土地利用角度的镇域乡村性时空变化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为例

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的镇域乡村性评价体系,对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26个镇域在2000年和2010年的乡村性变化特点进行探究。10 a间番禺区乡村性指数明显低于从化区,两区的乡村性指数均在下降,从化区下降幅度较番禺区大,镇域间的乡村性指数差异番禺区在逐渐缩小,而从化区则逐年加剧;2000年番禺区以较弱级别的乡村性为主,2010年则以弱等级为主,而从化区的乡村性等级下降明显,2000年仅有强和较强等级,2010年强等级消失,较弱等级出现;高程、二三产业比值、道路面积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乡村性指数变化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基于土地利用角度开展镇域乡村性评价切实可行。     

丘陵区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发展类型研究——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

选取丘陵区重庆市荣昌区作为研究区,以村(社区)为评价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数据统计和聚类分析等方法,从村域尺度对137个评价单元的乡村性空间分异性进行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和乡村产业划分荣昌区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荣昌区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南北强、中部弱"的差异性格局;②乡村性空间分布趋于空间集聚,已形成环中心城区、重点乡镇的乡村性冷点区域和分散分布于研究区域边缘的乡村性热点区域;③荣昌区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强乡村性-传统农业型、中等乡村性-现代农业型、中等乡村性-农工混合型、弱乡村性-非农主导型。     

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乡村经济类型是对在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上具有相对一致性的乡村经济体的高度抽象,对其进行划分并对其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是制定乡村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模比系数法进行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的划分,分别采用以不同产业占总产值比重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进行主导产业类型的判定,将两个判定结果相结合最终确定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的类型.依据此方法对1994-2009年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15年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经历了脱贫期、成长期和提升期;主导产业类型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再向商贸业主导演变,综合发展型乡村的数量则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总体来讲,京津冀地区共有4个区域,其内部的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变具有相对一致性,可以分别作为政策扶持的类型区.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本质属性,是村落得以存续的关键。在面临剧烈的内外部重组与分化中,传统村落乡村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忽视甚至埋没。以苏州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根据发展路径将其划分四类,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乡村性评价。研究表明：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各异。传统技艺型村落在产业驱动下乡村性得到均衡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在片面激活中产生乡村性极化,综合开发型村落的自我探索维系着均衡的乡村性,生活服务型村落在城乡互动中面临乡村性衰败危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以乡村性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四川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类型识别及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探索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具体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省为例,构建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域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四川省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分异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均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减弱的分异格局,粮食生产功能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攀西安宁河流域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生态保育功能则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增强态势。2）以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四川省划分为主导发展型、极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三大类,并根据不同地域类型提出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主导发展型应优先发挥主导功能,同时整合协调其他功能,带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极化发展型在发挥其优势功能的同时需补齐短板,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综合发展型依托现有基础,实现产业再升级,促进产城融合,成为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引领示范区。     

福建省乡村发展水平及主导类型划定

乡村发展水平测度是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在构建福建省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县域层面测度并划定福建省乡村发展水平的基本特征及主导类型。结果表明:1福建省乡村发展增长趋势显著,闽南地区、北部地区、闽西小部分地区具有较明显的区域特色,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内乡村发展水平具有波动性;2福建省乡村发展受地理、资源、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痕迹明显,特色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等是主要驱动因素;3将福建省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工商业导向型(Ⅰ)、农工业导向型(Ⅱ)、农工商导向型(Ⅲ)、农业主导型(Ⅳ)4个基本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区的优势、潜力和限制因素进行政策导向分析与对策建议。     

艺术介入乡村：两种乡村发展转型典型模式的多级效益比较分析

在明晰国内艺术介入乡村内涵与典型模式的基础上,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建构并解析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体系,并选取广州市小洲村、凤和村为典型案例,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识别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两种艺术介入模式的效益特征与问题。结果表明：1）艺术介入乡村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资本、艺术家与文化团体等主体,通过艺术实践实现乡村景观重构、综合经济效益、社区营造治理、地方文化传承等多级效益的乡村振兴典型模式。依据不同的驱动主体,可将艺术介入乡村模式主要划分为艺术家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两种类型。2）艺术介入乡村具有物质、经济、社会、文化四级效益,呈现逐级递进的特征。3）艺术家主导型在实现高层级效益方面作用显著,低层级效益有所欠缺;资本主导型在实现低层级效益方面作用显著,高层级效益有所欠缺。4）构建资本与艺术家协同、政府支持、村民参与的多方合作模式,能够综合两种模式的效益优势,使艺术介入的乡村实践更具推广性。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黄土高原地区乡村性空间特征及其与可达性格局关系

在乡村转型重构的关键时期以及城乡融合背景下,可达性作为驱动乡村地域特征改变的直接媒介,对乡村减贫及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243个县域乡村性与可达性指数,探索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乡村性与可达性的集聚特征及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乡村性整体呈减弱态势、差异不断增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整体呈增强趋势、差异不断缩小,“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基本不变。② 乡村性与可达性空间分布均呈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以“榆林-庆阳”一线为界分布,但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减弱;其次,可达性的提升对乡村性呈负向影响且波动增强,低可达性-高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境内,高可达性-低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周边县市。③ 乡村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乡村性会受到周边地区乡村性的显著影响;可达性的提升会使得乡村人口变化率、一产产值比重降低;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业土地生产率提高,且可达性对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最大,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提升最大。     

西北干旱区乡村性评价及驱动机制研究——以甘肃武威为例

基于武威市1949~2013年65 a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构建乡村性指标体系,通过测算各县区乡村性指数和分异指数来分析乡村性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异,并从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两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性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49~2013年间武威市各县区乡村性指数总体呈减弱趋势,但减弱幅度和速度存在差异。② 各县区乡村性分异指数呈波动增长趋势,2000年以后乡村性分异指数急剧增长,表明各县区乡村性差异越来越大。③ 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是影响乡村性变动的两大动因,各因素的发展致使城乡差距缩小、乡村性水平减弱、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东北地区乡村性评价及时空分异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 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数字化农业空间构建与实践——以广东省紫金县茶产业为例

运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东省紫金县的茶产业为例,探讨乡村农业空间的数字化构建过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组织转变。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助推了透明化和标准化交易网络的构建,推动村域内农业生产运作逻辑的现代化,还激发了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功能。然而,在以自上而下路径为主导的数字技术下沉模式中,乡村不同主体与数字技术的日常交互,呈现权力关系、个体需求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建设的不均衡实施,企业层面数字投建的供需错位,以及群体身份异质性产生的多元化技术认知等,这都制约着当地数字乡村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进而实现数字化空间构建的良性发展。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     

基于空间界面视角的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新时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的转型重构过程,而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和外向性特征显著,其发展动力也变得更加多元,因此采用更加综合和系统的空间界面视角探索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村域经济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集成乡村性指数评价、游动分割窗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界面的位置和影响范围进行定量识别与判断,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巩义市空间界面主要分为自然界面、人文界面两大类,其中自然界面又分为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由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组成。②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空间界面具有的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其中,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研究

基于云南省1992~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偏离份额分析、基尼系数产业分解方法,分析产业结构演变对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受到产业结构偏离和竞争偏离影响较大,滇中县域在产业结构上优势显著,但相对竞争力较弱。滇西和滇南县域竞争优势明显,但不具结构优势;最近10 a来,滇东县域在产业结构、竞争力方面占优,与滇西和滇南县域的差异拉大;从基尼系数产业分解结果看,第二产业是导致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首要因素。此外,第三产业对县域经济差异贡献不断加大,对县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日益凸显;产业基尼系数变化分解结果揭示,产业集中效应扩大了县域经济差异,而结构效应则可以缩小县域经济差距,据此提出以产业结构调整来协调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