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韩国的中国移民增长及其居住空间分布

随着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经济交流增多,移居韩国的中国移民快速增长并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外国人族裔群体。运用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首先分析韩国的中国移民的人口结构变化,进而以首尔为例探讨中国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移民主要由中国朝鲜族、中国大陆居民和中国台湾人构成。其中,中国朝鲜族被视为韩国人的在外同胞,较易获取韩国签证,人口数量一直高居首位。现阶段,基于民族和语言的差异,在首尔形成三大中国人聚居区——延南洞的台湾人聚居区、大林洞的中国朝鲜族聚居区以及紫阳洞的中国留学生聚居区,打破了以往中国人在韩国社会难以扎根的情况,其作为中韩两国今后更进一步交流发展的媒介,亟须给予重视和关注。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

在3个典型的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探讨不同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以及移民群体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京韩国人以企业、商贸、教育指向型居多,在沪日本人以企业指向型为主,在穗非洲人以贸易指向型为主,这一特征说明北上广不同的城市职能差异;北上广的外国人聚居区均形成于相似的宏观制度环境,生产活动的全球性重组、国家间关系、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外国人聚居区在大城市的兴起,但由于不同的城市软硬件环境与在华外国人的身份属性互动影响,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国人聚居区,概括为耦合型（北京望京）、特区型（上海古北）和族裔型（广州小北）。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已进入引资（资本国际化）和引人（人口国际化）并进的新阶段,应当进一步重视对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治理及服务的引导、规范,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深度高质量发展。     

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及其社会空间特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19世纪以来中国朝鲜族人口迁移分布及聚居区形成研究

基于历史文献和史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19世纪中期至2000年中国朝鲜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阐述其人口迁移特征及聚居区分布格局。朝鲜族大规模迁移至中国东北始于19世纪后期。1949年以前,朝鲜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解放初人口数变化不大,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朝鲜族人口小幅增加,改革开放后朝鲜族逐渐南迁,全国各省均有分布,传统聚居区人数减少。朝鲜族的阶段迁移导致其人口再分布现象及聚居区规模的变化。朝鲜族早期迁移形成北满、南满、东满、东边道和关内五个聚居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之初,全国近半数朝鲜族聚居于此,聚居规模较稳定;改革开放后,朝鲜族由传统聚居区逐渐向南迁移,形成以北京、青岛、上海、深圳为中心的新聚居区。探讨朝鲜族的人口迁移规律及聚居区分布格局,为促进朝鲜族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以在沪日本人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持续流入中国,探讨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凸显。本研究以在沪日本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探讨了在华外国人在就业,住房,日常消费行为如购物、饮食、医疗、教育、娱乐、交通等方面的融合状况和满意度情况。研究发现,由于在沪日本人主要进入以日企或同胞为对象的外国人劳动力市场,倾向于聚居在日本人聚居区,日常消费方面高度依赖日本人族裔经济等,导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基本都局限在自我构建的封闭的当地日本人社会中。在沪日本人的社会融合程度普遍不高,这也成为今后改善移民管治、促进移民社会融合和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族裔-文化经济和地方协商:广州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研究

近年来,跨国族裔在中国大城市日渐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不少研究所关注。过往不少研究针对相关族裔聚居区或族裔经济区进行分析,但缺乏对微观的消费文化景观的探究。本研究以广州市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文献分析和语义差异测量等方法,分析了跨国族裔如何通过消费景观和饮食实践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协商。研究发现,饮食消费景观不仅为跨国族裔维系和生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有被一些跨国经营者和本地商家塑造为独特的文化标签的可能。同时,本地消费者通过这种消费空间的环境和商品文化的感知和想象,也接纳和认同了这种空间。多元混杂的社群也不乏越界交流,以通过开放边界和共存合作面对危机。籍此,通过文化距离和语义差异测量进一步验证,在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行动逻辑之下,建设六马路的跨国消费空间同时也可被不同文化群体所接纳和认同。     

亚洲——太平洋城市系统:21世纪展望——东北亚城市系统的形成——

导言以政治实体论东北亚或称西北太平洋圈,包括韩国、朝鲜、中国、日本和前苏联五国。本文所言东北亚实际上只包括韩国、朝鲜、日本、中国的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和北京、天津市,前苏联的远东经济带和东西伯利亚经济带:该区域大约集中了。     

Borderland urbanism: seeing between enclaves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urbanism engages with the practices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so-called enclave urbanism, said to generate cities as agglomerations of patchworked enclaves. Acknowledging that inequality becomes explicit in supposedly self-contained enclaves, in this paper, I seek to advance the initial debate by shifting the focus onto the spaces and processes in-between the enclaves. I draw on fieldwork in Shanghai to argue that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individual and group identities, everyday cultures and, ultimately, new ways of being in and making the city are shaped amidst the in-between spaces that essentiate emerging citie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urban borderlands. I outline a research agenda around the current and future urban condition and propose the exploration of borderland urbanism as a timely new direction in urban geography.     

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网络地理特征对其中国认同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在流动到其他国家后,其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会因为迁入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个结论已经毋庸论证,人们需要知道的是影响这些认同的因素和机制为何。在当今世界中,要破解复杂的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将影响国家认同的机制做细致分解。研究组设计了一般性分析框架,将社会网络之地理特性作为影响因素,旅居海外公民的母国认同作为影响结果,再以之分析在韩国的朝鲜族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趋势,并对这种认同变化做一个基本的评价。分析结论是: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的三个地理特征对他们的中国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一是近年在韩朝鲜族的业缘网络对中国的覆盖度不断增加;其二是家庭长者作为亲缘网络中的核心人物位于中国;其三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地理学视角有助于更清晰地分析国家认同。未来需要分析在韩朝鲜族对哪个国家的认同更强,这对移入国和移出国双方或许更为重要。     

基于企业母子联系的中国跨国城市网络结构——以中韩城市之间联系为例

从基于企业活动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企业组织联系为城市网络基础的认识出发,以企业跨国母子组织联系为根据,建立网络基本要素和联系密度等概念与指标。以中韩城市联系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结构特点。结果表明:跨国城市网络不断扩大的同时,网络基本要素分布呈现区位倾向性,集聚于环渤海和长三角;城市对和结点城市联系密度位序—规模分布显著,形成青岛、上海、北京、天津与首尔主导轴和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主导结点;城市对和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规模位序不断调整,同时在高位序群中保持相对稳定性;结点城市呈现专门性、综合性的分化,如北京和上海显示综合性,青岛和天津显示专门性等;受企业母子相互关系影响网络联系键具有矢量性,进而结点城市中形成源结点和受结点之分。     

Living the good life? The rise of urban mixed-use enclaves in Metro Manila

Gated commun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privatized enclaves have become features of many cities. The rise of urban mixed-use enclaves, which integrate functions of work, entertainment and living, is a relatively new and understudied phenomenon that is expanding rapidly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In this article, we advance the concept of enclave urbanism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Eastwood City in Metro Manila, the Philippines. We trace the enabling factors for mixed-use enclave creation and assess how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are marketed and integrated in practice into one “live–work–play” development. Based on extens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we argue that the global capital accumulation strategy of real estate developers leads to a strong focus on production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s, but neglects questions of liveability. We reflec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for mega-urban regions and urban studies research.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