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心城市旅游出行的空间分布规律与结构图谱研究

通过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旅游出行大数据,应用基于O-D联系的ArcGIS空间分析和Gephi网络分析,深入挖掘旅游数字足迹所蕴涵的“位空间”与“流空间”信息,全景式解析中国旅游出行的空间分布规律与结构特征。研究显示,全国旅游出行的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菱形”空间架构。全国旅游出行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国家主要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在旅游出行方面拥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据旅游出行强度指标,并综合考虑地理区位、空间联系、职能定位等因素,将中心城市按旅游出行能力划分为国家综合中心、国家门户中心、区域中心、省域中心、地方中心5个等级体系,旅游出行的城市等级规模递增特征极其明显。大数据显示,全国旅游出行的适宜距离为600~2 000 km,最佳出行距离为1 200 km,人均旅游出行距离为1 060 km,不同等级中心城市旅游出行随着空间距离增加总体上呈现波动衰减特征。旅游联系网络分析显示,在区域尺度上,全国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为核心的4个旅游社团联系网络,区域旅游出行“各自为政”,而大空间尺度上旅游出行是“全国一盘棋”。研究通过划分不同空间距离区段,对中心城市旅游出行分布规律及其社团结构进行多尺度、分层次的扫描式空间解构,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和细致的空间刻画与结构图谱展现。     

高铁对区域旅游“时空压缩”效应的测度与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了无高铁、现有高铁和规划高铁三种情景,引入旅游“门到门”出行的旅行时间测度方法,同时采用分层栅格成本方法改进可达性计算模型,综合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常可达性指数和旅游效用函数等指标定量测度并全面分析了高铁对区域旅游的“时空压缩”效应。研究发现：① 现有高铁将长江经济带景区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压缩”了3.36 h,规划高铁进一步将其“压缩”了1.09 h,使区域的旅游空间范围不断“缩小”;② 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对区域旅游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加剧了短期旅游圈所覆盖景区数量的空间分异,但使长假旅游圈所覆盖景区数量在空间上趋于均衡;③ 不同高铁建设阶段对区域旅游的影响存在差异,现有高铁便利了游客的中远程旅游,而规划高铁则对游客短途旅游产生重要影响,并强化了同区域外的旅游联系;④ 高铁“压缩”了旅途时间,“扩张”了游览时间,大幅提高了旅游效用,这在川渝两地表现的尤为显著。     

波士顿共享单车出行与街区建成环境的关系研究——基于广义可加混合模型

共享单车作为低碳环保的交通出行方式，在全球许多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已有共享单车与建成环境的关系研究较少关注街区空间尺度及形态因素，且忽略了影响因素的非线性作用。基于波士顿共享单车出行数据，分析共享单车出行的时空特征；运用广义可加混合模型，解析骑行量与街区建成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1)波士顿共享单车骑行量由中心区向城市外围呈圈层梯度递减趋势，骑行距离具有3km集中骑行圈与6km极限骑行圈特征；(2)周末、天气、温度等时变因素会显著影响单车使用；(3)骑行量与街区总人口数、路网密度和地铁接入性显著正相关，与街区路网方向熵、平均路段长度分别呈L形、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最后，从可骑行社区构建、TOD慢行系统建设以及精准化共享单车投放等方面，阐述了研究对我国城市的启示。     

从"时空缩减"视角看环城游憩带发展

环城游憩带(ReBAM)是城市旅游产品空间拓展的表现形式,是城市周边地区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向。在信息化与全球化过程中,环城游憩带原有的市场结构将发生变化,在旅游“时间剩余”前提下游客旅游行为存在多种可能性。“时空缩减”过程给环城游憩带的开发带来机遇,但同时具有高风险性。以距离的多维尺度特征为切入点,分析游客的出游距离及目的地选择变化规律,对大城市旅游市场规模变化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指出对客源市场的准确预测及在更大尺度范围对旅游地的竞争力分析是环城游憩带开发建设的必要前提。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游客出行行为的时空特征研究——以中国香港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香港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掌握疫情期间游客出行的时空变化特征,对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9年和2020年社交媒体的旅游评论数据,采用时序统计、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疫情前后香港旅游网络的演化特征,并结合旅游目的地语义刻画游客出行规律。结果表明：(1)游客出行规律呈现出一定程度变化,与疫情前相比,游客在一次出游行程中所访问的旅游目的地数量大幅下降;(2)热门目的地仍然在香港旅游网络中承担着连接其他目的地的重要作用,而围绕热门目的地形成的旅游网络社区由疫情前的空间显著集聚转为相对稀疏分布,但网络社区内部目的地的空间分布较疫情前变得更加集聚;(3)在游客选择出行目的地方面,热门目的地访问量急剧减少,而以往游客较少且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目的地,在游客出行目的地选择时变得更被关注,但产业目的地始终是香港旅游中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类型。     

中国中心城市公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

依托中国地级中心城市间的公路长途客运联系数据,运用GIS空间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公路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及其分布格局进行清晰的空间解构。研究显示：公路客运联系强弱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相关性较强,而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关性;中国人口经济密集分布的东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间的公路客运联系密切,呈现区域性集聚的分布格局;最为密集的区域为长三角、珠三角两地,而京津冀、山东省、河南省和成渝地区的集聚程度也相对突出。总体上,中国公路客运联系以各省份的省会及区域中心城市为联系中心,以区内其他城市为联系对象,在中短途客运距离内形成自成一体的区域性空间集聚。研究表明：中国公路长途客运联系的适宜空间距离应在500 km以内,最佳客运距离为100~300 km左右;中国公路长途客运联系在200 km内是随着距离增大而增加,之后则呈现二次曲线型的距离衰减趋势;细分各距离区段内的公路客运联系可以清晰识别城市群内、省域内、省际间及大区域间等不同空间尺度下区域交通联系的结构特征。     

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的分形测度及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实证研究

依据中心城市和受辐射城市并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引入城市间距离对分形模型进行改进,对我国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比较。研究发现:上海对半径300 km范围的辐射力与北京对半径200 km范围的辐射力相当,而广州对半径200 km范围的辐射力相对较差;3个中心城市行政地位差别很大,但政策支持力度对辐射力的影响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并无明显优势;金融业发展是辐射力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辐射力对城市货运能力和客运能力的依赖度有明显差异。     

西宁市不同区位社区居民购物行为时空间特征

基于西宁市7个社区居民购物行为问卷调查数据,探讨西宁市不同区位社区居民不同类型商品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不同区位社区居民购物频率、出行时段和出行距离存在差异,受营业时间和气温的影响居民购物活动以白天为主,夜间较少;市中心和郊区社区较多居民步行购买低等级商品,市中心外围较多居民购买低等级商品以公共汽车为主;西宁市市中心和郊区居民购物出行符合不同等级的商品购物空间的等级圈层结构,可分为3个圈层,而市中心外围居民的不同等级商品购物圈差别不明显。     

跨界道路交通对同城化地区时空联系影响研究：广佛案例

同城化是区域内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交通是同城化时空联系产生的重要基础。利用空间句法以及时间地图方法,分析广佛时空结构特征,多方面探讨跨界道路建设对广州与佛山时空联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广佛时空结构特征方面,5 km、10 km句法整合度模型呈现以广州内环高速范围内地区为中心的极化格局特征,佛山中心城区位于节点位置;20 km、100 km整合度模型中广佛中心集聚特征明显;广佛时间地图呈东西方向收缩。② 跨界道路影响方面,通行后越接近交界区域,时间距离偏移越大,广州南部地区与南海、顺德时间成本改善明显。③ 跨界道路通行有利于不同尺度下路网可达性整体水平的提高,能为广佛路、陈村大桥、禺山西等道路分流部分交通流。空间句法与时间地图方法的使用识别了不同尺度上广佛等级差异与交通潜力,且对地理空间进行了时空转换,结论能为今后城市功能整合提供参照,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和视角。     

居民家庭日常出行碳排放的发生机制与调控策略——以北京市为例

根据2007年北京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利用Amos7.0软件建立单效标因素的路径分析模型,试图在"社区-家庭"层面上挖掘"空间利用-出行特征-碳排放"的内在发生机理,藉此寻找城市空间组织低碳化的调控路径。研究发现:影响居民家庭日常出行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出行距离和出行方式。社区空间利用特征对家庭出行的距离总量有显著影响,对小汽车出行比率则没有明显作用效果;私家车的购置对居民家庭出行行为的高碳化具有不可逆的作用特点;在现有设施条件、空间环境和车辆使用政策下,公共交通对私人交通出行没有替代性。研究认为,城市空间组织和调控优化应通过土地混合利用、设施供给等物质空间组织与再组织手段,形成空间行为组织和行为规划策略,引导居民降低交通发生量,优化居民交通发生的时空结构,建构低碳的城市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