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对广州地方景观的感知与跨文化认同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     

展馆迁址对城市星级酒店营收格局的空间重构——广交会实证

城市大型会展事件对酒店业的空间差异化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关注某一届展会造成的短期且静态化的经济格局影响,较少关注展馆迁址所产生的长期而动态化的格局变化。因此,文章以2008年秋季广交会会展业务整体迁至琶洲为例,探究了展馆迁址对广州市域星级酒店在展会期间营收格局的空间重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计量统计和ArcGIS平台,研究揭示了展会期间广州市域星级酒店营收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逻辑。研究发现,在展馆迁址后的8年间,广交会期间的市域星级酒店：1）总体及平均营收均从“单核”转向“双核”格局,营收重心的“东延”“南拓”与展馆迁址在空间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展馆迁址改变了酒店与展会的空间距离,引发住宿需求在空间上的转移,推动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的形成。2）营收变化率随时间呈现出由剧烈到平缓的趋势,且迁出地的变化率小于迁入地。3）迁入地酒店供给增长不足以消化会展期间巨大的住宿需求,而迁出地酒店供给格局在区域竞争中仍占优势,并且特殊的酒店购买模式使得原有住宿需求仍较多留在展馆迁出地酒店,抑制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向以展馆新迁入地为中心的“单核”格局的演变,这使得在展馆迁址后,迁出地酒店业的总体与平均营收水平依然会保持较长时期的营收优势。     

建成环境对星级酒店内被盗的影响——以ZG市中心城区为例

盗窃是中西方酒店内财产犯罪中最为高发的一种,但鲜有研究关注建成环境对酒店被盗的影响。论文以2012—2014年ZG市中心城区发生过被盗的星级酒店作为研究样本,在综合分析酒店被盗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选取酒店周围500 m范围内的建成环境指标,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分时段各类型的星级酒店被盗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建模分析。结果表明：被盗星级酒店的时空分布呈现典型的集聚分布特征。不同时段空间“主热点”分布相对稳定,“次热点”有所不同。整体来看,提高服务水平对降低星级酒店被盗的作用最为稳定,周围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量会显著增加星级酒店被盗的机会,道路交叉口则对星级酒店被盗起显著监管作用。分模型结果显示,服务水平对三星级和五星级酒店被盗的抑制作用显著,道路交叉口则对以商务客人为主的四星级酒店被盗的抑制作用更强,而POI数量对等级较低的三星、四星酒店被盗作用更为明显;大型零售商业中心能显著增加旅游旺季及周末时段的酒店被盗的数量,道路交叉口数量则对旅游淡季、工作日2个时段的星级酒店被盗风险的监控作用显著。研究表明建成环境在影响ZG市星级酒店被盗的机会和成本方面作用显著。结果验证了日常活动理论在中国大城市星级酒店被盗方面研究的适用性,拓展了犯罪地理学在星级酒店被盗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酒店盗窃预防有指导意义。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广州市先进制造业布局演变特征

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2018年广州市街道（镇）尺度的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空间集聚测度方法,探讨城市先进制造业的布局演变特征。利用地方政府深度访谈数据,分析地方政策对先进制造业布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4—2018年广州市先进制造业的分布密度呈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分布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越来越正相关;（2）先进制造业布局郊区化特征明显,逐步由核心圈层向内圈层的东部和外圈层的北部和南部转移,形成了以内圈层东部夏港街道为中心的三级多中心圈层空间结构;（3）广州市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和城市更新政策直接影响先进制造业的布局演变。     

公众视角下的地方与无地方：基于游客饮食体验感知的研究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地方与无地方现象,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资本、权力所代表的强权阶级,忽视了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围绕中外游客对香港地方饮食在线评论文本展开内容分析。研究发现：1）游客的体验评价显示,无论是饮食产品的推陈出新、就餐环境的多元装饰,还是餐厅服务的内容形式,香港饮食文化都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全球化特征,在保留传统特质的基础上也吸纳了外部文化形成创新,甚至衍生为新的地方特色产品,两者的共存与转换不仅说明地方和无地方的互相包容与促进,还呈现出两者对于全球化的反作用,地方性从而在内外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文化内涵。2）人的主体因素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于强权阶级借助资本、权力等因素施加影响,以游客为代表的普通大众弱势群体通过消费选择对资本、权力产生主体凝视的力量作用,引发其对地方与无地方元素的营造,这是“全球意义的地方”得以形成的关键。     

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 ——基于广州市的调研数据

在"认知-情感-行为意向"范式下,基于中国农民工流入地典型代表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差异显著性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特征,并实证检验休闲涉入、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广州市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倾向较为强烈;2)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留城意愿和...     

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追求的不断提升,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快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广州市1232份居民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绿地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② 居住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是绿地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传导因素;③ 对于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部分中介效应,即绿地通过居住环境满意度间接提升了居民的地方依恋;④ 对于非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居住环境满意度完全解释了绿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论文认为在注重绿地的空间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居民进入与使用绿地的权利以及其主观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和规划政策提供支撑与建议。     

地方餐厅的无地方性机理研究——以广东河源客家菜餐厅为例

基于地方和无地方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地方餐厅感知和消费体验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从微观尺度和过程性视角探析河源地方餐厅演变为无地方性景观的过程及动因。研究发现：1）权力、资本、消费行为和经营主体协同推动了餐厅的去地方性。2）城市更新过程中,地方餐厅逐渐脱嵌于原有社区,餐厅区位的地方内涵和意义不断消解,但商业价值凸显。3）餐厅的趋同性、连锁化以及食物的跨地域融合体现了资本为迎合现代饮食消费需求而进行的生产实践。4）随着现代性和商业化转向,地方餐厅承载的社会关系表面化,其作为居民日常社交和情感体验场所的意义逐渐弱化。5）居民对地方餐厅原有的亲切感消逝,与新的消费空间难以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     

微观视角下的移民地方感及其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城中村移民为例

广州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3 个市中心到市郊均匀扩散的城中村为例,通过修订量表对城中村移民进行施测,然后采用SPSS 17.0 和M-plus 7 统计软件整理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 地方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地方感均值不管是在城中村,还是在其故乡的均比男性低;② 移民的地方感在年龄、居住时间和居住形式上的t 检验结果没有差异,而在收入水平上有差异;③ 文化资本、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其在地方感的高低分组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④ 社会融合与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乡下地方感与文化资本和居住环境呈显著负相关;⑤ 从影响路径来看,地方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融合,而是通过根植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间接的影响。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广州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认同研究

"流动中国"的社会新常态使中国成为观察和总结非西方背景下的国际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试验地。近年来,广州承担世界城市的角色和功能不断深化,吸引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法系群体虽然是广州的传统国际流动人口,但当前研究尚未给予充分关注。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法系群体在经济层面的效能感和获得感较积极,但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生活配套服务的不便,该群体在社会文化层面对广州的地方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相对在穗日韩流动人口,法系群体的融入意愿普遍较高,被动融入本土社会的驱动力较强。在从"英语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向"面向多元文化服务的全球化"的转型过程中,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流动人口提供更贴切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增强国际流动人口对于迁入地的地方认同,是学界和社会未来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     

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

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在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不多见。结合半结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发展快于地方依赖;非裔移民较强的圣地地方依恋同时存在较强的空间可替代性,但又由于区位等因素存在宗教功能之外的非可替代性;圣地地方依赖则因被宗教教义视为功利性而被掩盖。回归分析表明,社交和场所互动时间是指示地方感的最显著指标。随着非粤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宏观政治环境以及语言文化隔离等外生因素正对宗教地方感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     

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测度与机理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     

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以广州味道云南食府为例

地方感的研究为探讨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情境主题餐厅作为能提供特殊体验的一种微观文化空间,为员工构造了一个“异位(heterotopias)”的超现实空间(hyperreality)。本文通过对广州味道云南食府这一典型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体验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了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对不同尺度空间产生的不同地方感特征及其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地方感存在差异。他们对餐厅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餐厅所处城市具有地方依赖,但对餐厅以外的其他城市空间不存在地方认同;②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餐厅融洽的社交环境、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较高认同的情境(文化);③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所处城市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城市所提供的良好工作条件、较差的自然环境、低熟悉的城市空间、对家乡的依恋和对“异乡人”的身份认同;④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熟悉程度、环境和文化认同程度和归属/依恋程度的差异是员工对两者地方感存在差异的原因。结论对于丰富地方感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城市中其他微观文化空间的地方感研究提供借鉴。     

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郊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与机制研究——以广州番禺小龙村为例

快速城市化带来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城市土地、空间和边界的改变,也重构了传统的地方与地方认同。以广州市番禺小龙村为例,分析城市扩张和地方重构下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机制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扩张过程中,居民户籍身份上的改变最为突出,农民对于其市民身份及新的行政地方的认同度不高,最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与区域的隔离;② 认同是多维度影响、深层次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地方认同需要从身份和地方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居民多元的自我身份感知与对地方的认知及其切实的个体需求共同影响其最终的身份归属和地方认同。因此,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了解、重视区划调整变化后城郊居民的生产生活,同时注重社会基础福利的提升,以促进居民对于新的地方和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城乡融合。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