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区域分析单元对1999~2004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差异进行了考察。首先基于GDP及其变化与人均GDP水平,对各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区域差异性;其次,对中国各城市GDP增长进行了空间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一些经济相对衰落的省区中仍然存在经济相对崛起的城市,且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省区的序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全国的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资本要素对于中国各城市第二产业GDP增长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但是城市在实现资本拉动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的产出效率并没有提高。我国十五期间,各城市第二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普遍降低,表明劳动力要素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区域整合视角下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新增长理论,考虑空间相互作用的衰减性,引入Mundell-Fleming模型并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回归省际间的GDP溢出效应,对两省间的GDP溢出效应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任意两省间的GDP溢出效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并且两省间的GDP相互溢出效应并不均等,因此,对GDP溢出效应较大的区域给予一定的补偿是有效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空间衰减性规律在两省间的GDP溢出中基本上是存在的,即邻近省份间的GDP溢出效应要大于跨省份间的GDP溢出效应.打破行政性区域划分,进行区域整合,构建跨区域的经济区,是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动态

采用分布动态方法(MEDD), 从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的形状和流动性两方面考察1978-2004 年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的动态演进, 结果表明,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形态经历多极化-收敛-双峰状的变化过程, 其中, 俱乐部收敛省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由扩大到再次缩小, 俱乐部间的发展差距由缩小到再次扩大, 说明收敛俱乐部间的经济差距在扩大。1990 年后, 地区经济增长的活跃性提高; 转移概率矩阵、无条件和空间条件动态随机核估计及密度等高线图显示空间相互作用影响着省区经济增长未来的空间分布, 空间因素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分布的重要因素, 相邻地区经济增长互相依赖, 因地理位置临近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了相似经济水平地区的空间聚集。     

基于VAR的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中国中部地区为例

对外开放度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基于1992—2012年的统计数据,在对中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度进行度量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和协整理论工具对中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度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该地区GDP的增长没有显著地提升对外开放度。     

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人口发展变化研究——基于2000～2010年西部地区十二个省区面板数据

对2000~2010年的西部地区12个省(区)人口和经济(GDP)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模拟人口和经济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经济和人口发展变化特征,及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区)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0年,西部地区实际的城镇化水平平均值是39.0%,远低于全国平均值(47.2%)。西部地区平均GDP年均增长率12.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四川、内蒙古、广西、陕西、重庆对全国的GDP贡献率最高,且波动最大。"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内蒙古城镇化水平最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的城镇化水平最低;重庆在2008年后城镇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各省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呈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越活跃,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西部地区人口和城镇化水平存在正负两种相关有关系,在排除GDP的影响外,重庆、四川、内蒙古的人口和城镇化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他省区呈现正相关关系。"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西部12个省(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区域发展政策对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具有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     

中国中西部发展中城市的增长极作用

为了分析增长极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对我国中西部地域相连、经济水平接近的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重庆、陕西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942个市县2000~2007年非农业GDP和就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模型估计表明,中西部地区各市县非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自身的投入,同时,中心城市也存在明显的扩散和回流效应。地级市的非农业GDP增长对县级市有扩散效应,意味着城市间经济有一体化趋势,但是地级市的就业增长对县级市有抑制作用;地级城市对相对更不发达的县镇的GDP和就业增长同时具有带动作用;相邻的县级市相互间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对邻近县镇却有抑制倾向。     

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利用中国各省1990～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取丹尼森要素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各省区工业GDP增长的各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资本投入是20世纪90年代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中国各省资本投入的增长差异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地区经济的差异。而由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所呈现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来越成为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90年代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在现有的条件下，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将出现扩大化的趋势。     

广东省人均收入增长收敛的空间计量分析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人均GDP为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0年21个地市的人均收入增长进行收敛分析.结果表明:地市尺度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全局正相关性及空间异质性,且空间相关性呈现整体强化的趋势,说明若以标准β-收敛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势必出现偏误与不一致,故有必要采用空间计量分析省区内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进而,通过空间计量估计,发现空间误差模型是比较合适的模型.与标准β-收敛模型相比,收敛方向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却从不太显著的收敛趋势转变为显著的收敛趋势,且收敛速度明显上升,说明在制定省区内部区域政策时应充分重视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与溢出效应,从而实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目标.     

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算,归纳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集聚现状特征,并在地理权重矩阵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各县域人均GDP的区域分异规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的旅游集聚差异整体上呈现收敛态势;(2)人均GDP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空间集聚度大体呈现稳中有降,且逐渐向均衡态势发展;(3)县域间人均GDP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旅游集聚正向效应显著,是影响人均GDP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有利于县域间旅游经济活动的合作与竞争,对于长城的保护与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构造新疆外向型经济增长极的思考──清水河-霍尔果斯口岸经济特区构想

经济增长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而“三角增长极”是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空间保证。构造新疆西部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增长极──口岸经济特区,可以填补新疆一级“三角增长极”的西部空白,完善我国二级“三角增长极”空间结构,对新疆经济和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变迁——基于1952-2010年省区经济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例

不必地理邻接即可产生外部性关系,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集聚外部性理论形成挑战,也诱发多种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思考。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研究案例,通过城市间地理距离、手机通话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距离权重矩阵来表征不同的邻近性,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经济溢出的各自影响和共同作用。研究发现：①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比二者之一对城市经济溢出影响更加显著;②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地理与信息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抑制城市经济外溢,社会邻近视角下则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地理邻近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③ 由于城市规模与控制能力差异较大,辽宁省城市网络难以实现正向的经济外溢,但社会邻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溢出。因此,处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需积极参与和主动嵌入城市网络中,才有可能获得转变“外部不经济”为正向溢出的机会,应重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与社会联系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作用。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及趋同格局

近年来,城市创新投入要素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增加。论文基于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马尔可夫链等方法,测度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并揭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创新外溢对区域经济趋同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对城市自身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直接效应,创新投入的溢出效应显著且大于其直接效应,而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② 受创新投入要素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但毗邻不同创新投入类型的城市对本地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促进、低抑制”的态势;③ 长三角一体化经济格局呈现由中心区高水平趋同向外围低水平趋同转变的特征,且具有明显的空间转移惰性,创新投入外溢作用将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马太效应”;④ 经济增长类型转移的城市集中于省域边界,在局部溢出作用下表现出复杂的转移机理。基于创新局部外溢促进经济俱乐部趋同的分析结果,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及可持续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禀赋是支撑区域人口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利用改进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计算2000—2010年新疆的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和相对资源经济承载力,探讨新疆15个地区（州、市）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时空演变及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以中国西部地区为参照区,新疆2000—2005年处于人口非常富余、经济超载阶段;2006—2010年是人口、经济双重非常富余阶段。（2）与西部12省(市、区)相比,能源资源是新疆的优势资源,水资源是制约新疆人口、经济发展的劣势资源。（3）以新疆为参照区,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非常富余度最大的是克拉玛依市,超载最严重的是喀什地区;相对资源经济承载力超载最严重的是吐鲁番地区,非常富余度最大的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4）依据相对资源人口、经济承载力超载、富余状态将15个地区（州、市）归为4类资源承载力匹配区。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基于可达性分析的高速公路投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可达性分析方法,探讨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给邻近地区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特征。以2005-2009年江苏省各市新建高速公路为例,通过GIS 空间分析模型、经济潜力指数及情景分析法,得到江苏各市新建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带来的经济潜力收益值,并在此基础上应用平均溢出效应模型得到区际可达性溢出矩阵,结合各地交通投资与溢出效应货币化模型将区际溢出矩阵货币化,得到区际交通投资矩阵来重新分配各市交通投资成本,以此表示交通投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可达性溢出效应传递基本上随着到新建高速公路距离增加而衰减,然而各市新建高速公路在邻近地区产生非均衡性的溢出效应,新建高速公路方向、区位以及高速公路网络体系影响了溢出效应强度分布。中间地区交通建设更有助于推动边缘地区可达性水平提高,其交通投资溢出效应普遍比边缘地区规模大,溢出投资占实际投资比重高,区域边缘地区多数为溢出效应的输入地区。     

多尺度知识溢出研究——以进出口互动效应为例

知识溢出是地理学探究的重点话题。知识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溢出,其效应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本文选择进出口互动效应作为知识溢出成果的表征,并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测度了企业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三个地理尺度上的溢出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企业自身和企业所在的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新品种的产品,且前者的促进效应更强。同时,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存在负向影响。然而,该影响在发达地区中表现为负,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正。文章结果反映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知识溢出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溢出效应存在距离衰减特征。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于知识溢出话题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海洋经济省际空间差异与海洋经济强省建设

我国的海洋经济在空间分布上是由沿海具有海岸带、海岛与广阔海域的11个省(市、区)组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把海洋资源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振兴国家经济的重大举措,从而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若干个海洋经济强省的规划。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既可为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又能吸纳劳动力缓解我国的就业问题,又为我国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相关条件,使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得到提升和快速发展。在研究中应用分析区域空间差异的定量方法、对各省(市、区)海洋产业以及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等的空间集聚与扩散程度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海洋经济形成的机制与规律,并提出了关于我国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