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IRPAT模型的安徽省池州市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因子测度

针对安徽省池州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展的现状, 运用空间分析模型、STIRPAT模型, 采用文献分析、对比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数理分析方法, 对建设用地扩展特征进行了动态分析, 并对其驱动因子进行了定量测度。结果表明:①2000-2010 年, 池州市建设用地年平均扩展速率为3.36%;2000-2005 年为1.70%;2006-2010 年为4.62%。②人口、人均GDP、第二产业贡献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绿地面积、城镇化水平、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对建设用地扩展的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1835、0.0779、0.1320、0.5821、0.3419、0.1939、0.0415。制定土地利用规划, 强化土地利用功能分区, 严控房地产和工业经济建设用地, 明晰发展思路, 优化经济结构, 适度控制景观用地及城镇化水平, 强化政府土地监管是减缓池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举措。     

基于IPAT模型的安徽省不同情景碳排放趋势测度分析

基于1995-2010年能源消费数据,利用IPAT模型,分规划情景、惯性情景、低碳情景对安徽省未来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5年,安徽省在规划情景、惯性情景、低碳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分别为16 680.96万t、14 790.52万t、11 235.49万t,均呈增长态势,碳排放强度分别为0.6952t/万元、0.6661t/万元、0.6533t/万元,呈下降趋势,规划与惯性情景模式下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均高于低碳情景模式。3种情景碳排放曲线表明,不会出现库兹涅茨曲线(EKC)拐点。科技创新、机制创新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十二五"期间,安徽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创新机制等举措,碳排放仍有较大削减空间。     

基于边际效应模型的安徽省建设用地增长极限研究

客观把握建设用地扩展对经济贡献极限规律,有利于厘清管理层对土地经济价值的科学认识,摒弃夸大经济依赖土地投入的歧路理念。运用经济学边际理论及边际效应模型,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安徽省边际建设用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边际建设用地变化率进行了动态测度,结果表明:①1997—2012年,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达0.909;②边际建设用地值由1997年的0.139 6 km2/亿元降至2012年的0.052 1 km2/亿元,呈递减态势;③边际建设用地变化率值由1997年的-4.62×10-5km2/亿元2增至2012年的-1.85×10-6km2/亿元2,呈逐渐接近0态势;④边际建设用地变化率为0时刻将在2022年达到,建设用地使用量将达最佳状态。可为安徽省制定土地管控政策与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也可为省域尺度同类研究提供范式借鉴。     

金砖国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弹性及驱动因素——基于Tapio脱钩和LMDI模型的分析

在金砖国家低碳转型的压力之下,把握碳排放驱动因素、明确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从而完善减排政策迫在眉睫。基于1987—2017年金砖国家碳排放面板数据,采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变化,进一步结合IPAT方程和LMDI模型分解影响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金砖国家整体上呈现由负脱钩到弱脱钩再到强脱钩的变化趋势,现阶段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碳排放脱钩关系为弱脱钩,南非和巴西的碳排放脱钩分别为强脱钩和扩张负脱钩,金砖国家之间脱钩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经济强度因素和人口因素是碳排放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则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金砖国家之间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从增加技术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严控高能耗产业、构建减排工作国际合作平台等方面入手促进金砖国家减排。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碳排放效率分析

为研究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与其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针对省际建设用地,构建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基于松弛测度的SBM模型,测算各省份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碳排放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结果表明:(1)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集约利用碳排放综合效率并不保持普遍一致;(2)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高的省份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3)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碳排放技术效率不足是导致大多数省份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规模效率不足对综合效率影响较小。     

基于LMDI的中国特大城市能耗变化量的分解分析（英文）

特大城市的能耗在全国能源系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但其能耗已从生产领域转向城市功能和自身发展方面。因此,本文利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对1996-2012年间32个特大城市的能耗变化做因素分解分析,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扩张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选取5项指标,计算其对城市能耗的贡献率,分析共性与差异,以更有针对性的开展城市能源管理和节能减排工作。     

中国碳排放关键驱动因子的分析和政策反思——基于LMDI：1995—2010

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两大主因是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显然,经济因素是外因,能源供应结构和能源效率才是影响的内在因子。本文基于碳排放的完全分解分析模型——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系统分析了影响1995～2010年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关键因子和贡献率,分解因子包括四种,即经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碳强度效应。指数分解模型结果表明,不同时期这四种效应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是不同的,1995—2010年对碳排放增加影响最大的因子是经济发展（贡献率155％）和产业结构改变（贡献率10．6％）,而碳排放量的减少主要是由能源强度下降贡献的（贡献率-63．7％）,碳强度效应影响很小。但最近几年碳排放量的增加除了经济规模这个主要因子,碳强度的改变（贡献率4％）、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率1．3％）都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只有能源强度的下降起到了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作用（贡献率-73．5％）。模型的这种分解结果提示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内的产业政策、能源发展措施等方面进行反思,未来还要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加强低碳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和政策扶持。     

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展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运用建设用地综合扩展系数分析河南省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特征及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STIRPAT模型对河南省及其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空间差异显著,扩展变化由弱到强的城市数量和剧烈程度不断增加,整体以郑州为中心的北部、西部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变化较为强烈;影响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展的因素中,总人口、城镇化水平、公路里程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共性的驱动因素。目前,河南省正处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应通过提高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机统一。     

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的耦合协同规律及类型甄别——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

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不可避免地挤压生态系统空间,打破系统内部原有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在厘清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耦合协调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08—2018年重庆市荣昌区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研究发现：(1)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以人类活动为纽带而构成交互耦合体,解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为理解村镇建设中“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体提供了通道。(2) 2008、2013、2018年荣昌区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南北高、中间低的分异格局。(3)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并结合同步发展模型将荣昌区村镇划分为保护与发展同步型、生态环境支持型、生态环境损耗型3种耦合协调类型。(4)针对各耦合协调类型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保护与发展同步型村镇应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型村镇可以适量开发未利用地;生态环境损耗型村镇应改变生态环境效应滞后的现状。     

近二十年福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动态分析

以福州市为研究区,采用1988～2008年5个时间点的LandsatTM／E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遥感信息提取技术,获取福州市建设用地扩展信息。从扩展来源、扩展的规模和强度、分形特征、重心和方位变化等方面分析了福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变化,并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探讨福州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1）福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一直以耕地为主;（2）福州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经历了一个由“快－慢－快－更快”的阶段性过程,城市形态越来越趋于复杂,遵循着“先东后西再南,北部稳定发展”的时空规律;（3）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扩展阶段,不同的因素组合占主导。     

安徽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主要工业行业的分析

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可以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基于因素分解方法,对安徽省主要工业行业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安徽省主要工业行业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规模效应为正,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负;3种效应累加得到的总效应为负,说明出口贸易对安徽省碳排放的减少发挥了积极作用;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安徽省近15年土地要素对经济贡献及Logistic 曲线拐点探析

运用C-D生产函数,利用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安徽省1997~2011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率进行了定量测度,并对其Logistic 曲线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① 研究时段,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投入要素对二、三产业产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69、0.801、0.369;② 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科技进步投入要素对经济贡献率分别为52.31%、22.9%、20.74%、4.05%; ③ 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契合Logistic 曲线,拐点位于二、三产业产值为2 744亿元时（2002年）,1997~2002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随经济增长呈加速上升态势,2002~2011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上升速度减缓,并最终趋于平稳;④ 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呈递增态势,但科技对经济贡献率偏低。从转换土地经济发展理念、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实现经济由资源依赖性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基于SBM-DEA模型湖南省碳排放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部湖南省为研究区域,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对2010~2016年湖南省14个市（州）碳排放效率和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和空间差异分析,结果发现：① 从时间序列演化特征来看,除长沙市、常德市外,湖南省大部分市（州）的碳排放效率和环境效率偏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较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挥不足,部分地区在2010~2016年间的碳排放效率有所提高,但均低于10%的增长水平;② 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湖南省14市（州）的效率水平差异显著,表现为碳排放效率由中部地区逐步向边缘地区进行转移和提升,而环境效率的波动性较大,整体呈现出“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五大能源区域中湘东地区的效率水平较高,其次为湘北地区,湘南地区与湘西地区表现为空间互补型区域,湘中地区的效率水平提升则相对滞后;③ 从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二、三产业的作用效果不显著,生态环境、工业产业集聚和对外依存度对碳排放效率具有负向作用,技术进步则表现出积极的正向影响。最后,提出结合现有的政策引导和技术水平发展,充分发挥好各地区经济规模效应,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快速流动,推动技术进步成为节能减排的主要驱动等建议。     

国际制造业区位变迁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选取与制造业区位转移相关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采用LMDI分解方法定量分析制造业区位转移对国际制造业CO₂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测算其对各国制造业CO₂排放的贡献。研究发现,2000~2014年,制造业区位转移促进了国际制造业CO₂排放总量增长,且其对各国和地区制造业CO₂排放变化具有一定影响,不同程度上增加中国大陆、印度等新兴工业体的CO₂排放,而减少了美日英德发达工业体的CO₂排放。     

1996~2011年安徽省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影响测度与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1996~2011年安徽省城镇土地集约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运用Perloff的产业结构测度模型,对安徽省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MIX）、竞争效应（DIF）进行了测算;借鉴STIRPAT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从产业结构的结构效应、竞争效应考察了其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结果表明：① 1996~2011年,安徽省城镇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递增态势,1996~2006年,城镇土地利用指数均值为53.09,2007~2011年,均值为75.2;② 1996~2011年,安徽省产业结构构成效应指数均值为0.012 4,其变化轨迹呈“N”型,而竞争效应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均值为0.012 8;③ 1996~2011年,安徽省产业结构构成效应、竞争效应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弹性系数分别为-0.002 5和0.004 9。     

1990―2010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计算出广东省1990―2010年的碳排放量,并对广东省近20年来碳排放进行阶段划分,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对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1990―2010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的CO2排放总量和人均CO2排放量不断上升,万元GDP碳排放量、三次产业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原煤的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第二产业的CO2排放量比重最大,但呈缓慢下降趋势;2)经济发展效应对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能源强度效应、人口规模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的贡献率最小;经济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能源消费强度影响碳排放量的增速,能源消费强度又进一步受到产业结构和各产业能耗强度的影响,其中,第二产业能耗强度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是影响能源消费强度最主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