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研究进展

随着全球变化加剧,世界各地自然灾害的频发,国际社会为应对自然灾害进行了不懈努力,历届世界减灾大会不断强调对应急管理全流程的研究,恢复重建作为应急管理的重要环节而得到广泛重视。积极开展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有利于保障灾区恢复重建实施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研究时间较短,首先比较分析了国内外恢复重建的内涵,明确了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基本概念,并梳理了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由于灾区恢复重建内容复杂多样,本文结合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发展历程、研究范围与关注时段,分别从项目、要素与可持续性三个关键视角对后效评估的理论方法等展开评述,结果表明:(1)项目后效评估在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中起步较早,现有评估多集中于居民住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工程质量的评估,但缺乏对项目设计过程中社会居民参与度、公众满意度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等的评估。(2)要素后效评估在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中涉及范围最广,具体包括社会、经济与环境等要素,这些要素的评估受政策绩效影响较大,后期需要构建综合的评估体系以开展科学评估。(3)可持续性后效评估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地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为基础构...     

地震灾区重建中有关水文与水环境问题的若干思考

利用国际上有关大型地震灾区水文过程和水环境变化的研究成果和龙门山区断裂带水循环系统特点,从地表水循环变化及其对流域水资源形成和分布的可能影响、河道形态与径流过程变化、坡面水动力场的可能变化及其对坡面岩土稳定性与土壤侵蚀的作用、水环境可能变化以及流域水安全与水库生态调度等方面,讨论了"5.12"汶川特大地震对区域水循环和水资源以及水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可能影响,认为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应重视对流域尺度水循环与水资源和水环境科学的系统研究.     

国外重大自然灾害区域重建规划的理念和启示

5·12四川汶川地震,4·14青海玉树地震及8·7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性重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地区的灾后重建是非常复杂而漫长的工作.灾后重建规划是推进灾区恢复重建工作的重要依据,不断完善重建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对提高我国综合减灾恢复重建能力意义重大.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大量国际组织发表的文献资料,总结了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2005年美国Katrina飓风的灾后重建规划及规划实施中的先进理念,分析提出积极推进今后我国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体现灾区民意和强化生产、生活氛围复兴(软环境重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针对灾后重建地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的特殊性,本文以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地区为例,综合考虑地质条件与灾害危险性、水土资源条件、生态环境等3大类要素及8个评价因子,构建了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栅格单元和行政单元的土地资源安全进行了评价和分级。结果表明:属于安全类的土地面积为2409.30 km2,占灾区土地总面积的5.63%,主要分布于灾区东部的山前平原区,这类区域应该被视为灾后重建选址的首选区域,较安全类可以作为安全类区域的补充选择,而一般安全类在作为灾后重建选址的备选区域时应做好充分的防护措施;灾区21县中仅有6个县的土地资源安全指数大于0.60,它们均位于灾区东部的山前平原区;在属于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的6县中,只有名山区具有较高的土地资源安全指数(0.76),可重建土地面积为468.33 km2,且其人均可重建土地面积也相对较高,应作为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灾后异地重建进行大规模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首选区域。本研究提出的评价模型适应于具有同类地质灾害的研究区域,也可以为具有相似地质、地形和资源环境条件的区域开展研究提供参考。     

汶川地震灾区重建若干问题探讨

汶川地震重灾区在四川省涉及51个县(区市),面积约13.28万km2,人口约2 657万.灾区地跨龙门山脉及其东西两侧,西部为青藏高原,东部为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西部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和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但经济发展滞后;而东部是经济较发达地区,人口和经济密度大,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灾区重建要立足眼前,着眼长远;用3 a左右时间基本达到灾前水平,再用5～10 a时间将灾区建成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合理、生态环境优良、人民安居乐业的区域.要坚持以人为本,确保人居环境的安全;要生态优先,突出生态保护的战略地位,规避在生态敏感区建设污染型企业;在成德绵要加快产业集群建设;山区聚落,要变分散为集中,进行空间、产业和组织重构.     

“4·20"芦山地震灾区重建综合发展能力的构建

芦山地震再次给地形复杂的山区发展敲响警钟.如何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提高山区社会综合发展能力,灾后重建是一个大调整时机,应当充分考虑区域国土功能差别,在城镇重建布局、产业发展选择与布局方面,坚持适度集聚,以生态产业为主导,走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促进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文化高度融合;打破县域行政体制壁垒,形成协调协同的区域发展大格局;国家和地方要加大相应政策的扶持力度,努力打造成国家级生态产业发展试验示范基地,真正实现内生发展,全面增强地震灾区综合发展活力和实力,为促进芦山地震灾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山区发展提供新的模式和导向.     

汶川地震灾区城镇化与进城务工人员的空间分异及流向分析

通过分析汶川地震灾区51个县(市、区)的1 271个乡镇城镇人口、外出进城务工人员的调研统计数据发现,汶川地震灾区城镇人口数量少,城镇化水平过低(只有19.8%),比同期全国城镇化水平低24.1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尚处初期阶段;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巨大,较低和低度城镇化地区占78%以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更加偏低.但灾区进城务工人员规模达359.31万人,相当于灾区总人口的1/5,根据各乡镇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比率,将灾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空间分布分为高外出区、较高外出区、中等外出区、较低外出区、低外出区共五种类型,呈现出到省外的进城务工人员多于到省内县外的进城务工人员,平原丘陵地区多于山地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多于经济落后地区、人门密集地区多于稀疏地区、城镇化较高地区多于较低地区、汉族地区多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综合分析灾区到省外务工的人员流向可知,外出到省外务工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山西、新疆等资源富集地区.为了提高灾区城镇化水平,建议加快灾区城乡统筹重建步伐,推进灾区进城务工人员的本土化,变灾民为市民,加大灾区灾民劳务输出的力度,多渠道扩大灾民就业,对口建立灾区劳务输出市场,确定劳务输入的重点区域.     

水工环地质灾区防护工程的建设策略初探

本文简单说明了水工环地质灾区防护工程的工作原理及原则,以GIS技术、RTK技术、重力勘探技术、水质测试技术为切入点,分析了水工环地质灾区防护工程建设中的关键技术。同时,提出了水文环境问题的监管、地质环境问题的监管以及环境问题隐蔽性的解决这些灾区防护工程的建设优化策略。     

低空数码航摄技术在大比例地形图中应用的前景分析

汶川“5．12”地震后,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及辽宁省委、省政府的紧急部署,由我院承担四川安县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中18个乡镇的的地形图测绘工作。鉴于当时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作业季节以及完成测绘任务的紧迫性,     

“4·20”芦山地震灾区次生山地灾害易发性评价

选择"4·20"芦山地震灾区为研究区,在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高精度遥感影像解译分析,针对地震灾区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次生山地灾害的形成条件展开系统分析;在ArcGIS 9.3软件支持下,采用信息量模型,选择坡向、坡度、地层岩性、断裂带、河流冲刷作用、地震烈度和降水量7个影响因子作为芦山地震灾区次生山地灾害易发性评价的指标参数,将其划分为高易发区、中易发区和低易发区,该评价结果与实地考察结果基本吻合。基于GIS的信息量模型能够很好地为芦山地震灾区次生山地灾害易发性区划研究提供指导,其结果可以用来解决次生山地灾害易发性评价中效率低、精度差、费时费力等问题,从而实现次生山地灾害易发性评价的信息化和科学化。     

重特大自然灾害综合评估

基于作者近年对多次重特大自然灾害综合评估的实践,就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破坏程度、直接经济损失的综合评估予以阐述。重特大自然灾害快速评估结果是制定应急救援、转移安置方案和恢复重建规划的科学依据。综合现场调查、遥感监测、模型评估和地方上报数据于一体,是提高重特大自然灾害评估结果准确度和精度的关键。制定科学合理的重特大自然灾害评估指标体系,仍然需要在大量综合评估的实践中完善。     

千河流域近540 a来旱涝灾害变化规律研究

 通过收集整理千河流域1470-2009年旱涝灾害资料,结合滑动平均、累积距平,以及小波变换处理等方法,分析了千河流域近540 a来旱涝灾害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千河流域旱涝灾害交替频繁,具有明显阶段性与周期性规律。通过11 a滑动平均和累积距平分析,可以将千河流域历史旱涝灾害分为3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又可分为7个明显的偏旱或偏涝时期。另外,由小波分析得出,千河流域近540 a来的旱涝灾害具有明显的周期变化,并且与太阳活动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千河流域历史旱涝灾害的发生与我国西北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旱涝灾害发生规律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对了解千河流域旱涝灾害发生规律和制订防灾减灾措施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与拓展C-D函数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视角,将海洋灾害损失与海洋科技进步内生化,与海洋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一并作为海洋经济生产驱动因素,测度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海洋灾害对当年海洋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对灾后第2年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且长期呈现负作用。究其原因,海洋灾害主要通过破坏海洋经济生产基础设施、设备以及渔业资源等生产资本影响当期海洋经济增长;通过更新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生产资本存量拉动灾后海洋经济增长;长期来看,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生产要素破坏作用大于对要素的更新作用。     

新疆近20a风灾研究

风灾是新疆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新疆风灾每年平均造成24亿元的经济损失。依据大风对农牧业所造成的灾害事件的损失,对风灾时空变化进行评估,其重要意义在于给出了描述大风灾害损失等级划分的量化标准。研究得出:新疆风灾可比损失值随着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加,而且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快;阿克苏、喀什风灾次数较多,强度最大,巴州重大风灾受灾次数最多,是风灾防范和灾后救助的重点地区,和田、吐鲁番因次数较多,强度较大,哈密强度较大,是风灾防范和灾后救助的次重点地区;风灾在作物生长和收获的季节4、5、6、8月份危害最大;建议增加防治风灾投入,改善生态环境,加快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进程,把阿克苏、喀什、巴州等作为风灾重点防范区,和田、吐鲁番、哈密作为风灾防范和灾后救助的次重点地区,4、5、6、8月份作为重点防范季节。     

51a新疆雹灾损失的时空分布特征

用新疆1952-2002 a的900例雹灾资料,对雹灾发生频次、受灾面积、经济损失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雹灾频次、受灾面积、经济损失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长较快,受灾面积、频次1990年达到最大,可比经济损失最大值出现在1995年。雹灾主要集中在4～9月,雹灾发生频次6月最多,受灾面积5月份最多,可比经济损失值以7月份最大。按灰色关联灾情评估模型可将新疆分为严重雹灾区、重雹灾区、中雹灾区、轻雹灾区和微雹灾区五个区域。其中:阿克苏为雹灾重点防御地区,喀什、塔城、伊犁、博州、石河子为次重点防御地区。     

泛珠三角区域水旱灾害经济损失评价

从区域的视角,对泛珠三角区域水旱灾害经济损失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区域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由水灾和旱灾引起,水灾损失整体大于旱灾损失,但旱灾损失也占有较大的比例,洪涝与干旱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各省(区)水旱灾害经济损失都呈上升趋势.建议加大对海南、江西、广西和云南等省(区)的水旱灾害防治投入;加强区域内各省(区)防汛抗旱的协调与合作,协同应对区域性的灾害.     

中国近期自然灾害程度的区域特征*

本文通过对中国近期灾情的分析,探讨自然灾害区域评价的指标分类和评价指标体系,讨论中国灾情程度的区域特征,文中首先对绝对灾情、相对灾情、绝对灾情变率和相对灾情变率这四项程度进行了分类,随后依单位面积和单位人口与灾情的关系进行了人均灾损、灾损模数、受灾人口模数、受灾面积模数指标的分类。运用上述八项指标,对中国近年灾害程度区域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灾情最严重,且集中于黄河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区;从历年灾情程度的情况分析结果认为,绝对灾情指标>4.0及相对灾情指标>30%,是目前衡量中国省级灾害承受能力的极限指标。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自然灾害危险性与灾损空间格局研究

灾害危险性和灾害损失是区域灾害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国别尺度,无法表征国家内部和经济带沿线的灾害损失特征。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洪涝、干旱、风暴、地震4类主要自然灾害的历史数据,提出灾害数据空间尺度下推方法,构建了基于省级尺度的灾害数据库,从灾害发生频次与灾害损失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主要灾害危险性和人口、经济损失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综合灾损高值区的主导灾害。研究表明2003—2018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灾害发生广泛,各类灾害危险性和损失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81.4%区域均有灾害发生,洪涝灾害发生范围最广,风暴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干旱灾害集中在中国北部和泰国等地,地震多分布于地震带沿线;全域人口损失以洪涝（53%）、干旱（26%）为主,经济损失以洪涝（49%）、地震（23%）为主,各地区人口和经济损失因区域内人口和经济基础不同存在空间差异;大部分区域损失由单一灾害主导,仅小部分地区损失受多种灾害共同影响。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针对各灾害高危区、灾损高值区及各地区主导灾害制定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措施,为未来“一带一路”的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与综合减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支撑。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changes of main agriculture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during 1990-2011

China is a disaster prone country, an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ange of disasters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ols are employed to quantify the main agriculture disasters changes and effects on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0-2011.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was severely affected by disasters including drought, flood, hail, frost and typhoon. The annual area covered by these disasters reached up to 48.7×10⁶ ha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hich accounted for 44.8% of the total sown area, and about 55.1% of the per unit area grain yield change was caused by disasters. In addition, all of the disasters showed high variability, different changing trend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Drought, flood, and hail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ing trends, while frost and typhoon showed increasing trends. Drought and flood showed gradual changes and were distribute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disasters became more diversified from north to south. Drought was the dominated disaster type in northern China, while flood was the most important disaster type in the southern part. Hail was mainly observed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China, and frost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China. Typhoon was greatly limited to the southeast coast. Furthermore, the resilience of grain production of each province was quite different, especially in several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such as Shandong, Liaoning, Jilin and Jiangsu, where grain production was seriously affected by disasters. On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of resilience of grain production was that grain production was marginalized in developed provinces when the economy underwent rapid development.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grain security, we suggest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place more emphasis on grain production, and invest more money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especially in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provi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