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关键种的概念、内涵和意义

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一些国家农业部认定的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通常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元的传统知识、独特的资源利用技术、杰出的文化景观,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文化关键种作为塑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的重要物种,可以作为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力提升的一种独特视角和方法。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文化关键种概念的起源与内涵,分析了它们与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和保护需求,尝试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关键种给出了定义,即"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内,由生物资源和文化实践紧密结合,对当地社会文化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且能够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实现的生物文化复合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识别农业文化遗产文化关键种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意义:一是通过文化关键种的识别与保护有助于遗产地关键要素的识别和保护;二是利用文化关键种社区认同度高的优势可以调动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三是以文化关键种的识别与保护为切入点,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球或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即保障食物与生计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传承以及维持景观特征等。     

基于农业多功能性的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英文）

人口急剧增长,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气候变化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的未来,而传统农业的智慧与经验值得借鉴。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旨在通过保护这些具有价值的传统农业系统来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旅游被认为是动态保护途径之一,不但能促进遗产地的经济发展,还能为游客提供认知与学习农业文化遗产的机会。然而,不当的旅游发展将会影响当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不但会威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对这些独特的农业系统带来潜在的破坏。因此,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适宜模式应当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本文基于农业多功能性构建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框架,通过对农业多功能性的定量评估和农业和旅游业间关系的定性分析,提出了我国的4个遗产地旅游发展建议。同时,该框架还能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决策其农业文化遗产的多种功能提供了一种方法。     

农业文化遗产：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交叉性学科领域（英文）

尽管一般意义的农业遗产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以活态性、系统性和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起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进入了这一新的领域,并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申报与管理、保护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交叉性学科领域。本文从GIAHS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的概念和特点出发,指出:(1)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兼具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复合性遗产,是由经济、生物、技术、文化、景观等要素组成的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2)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需要来自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历史学、管理科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3)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但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前研究中应当特别关注一些优先领域;(4)不久的将来,一门新的学科——农业文化遗产学(Agroheritology)将会出现。     

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综述:发展历史、挑战及新机遇（英文）

农业生态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类管理的生态系统。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对扭转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巨大损失的局面意义重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以保护和动态管理传统农业知识系统及其景观为目标的国际性项目。日本农林水产省(MAFF)1992年开始高度重视现代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能登半岛和佐渡市被认定为发达国家中最早的GIAHS试点地,这也显示了日本地方层面保护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决心。本文综述了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的历史过程,现状,面临的挑战和新的机遇。日本现有的环境保全型农业包括:减少化肥和农药用量的做法,重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农法,有机农业等等。本文重点介绍了北陆地区的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的情况,尤其是石川县能登地区和新泻县佐渡市的情况以及最新的案例分析。本文使用最新的政府报告等官方文件,统计数据和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并初步探讨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政策建议。本文分析环境保全型农业推广的问题并介绍了环境保全型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研究成果。认为重视农民的利益,鼓励城市居民,科研人员以及私营企业等多方面的参与,以及地方政府支持环保产品拓宽销路是环境保全型农业能得到切实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日韩三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比较研究（英文）

本文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计划,特别是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和国家计划实施之下的保护与发展工作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日韩三国的GIAHS实践和国内制度推行的发展历程、认定标准、申请程序以及实施架构等方面显示出国情背景间的差异。例如,在推行GIAHS实践和国内制度的时间顺序上三国各不相同。中国在GIAHS认证数年后推出国家认定制度,日本目前只有GIAHS没有国家认定制度,而韩国在GIAHS认证之前已实施国家认定制度。因此,目前中国和韩国的GIAHS候选地是从国内认定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挑选出来的。另一方面,从认定标准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有共同点,均重视农业遗产系统相关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合作互促、农村振兴、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因此,中日韩三国间的紧密合作以及他们的观点将对改进FAO的GIAHS认定标准、促进其更全面地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起到重要作用。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静冈传统茶草综合系统:价值、保护与行动（英文）

日本静冈的传统茶草综合系统是当地政府申请的日本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IAHS)。本文介绍了当初发现该系统的背景、为申报GIAHS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后,静冈茶草系统当前的作用和面临的新情况。自2013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目前日本的半天然草原大幅减少,但在静冈的茶草系统里发现了独特的半天然草原,茶园里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这些茶草系统和采用的传统耕作方法被称为"Chagusaba"。然而,GIAHS的申请过程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当地农民不了解他们传统耕作方法和GIAHS品牌的价值。在Chagusaba入选GIAHS名单之后,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相关的品牌推广,努力使传统农业生产出高品质的茶叶。随着日本农业节省劳动力技术的进步,劳动力成本降低,优质茶叶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因此,执行低效传统耕作方式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有必要正确地重新认识传统农业方法种植的茶叶的价值,并在价格上得以体现。静冈县当地政府目前正致力于实施认证体系,包括利用GPS进行科学评估,以及引入生物多样性指标等等。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效益评估——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英文）

为了解和掌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实施10年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生态环境等发展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本研究通过历史资料收集、样地调查等方式,收集整理遗产地2005–2013年相关数据,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效益评估。结果表明:(1)GIAHS项目实施,遗产地传统水稻品种基本保持稳定,其它农作物种类基本保持不变,果树和药用植物品种发展较快。随着遗产地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种类和丰富程度都有所增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鹭和野猪的不断增多。(2)青田县方山乡河流、森林、城镇和荒地生态系统面积增加,其中城镇生态系统增加面积最大,达到20.30 ha,森林生态系统面积增加了7.29 ha;湿地、水库、农田和草地生态系统面积减少,其中草地生态系统面积减少最大,达到28.87 ha。从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价值变化来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增加最多,达到9.20万元/年,河流和荒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有所增加,但并不明显。(3)稻田土壤养分、稻田水质没有明显变化,稻田病虫害没有明显增加,各项监测指标远远好于标准值。农村改路、改水、改厕和村庄绿化、亮化和美化,极大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民居住环境。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监测年度报告设计与应用（英文）

科学有效的监测不仅可以实现农业文化遗产自身的保护及其价值的维护,而且可以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我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保护与管理,本研究在GIAHS监测体系总体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GIAHS监测年度报告的设计方案,并对我国第一个GIAHS项目——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进行了应用研究。在本研究的设计方案中,GIAHS监测年度报告由24个监测项目组成,各监测项目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由遗产地管理机构组织填报,并通过GIAHS动态监测系统实现上报。对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青田县采取了一系列遗产保护与发展措施,这些措施在遏制土地抛荒、提升农产品单位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同时,遗产地也面临着旅游资源吸引力减弱、遗产经营人员老龄化、遗产经营收入有限等困境,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研究结果也对其他GIAHS有所启示,如应关注文创产品的发展、社区性组织的建设和自发性宣传能力的培养、推动建立遗产地之间的学习与交流机制等。GIAHS监测年度报告的设计与应用,不仅能为GIAHS监测工作的实地开展提供具体指导,还能为GIAHS保护与管理成效评估工作奠定基础。本研究有助于丰富GIAHS监测理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GIAHS监测工作,也能为国际的GIAHS监测提供中国经验。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农业文化遗产：复杂性的挑战

本文首先阐述了农业系统的复杂性,并对农业系统所面对不确定性,以及外部系统的冲击和压力而形成的动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为研究活态的农业系统,尤其为研究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提供了可能,而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或其中某些部分）对于研究抵抗力和自我良性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当前研究中的相关方法将会对整个系统的认识产生新的见解,同时避免把系统分解为各组分进行微观研究再重新还原成整体的研究思路.本文通过综述与GIAHS相关的方法并将旅游引入农村系统（作为一种扰动）,认为可以创造新的方法来认识农村发展干预措施对古老景观的影响,特别是分布在中国农村的许多景观.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经济评估概念框架:以中国稻鱼共生系统为例（英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是2002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农业文化遗产地往往被认为比非遗产地更具经济价值,但目前还没有经济学分析来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针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复杂的经济性能标准来长期监测其经济功能。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经济评价方法,可用于遗产地与非遗产地之间比较。为此,本文选择了成本效益分析(CBA)方法。鉴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经济分析的框架应该包括分析的方向、假设和数据要求,由此指导未来对GIAHS的经济评价。本研究选择中国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作为案例,根据数据可得性并针对不同活动(旅游,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销售产品)以及相似系统间比较进行计算。     

能登里山和里海的保护与复兴工作(英文)

在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的"能登里山和里海系统"是在人类长期影响之下形成并维持的与高产的沿海地区互联的社会生态生产景观,不仅支撑了传统而多样的农业、林业和渔业产业,同时也维持了当地的生计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自2011年"能登里山和里海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区政府、当地社区、学者、国际机构和私营部门都为其保护和复兴工作积极努力。已采取一些举措如成立"石川里山创成基金"、促进维持与保护石川的里山的点数换礼券制度、"能登米"品牌建设、大学培训课程等等。本文通过近期新计划和已有框架下的保护与复兴工作的案例研究来讨论能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本文还将介绍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石川金泽分所进行的可持续第一产业(SPI)研究项目中有关能登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和未来方案。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与适应性管理(英文)

世界各地世代居住的农牧民,以多样化的自然资源为基础,通过因地制宜的生产实践活动,创造、形成并保持着许多独具特色的农业系统和景观。这些在本土知识和传统经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农业文化遗产巧夺天工,充分反映了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和与自然环境之间深刻关系的演进历程。这些系统不仅维持并适应了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丰富的本土知识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为人类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了食物安全和生计安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许多这样的农业生产系统正面临着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多种影响因素的威胁。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一个国际合作计划"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与适应性管理"。这一全球性倡议旨在建立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生物多样性、食物与生计安全、景观与文化的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实现动态保护和可持续管理。     

传统农业系统环境胁迫应对措施分析——以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例(英文)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不断加剧,农业发展也正承受着强大的生态环境压力的胁迫,严重威胁到粮食安全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农业依托现代化生产技术虽在短期内可以有效降低甚至避免环境胁迫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和影响,但是,从长期及系统角度考虑也给农业生态系统带来了许多生态危机。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环境胁迫应对措施必须充分考虑生态保护这一重要前提。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传统农业系统依托其独特的农业系统结构,包括土地利用方式、水利设施、传统作物等,较好实现了农业系统与当地自然条件尤其是胁迫因子之间的匹配。基于灾害系统理论,对比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系统及普通农业系统的环境胁迫应对措施。敖汉旱作农业系统(201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种植结构以与当地水分条件匹配较好的谷黍等耐旱型作物为主,通过降低承灾体(农作物)的脆弱性,较好地在承灾体一环实现了防灾减灾的目的,实现了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与缺水环境的共存。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依托于独特的水土利用方式和林—寨—田—河垂直分布的景观格局,通过重塑孕灾环境,有效避免了旱灾的发生。此外,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农业系统凭借丰富的田间作物多样性、遗产地品牌效应及农业景观资源等,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系统的经济价值,进而削弱了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可见,传统农业系统的胁迫因子应对措施充分考虑了系统的自然调节和自发性,既可较好地避免灾害的发生,又保证了系统生态安全,是立足生态保护基础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传统”农业景观旅游保护困局的反思（英文）

全球范围对"文化景观"重新燃起兴趣需要从多维方式来解释。传统栖息地,人民和他们在特殊环境里的生活方式的价值改变过程是和与遗产地有关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引入密不可分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景观作为一种新型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它强调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性,需要了解景观在时空上的动态性。观念的变化产生了对标志性景观和传统社区的"动态保护"。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理解这一交互过程对规划和保护可持续遗产景观至关重要。遍及全世界的各试点项目和案例研究都引起了关于遗产景观的可持续性和旅游的至高无上作用的批判性反思。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能否受益于旅游产生的经济资源,需要基于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机会和预期,评估其战略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政策。     

中国水资源管理新思想及和谐论应用

水资源管理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现代水资源管理理念应运而生。在总结水资源管理发展历程,指出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阐述了构建现代化水资源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剖析了反映水资源管理新思想的“三条红线”和“河湖水系连通战略”内涵,介绍了和谐论理念、量化方法及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包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论途径、水资源管理的和谐论策略、分区分部门水资源合理分配的和谐论模型、跨界河流分水问题的和谐论模型、跨流域调水问题的和谐论模型、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和谐论模型等,为水资源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低洼地地区典型水土地利用为特征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为例(英文)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具有典型的水土利用方式,于2014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基于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本文分析了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历史与发展、结构与特征、以及功能与价值。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传统农业技术和文化、以及独特水土利用方式形成的优美景观,并对当地农民的生计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这一宝贵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和挑战。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另外一方面也为我国及世界上的类似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黄河流域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发展时空协调性

黄河流域对维护中国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基于2000、2005、2010、2015、2020年5期遥感解译数据和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测算了黄河流域9省71个市（州、盟）的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通过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发展一致性指数对二者时空协调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黄河流域水域面积逐年增加,其中上游地区增长最多、增幅较小,下游地区增长较多、增幅最大,中游地区有小幅度减少。从水域类型变化来看,水库坑塘增加最多、变化幅度最剧烈,滩地和滩涂面积缩小、变化较为平缓。（2）研究时段内,黄河流域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年上升,但增幅逐渐趋缓,下游地区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幅最大、上游次之、中游最低,其中2015—2020年陕西省、山西省以及整个中游河段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3）总体上看,黄河流域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发展在研究时段内呈现出不协调状态,并以经济集聚高于生态系统服务集聚为主,并且长期保持不变,但这种不协调性在空间上出现分异,上游地区以生态系统服务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类型为主,中、下游地区以及各省会城市以经济集聚高于生态系统服务集聚类型为主。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北大核心CSCD

为探究1995—2020年甘肃省黄河流域基于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选取甘肃省黄河流域1995、2000、2005、2010、2015、2020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分别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了研究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通过对单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的经济价值进行修正,计算分析了研究区6个不同时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而探讨了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1995—2020年,研究区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总体减小,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总体增加,变化最大的是建设用地;(2)1995—2020年,研究区草地的土地利用程度最高,其他地类转为草地的面积最大;(3)1995—2020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增加趋势,共增加5.104亿元;(4)从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来看,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达255.016亿元;从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来看,保持土壤生态服务价值最大,达87.94亿元;从生态敏感性指数来看,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均<1,研究结果可信;从生态系统服务加之分级来看,中级比重较大,面积占比为82.07%;(5)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