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乡村重构与转型：西方经验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重构与转型成为西方国家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在揭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过程、梳理转型特征、探析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发展的系统总结及其提供的经验借鉴与启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经历了从“资本、土地、产权”主导的经济维度重构到“话语、他者、建构”主导的社会维度重构、再到“主体、文化、网络”主导的综合维度重构阶段;乡村转型特征可凝聚为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逻辑主线;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全球化是推动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主要因素。中国乡村发展具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背景和特征,但相关经验及认识仍然能够为理解中国乡村实践发展、推动相关理论建设提供启示,并从“要素/重构/过程”-“功能/转型/结果”视角对当代中国乡村重构与转型进行了系统思考。     

数字技术力量下的乡村重构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深入到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村社会关系及空间意义发生重构。信息化冲击下的乡村空间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其社会文化空间意义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构在内生逻辑上重塑乡村话语权力和主体身份。论文通过探讨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多维关系及其对乡村产生的多重效应,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异化、数字经济引发的话语与权力流变及乡村女性主体地位和身份的重构,解释了数字技术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及其建构下的乡村日常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拟为乡村性的分析框架提供有益的补充,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借鉴。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人文地理方法论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进展及展望

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在经历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三种主要流派的过程探索之后逐渐趋向体系化、完整化,构成了整个现代地理学的思想轮廓和学术分期。论文在人文地理学哲学思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成果开展整合性归纳与总结,研究发现三种流派范式下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涵各有侧重,呈现出“传统—批判—整合—超越”的更新路径,相互之间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其中,实证主义地理学主要以刻画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性、区域性为主,表现为“空间化秩序特征描述”;人文主义地理学热衷于对景观地方性、象征性意义的探索,充满了“多元化人文情感关怀”;结构主义地理学注重景观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关注景观背后的“因果化博弈机制解释”。总体来看,乡村聚落景观框架下的流派研究成果微观多于宏观、静态多于动态、物质空间多于社会经济空间,对指导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未来应从人文地理方法论的视角创建中国特色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中国范式”,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的聚落景观有所侧重地强化“短板研究”,以综合并充分发挥各个流派的优长。     

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空间研究开始出现消费转向、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多功能、全球化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成为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乡村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展开乡村空间重构过程—机理—调控研究以及微观视角下农户经济空间行为研究;当前,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呈现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学转型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组织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力关系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视角。政治经济地理学及“社会-空间”二元辩证法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应系统整合空间生产、主体能动性、土地资本化、社会关系网络、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农户地理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理论,强化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要素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响应机制研究,重点开展多要素多维度的乡村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变规律研究、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研究、能动性视角下乡村劳动力空间生产研究、政府政策制度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陕西袁家村跨地方的乡村性生产与呈现

以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这一典型跨地方扩张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内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店铺经营者、消费者、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探究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袁家村乡村性的建构和演变。研究发现：① 袁家村的乡村性嵌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并呈现历时性变化,也即乡村性并非是固化的结果,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② 袁家村跨地方生产过程是乡村发展升级助推下,乡村物质、人、制度等因素超越地域边界的流动过程,此过程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亲缘、业缘、地缘多重关系的整合;③ 袁家村跨地方的过程以饮食生产扩大呈现了袁家村的乡村性,具体包括乡村生活、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等内容,而乡村性在城市空间成功延续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扩张、标准化生产的转移和符号化空间的营造实现;④ 乡村性是社会建构的,强调不同群体对乡村的意义创造。袁家村“进城开店”超越了乡村地域边界,却与农业、土地、村集体呈现更深刻的强关联,有力回击了“村落的终结”“乡村性终结”等论断。研究认为,从多元、动态、融合的视角理解乡村性,有助于在复杂的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把握更原真的乡村性,为乡村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探索提供新思考。     

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研究进展及展望

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演变的重要特征,系统开展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过程及互动机理研究有利于揭示乡村演变的内在规律。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为深化乡村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深入开展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研究可为因地制宜制定乡村发展战略,适时调控乡村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当前,针对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研究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内在机理等尚缺乏系统的建构,基于耦合研究优化乡村转型重构的路径仍显不足。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耦合理论分析框架、“格局—过程”耦合和梯度分异导向的耦合三个层面提出针对性的研究展望,以期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内容。     

发展转型视域下的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研究进展及展望

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地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景观结构、用地结构、城乡关系、消费结构和治理格局等出现了多元分化,同时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面临着传统村落空间消亡、地域认同感消失、村民自主性缺失等问题。乡村复兴和振兴成为新时期区域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核心目标,理清乡村空间分化的内外动力的交互作用机制,深化归纳总结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的地域规律,发掘乡村综合治理的科学途径,有助于深化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理论框架。文章围绕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际乡村地理学界在研究视角切入上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以质性为主,大量应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关注乡村空间认知、分化与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和转译的学理解释,乡村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框架分析较为深入。国内的研究主要从乡村物质空间的分化和重组入手,研究方法偏向定量化,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地理学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体系仍显不足。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在宏观尺度上系统研究多元外部性环境下的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空间分化类型与动力机制;在中微观尺度上重点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变化与要素重组及空间治理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全面采用城乡连续谱空间梯度分析手法,剖析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乡村空间内部多维空间分化与重构治理的学理逻辑,综合集成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搭建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理论框架。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管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其空间治理主体和参与共同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村庄建设管理与空间治理的途径与模式亟待归纳总结。     

论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的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网络化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与重组。本文在界定乡村数字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深度剖析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构建面向乡村数字化发展转型的研究内容体系。主要结论为：(1)乡村数字化是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广大乡村地域,重塑乡村物质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网络及空间组织的过程,促使乡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组织结构发生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技术作用于乡村地域空间的过程、作用和效应等。(2)乡村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趋于综合复杂,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空间叠合转型,并在数字信息连通下衍生出赛博空间及网络文化形态。(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物质空间转型的逻辑、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经济形态转变的机制、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空间重组的关系、数字治理模式与乡村空间组织重构的作用共同构成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多维内嵌机制。(4)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指向下,在强化学科贡献的基础上探寻数字化下乡村发展前沿领域与创新维度,聚焦智慧乡村应用场景、研...     

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演化及展望

以地理学主要中文期刊近40年来刊发的有关乡村研究的文献为分析对象,采用Citespace软件文献计量分析及文献归纳方法,对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主要热点进行识别和阶段性划分,并梳理其主要热点的研究进展。结果发现,伴随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工业和21世纪初以乡村旅游业兴起的乡村两次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家乡村发展和建设的战略和政策不断调整,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热点演化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①1978-2000年,主要聚焦于乡村城市化、城乡关系、乡村聚落、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等研究,为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做出了基础性和战略性贡献。②2000-2008年,开始转向以乡村旅游、农村居民点、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空心村等研究热点话题,中国乡村地理学发展改变了“重城轻乡”的学科格局,逐渐走向繁荣。③2008年至今,研究热点转向多元化,涉及乡村转型、乡村重构、乡村性、空间重构、乡村社区、乡村治理等,研究主题逐渐接轨于国际乡村地理学。未来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应以建设乡村地理学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为核心目标,服务于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积极关注乡村发展、转型、分化、重构与治理等核心话题,深化乡村多元空间价值理论研究,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地理学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乡村概念再认知

乡村是乡村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对乡村概念形成的认知指引着乡村地理学的发展方向。西方乡村地理学伴随着对乡村性理解的不断深入,不同的学术流派渐次更迭。国内乡村地理学发展侧重于服务国家与地方发展需求,对学科理论基础的讨论较少,逐渐形成了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局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发展经历了深刻转型,国内对于乡村概念的辨析亟需深化。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对乡村概念认知的演化脉络,指出乡村概念认知逐步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被动转为能动、从静态特征深入到动态过程的发展主线,随后提出乡村概念界定的困难在于要素流动的空间动态性、乡村空间系统的不整合性、乡村概念自身的相对性,以及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为政策导向的新时代背景。最后总结了乡村概念认知对乡村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广东省乡村类型划分及乡村性评价的时空变化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 GDP 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 67 个县级区域在 2001、2005、2009 及 2013 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 10 a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 2001 年的 0.60 下降至 2013 年的 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 5 个等级,近 10 a 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面向数字技术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渐兴起和发展,地方日常生活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技术的干预,社会空间组织也因此受到复杂的数字化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地理学研究已呈现出“数字转向”的趋势,但有关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文化空间的研究议题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基于此,论文通过梳理数字技术地理的研究理论演化,探讨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社会文化地理的重要价值,围绕空间治理、地方营造和时间性3个主要的研究议题梳理了面向数字技术应用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路径,探讨数字技术对乡村发展可能存在的干预潜力。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未来数字技术相关研究议题在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拓展方向,以期呼吁学界更多地审视数字技术嵌入而引起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发展战略提供建议和参考。     

Reading Agricultural Power

Many forms of rural geography include investigations of power. Lately some researchers have achieved this through studies of discourse.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ading of agricultural power as it occurs in several examples of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print-media. Initially, I review the importance of discourse in the study of power - arguing that a ‘geography of discourse’ enables key questions and objects of analysis (spaces and processes) to be investigated. I then analyse coverage of agriculture in selected rural print-media forms. I argue that hegemonic discourses of masculinity and agriculture are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ports, reinforcing the power of certain knowledges and truths. Finally, I propose more study is needed of the sites and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meaning is constructed. Using the case of a farm women's conference I argue that the media involves a number of sites and processes which must be negotiated if discursive change is to occur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agricuture.     

基于理论旅行视角的人文地理学中想象地理研究反思

作为批判概念的“想象地理”对地缘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后殖民地理问题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本文借用Edward Said“理论旅行”分析框架对想象地理概念引入人文地理学的最初过程及此后想象地理研究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人文地理学对想象地理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历经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语境压力,想象地理概念进入地理学并逐渐发展为南北关系问题和种族问题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这些研究中,这一概念充分展示了其解释力和批判激情,但同时也逐渐被体制化,进而产生了“体制化问题”——以批判“话语霸权”为目的的想象地理概念反而成为了一种话语霸权,研究者的批判意识逐渐减弱。基于以上梳理,本文指出,对概念和理论所处的历史和情境始终进行批判性审视是保持批判意识的根本。由此引发的进一步思考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必然需要引介西方概念和理论,但在引介过程中应注意反思自身面临的学术后殖民问题,审视学术研究的历史和情境,始终对概念和理论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与理论特性保持警觉,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保持应有的批判意识。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Voices of Chinese human geograph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ith the help of the mapping software Citespace and based o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geographers’ journal outputs in terms of countries of residence, institutions, journals and key topic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Chinese scholars’ contributions to both top and regional journals in the fiel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nglophone geographers have bee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geography.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human geographers have taken a more micro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to explai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henomena, rather than a macro and narrative approach. Scholars tend to focus more on daily life, with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home, food, body and other micro-material matters. The analysis further finds that emotional geography, geography of embodiment, food geography as well as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have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People's perceptions of nature have been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negoti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s China becomes more visible internationally in the context of a highly globalized and mobile world, increasing numbers of Chinese geographers have become involved in research on human geography. Som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those based in Hong Kong, act as academic leaders by articulating their own voices to tell the unique Chinese story internationally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their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