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与空间格局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后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要素、社会发展要素和消费要素显著相关,与经济结构要素相关性不显著;运用GIS技术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发现:中国县级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存在明显的东北、中部和西南"三元"结构,省级人口城市化体现出"三区(即京津沪区、渝鄂区和藏新区)、三带(东部带、中部带和北部带)"的空间格局。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格局及关系类型

城市化与就业是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充分认识城市化与就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指导中国城市化与就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在梳理中国城市人口与就业统计口径变更的基础上,选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利用莫兰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探讨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尺度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特征及相互关系。研究表明：① 2000-2010 年间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绝对增长均表现为大城市主导,相对增长则表现出向中心城市周边扩散的趋势;② 莫兰指数揭示出中国2000-2010 年间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空间分布呈现出极化趋势,且两者空间分布格局类似;③ 通过对地理加权模型回归系数划分得到各区域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关系类型,全国大部分地区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势,城市化滞后区域主要有青海、甘肃中东部及四川盆地中部,重庆、新疆以及部分省会城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超前。据此提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订差异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中国省级人口迁移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省级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主要变化过程,分析了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根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应用马尔柯夫模型预测中国未来省级人口迁移过程及其对未来省级城市化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

从城市化水平的Logistic方程出发,推导出如下关系式:城市化速度最快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2,最大城市化速度=城乡人口增长率差×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4。对概念的定义和方法的应用给出了限定和说明。借助美国1790¹960年的城乡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上述推导结果。利用上述关系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数据,结论是:2005年前后城市化速度达到峰值,由此判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饱和值为80%左右;2005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在理论上应该减缓,在实际工作中不宜继续推动加速过程。     

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

根据2000年中国第5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分地区数据,比较了全国及各地区普查及统计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准确性与可信度,认为宜采用普查数据来分析比较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中国各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政策,而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发展快于非农化进程,导致城市化滞后的省区逐渐减少,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较显著的“马太效应”。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和北京等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高、发展速度快,但仍相对滞后于非农化;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和广西、山东等部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但却相对超前于非农化。     

中国人口死亡率空间差异特征

运用直接标准化方法分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2000―2010年中国人口死亡率空间差异。首先,分别选取2000、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全国人口年龄结构作为2次普查时的区域标准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这2次人口普查时死亡率的空间差异。结果发现:标准化死亡率与粗死亡率的区域差异存在明显的不同,经过标准化以后,有的区域甚至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其次,选用2次人口普查时点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平均年龄结构作为标准人口年龄结构,以计算各地区在2000―2010年的死亡率变化情况,并通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指标的变化进行对比证实,结果发现:2000―2010年全国所有地区的标准化死亡率均在下降,平均预期寿命都在提高。但若仅从粗死亡率的变化情况来分析,可能会错误地判断部分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在比较不同区域或不同时点的人口死亡率水平需要经过标准化,否则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及其变动

根据城市化内涵建立城市化水平测度的复合指标体系,对中国省域1996~2002年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采用锡尔(Theil)指数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其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总体水平不高,区域总格局变化不大,区域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突出,区域差异变动特征明显;三大地带的差异仍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差异的突出问题,中西部城市化具有低水平上的一致性,其城市化任务艰巨并迫切。     

石家庄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变化

利用2000年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并与1995年土地利用矢量图进行GIS空间叠置分析,结合数理统计分析,判定石家庄市1995~2000年耕地变动的方向与类型,揭示了该区耕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变化特征,全面分析了影响耕地变动的经济、人口、政策等主要因素,并重点研讨了城市化进程与耕地变动的关系,阐明了石家庄市在目前城镇发展的初级阶段用地的基本特征与存在问题。石家庄市土地利用变化值得注意的两个特殊点是：石家庄市耕地占用的主要原因是建设用地占地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52.3%,其次是农业内部调整占38%) ,与全国农业内部调整为耕地减少的首要原因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60%左右,建设占地30%左右) 不同;在石家庄市非农建设占地中,独立工矿用地占了较大部分 (40%)。     

1978~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

利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1978~2014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作用程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城市化增长分成1978~1995年和1996~2014年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从各省域的相互作用程度来看呈现中东部较低,西南和东北部较高的区域格局,同时此阶段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② 1978~1995年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得到证实。③ 1996~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从各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来看呈现出中东部低,而周边内陆省区高的区域格局,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作用的区域格局与之相反。     

中国植被覆盖度时空演变及其对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响应

植被覆盖变化不仅与气候因子密切相关,而且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从省级尺度研究中国植被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定量分析气候因子结合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影响研究仍较少。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平台和2000—2020年Landsat数据及同期气候与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像元二分法、线性回归分析、变异系数、偏相关分析和贡献度模型等方法对中国植被覆盖度时空演变及其对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植被覆盖度以0.32%·a-1的速率增长。植被覆盖区域以高覆盖度为主,面积占研究区域的38%,总体呈现从东南至西北递减的趋势。（2）黄土高原、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植被覆盖度呈现增长趋势。植被年际波动在南部比北部、东部比西部稳定。黑龙江省植被覆盖度最高,为91.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为14.4%;宁夏回族自治区植被覆盖度以0.98%·a-1的速率增长,植被得到显著改善。（3）气候因子和城市化对植被覆盖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性。气温和降水量对中国北部地区植被覆盖度的影响分别为负相关和正相关,城市化主要影响经济较为发达的...     

中国省际教育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教育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利用变化弹性系数、变异系数、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1987~2014年中国省际教育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教育城镇化水平稳步上升,整体呈现“快-慢-快”的时序变化特征。② 教育城镇化变化弹性系数波动显著,教育城镇化提升速度整体高于人口城镇化。③ 教育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省际教育城镇化差异度逐渐减小,省际均衡性明显提升。④ 人口城镇化水平、城乡发展差距、城乡教育制度二元化3个主要影响因素的时空变迁及其叠加作用的变迁共同推动了中国教育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     

中国人口收缩的城乡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在县市尺度上对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的城乡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划分出城增乡减型、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等类型,并建立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形成机理,主要的发现如下:①2000-2010年,人口收缩单元占比约为38.6％,城增乡减型单元占据绝对主体,达到34.5％,而"城乡双收缩型"和"...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人口与城市化——现实,理论与对策

中国改革前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已演变成城市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的不平等关系。目前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不完全和排斥性的城市化。要达到完全的城市化,必须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包括常规的城乡迁移、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融合与包容以及城市边缘区的城乡一体化。流动人口地位低下的情况,政府和企业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讨论在户口制度背景下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和城市流动人口融合的理论,认为应使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课题,该方法可应用于不同尺度的人与自然共生系统的规划、发展、建设和扩展,同时以香港的马鞍山新市镇作为例子来展示如何规划和发展一个可持续社区,以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期望。     

中国县域市民化需求人口分布时空格局演变

在提出基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市民化需求人口测度方法的基础上,采用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借助ESDA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县域流入人口及市民化需求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进行探析。结果表明：① 整体格局上,流入人口比重及市民化需求人口比重均表现为东西部高于中部,区域差异明显且具有较强的经济指向性。② 时空演变方面,2000~2010年,中国县域市民化需求人口时空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且不同城市群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省内流动的对比分析

基于2000、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对比分析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城镇化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集聚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省际流动人口表现为“聚中有散”,即集聚程度较高,分散化迹象趋于明显;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则表现为“散中有聚”,其较为分散地分布省会、地级市等大中城市,在向前1%城市集聚。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择受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的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倾向于有更多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水平的省会级城市;省内跨县流动人口更看重就业机会,更偏向地级市,财政支出对其流入地选择影响更大。③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对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分别为4.24%,2.74%,前者推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优化,后者则强化着中西部大中城市“一城独大”的态势。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Predicted trends and investment demand for 2015–2030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alike. In this context, the present study had three related research aims. Firstly, it sought to predict the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in China at both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for the period of 2015 to 2030. Secondly, on this basis, it sought to examine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urbanization given the predicted national urbanization rate of 70.12%. Thirdly, it sought to estimate and evaluate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demands of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from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urbanization rate will reach 1.445 billion and 70.12%, respectively, from 2015 to 2030. (2)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will vanish when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reaches its maximum.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ill be 70.16 million urban population born. The suburban population that becomes urbanized will be 316.7 million, and thus the net increase in urban population will reach 386 million. (3) Although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every Chinese province will increase during 2015–2030, it will do so unequally, while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quality among provinces will also be substantial. In some provinces, moreover, the urbanization quality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ir eco-social development. (4) A total of 4,105,380 billion yuan is required to fund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he investment demand for each province varies greatly; for example, Guangdong province requires the most funding, amounting to approximately 148 times that required by Tibet, the province in least need of funding.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study, policy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investment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are put forward and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