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足口病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健康中国战略是中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之一,手足口病作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和普遍的典型传染性疾病,尤其对婴幼儿健康造成巨大威胁。本文构建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传染病研究理论框架,采用集中度和空间分析方法解析中国2008—2017年手足口病发病时空分异特征和变化规律,对18个影响其发病的风险因子进行空间相关和地理探测,揭示手足口病地理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传染病研究理论框架由传染病发病的基本环节、影响因素和分布扩散状态3个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之间及子系统内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② 2008—2017年中国手足口病发病率呈现波动上升、两年为一周期且偶数年份高于奇数年份的发病规律,春末夏初及秋末冬初为发病高峰。③ 2008—2010年手足口病发病率未体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011—2017年发病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且呈现自北向南、自小而分散向大而集中的演变趋势;发病典型地区可以总结为气候湿热区、经济落后且医疗水平低的地区和易集聚感染的人口密集区3种。④ 有12项因素通过了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的显著性检验,与手足口病发病率体现正向作用的因素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气温>年降水量>湿度>气压>人口密度>路网密度>人均GDP”,负向相关关系作用大小依次为“日照时数>风速>AQI指数>海拔>千人床位数”,气温和降水量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最为明显。本文为健康地理学、手足口病病理学、流行病学的相关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基础,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流行病预防与控制提供重要科学支撑和政策参考。     

国家标准"城市火险气象等级"的研制

比较各地城市火险气象预报因子、方法和等级标准,选取普遍采用的5个气象因子;日最小相对湿度、连续无降水日数对城市火险的贡献最大,指数范围分别为0～40和0～30,日最高温度、日最大风力0～20,日降水量0～-20,综合指数范围一般为0～100进行等间隔划分,得到从低到高5级城市火险气象等级标准.通过两项试验来优化等级划分效果:1)从北到南选取5个城市,比较上述方法与各地方法计算的2001年1、4、7、10月逐日火险等级,经过反复调试,使两套方法计算的等级完全一致和相差一级合计在85%以上;2)统计全国31个中心城市2000～2003年逐日城市火险气象等级5级分布的概率,使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从而得到各气象因子的划分范围、对应城市火险气象指数值以及综合城市火险气象等级标准,给出相应名称和指示意义.     

广西手足口病时空分异及其地理环境因子 探测分析

广西是我国手足口病高发区。本文运用相关性分析、趋势面分析及地理探测器,基于2013—2017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手足口病和理环境要素（降水量、气温、日照时数、相对湿度和植被覆盖度）数据,对广西手足口病发病率进行时空变化和交互归因分析。结果显示：（1）2013—2017年,研究区的手足口病发病呈峰谷年交替出现,年内发病双高峰特征;盆地地区的手足口病发病率稍高于其他地区。（2）气温和日照时数与广西手足口病发病率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3）2013—2017年,东西方向上中西部各地级市手足口病发病率普遍高于东南部各地级市;南北方向上各地级市手足口病发病率差异并不非常显著。（4）气温对广西手足口病发病率影响最大（q=0.49）,其次是日照时数（q=0.45）;气温和日照时数对广西手足口病发病风险有着严密共增长趋势;每两个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手足口病发病率的影响力均比单要素作用时强,其中气温和日照时数交互作用时的影响力最大,日照时数和降水量交互作用时的影响力次之。据此得出结论：广西手足口病发病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各地理环境要素与手足口病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其中气温对发病率影响最大。     

湖北省手足口病流行的地理特征及其影响因子

使用数理统计分析和地理空间分析对2009?2016年湖北省手足口病流行的人群特征、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手足口病主要在5岁以下儿童中流行,1岁幼儿尤其高发;男性发病率总体高于女性,但25~30岁年龄段女性高于男性。② 手足口病流行以仲春至仲夏（4~7月）为第一高发期,秋季至初冬（11~12月）为第二高发期,5月发病率最高,2月发病率最低。③ 城市地区手足口病流行重于乡村地区。④ 手足口病的季节变化主要受湿度、降水、气温等气象因素制约,年际变化和空间分异主要受千人床位数和城市化率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⑤ 总体上,欠发达地区手足口病流行受经济因子的影响更大。     

中国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对中国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相似,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但总体上流动人口的感知接受度低于其城市认同度。(2)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城市认同度的影响因素较少,高学历人才占比、在婚比重、跨省流动比例具有全局显著影响,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更多,除主要流动因素(跨省流动比例、来源城市群比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外,其他变量均呈现出明显的局部异质性。(3)城市认同度受“个体成长—来源城市—劳力水平”三重影响,而感知接受度受“个体内部特征—流动状态—外部经济产业”三重影响。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政策。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未取得流入地户籍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成为各地竞相引进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精细刻画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揭示其空间选择机制。结果发现：(1)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不断集聚,形成以京、沪为核心的流动网络;各城市流出的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特征,但各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分异较小;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依赖性显著,呈现出城市群的雏形。(2)在机制方面,个体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影响更大;其普遍表现出近距离、跨级别向上流动的倾向;学历越高、户籍所在地行政等级越高、5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才越倾向于流入一线城市。(3)城市特征变量中,经济因素变量如工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等和地方品质变量如公共服务、高等教育、空气质量等均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科学参考。     

多中心化下的城市商业中心空间吸引衰减率验证——深圳市浮动车GPS时空数据挖掘

城市与区域多中心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作为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新中心建设和多中心现象在中国尤为普遍。把握城市中心发展客观规律,探讨多中心的相互作用关系,将有助于补充传统基于单中心假设的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理论和模型的研究,同时,对指导城市商业中心选址和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以深圳为案例,通过海量浮动车(FCD)GPS数据的时空挖掘,在识别出深圳市两个重要商业中心的基础上,分析和验证了双商业中心的交通吸引时空规律以及相互作用关系。发现城市商业中心的交通吸引存在显著的幂函数关系,验证了传统的地理空间衰减规律。同时,这种衰减规律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在局部发生扰动,主要扰动因素包括城市其他人流密集的主要功能区之间的相互吸引、基础设施对可达性的影响、地形地貌等城市空间布局因素和消费者行为、偏好等人文因素等。     

基于航空网络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

航空运输已成为客货流动的重要交通工具和影响城镇体系的重要因素,城市在全球或国家航空网络中的地位直接反映了城市在全球或国家城市体系中所处的等级。由结点(航空港)和连接线(航线)所组成的航空网络代表了城市的空间可达性,直观地反映出国家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 本文收集了目前中国14家主要航空公司的航线数据,经相关分析证明航空网络中城市的航线数量与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基本上呈正相关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航线图的航空网络分析,运用图表判别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中国128个通航城市划分为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次区域中心城市和一般地方性中心城市四个等级,从航空网络的独特视角揭示了开放条件下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     

基于航空联系的中国城市网络格局演变分析

运用2000、2005、2010、2017年全国民航机场及航线客流的截面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结合复杂网络、GIS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我国航空联系网络所反映的城市网络格局,并分析其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为一级核心城市,多层次、多中心的网络格局,并由“三中心”逐渐演变为“四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分布具有明显的东西差异,呈现“三足鼎立、西部突出、中部薄弱”态势;全国城市网络具有无标度、小世界特征及较强的集聚性,中心城市在2005年前向东南沿海集聚,而后向中西部地区扩散,集聚性有所降低;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的演变由政策支持、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多因素共同驱动。     

中国城市国内国际双循环测度及影响因素

城市作为区域间投入产出的关键节点，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参与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城市间投入产出表，基于WWZ增加值分解框架构建了城市—行业、城市、行业层面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参与度指标，并重点对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 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整体国内循环参与度分别为71.62%、72.42%和74.08%，国际循环参与度分别为28.38%、27.58%和25.92%，中国国内循环主体地位正逐渐加强。(2)在行业层面，制造业国际循环参与度较高，这与其深度嵌入以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服务业国内循环参与度较高，符合服务业可贸易性较差的特点。(3)在城市层面，东部城市国际循环参与度较高，平均为30.74%；中西部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较高，平均已接近90%；中国正逐渐形成中西部城市以国内循环为主，东部沿海城市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空间态势。(4)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则会助力城市国内循环主体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同时，四大板块的国内循环参与度...     

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空间体系

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 将货运量作为切入点, 把城市流模型改造为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模型, 应用ArcGIS空间分析手段, 测算各城市水陆空等不同运输方式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对1989年和2008年的数据和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揭示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等级结构, 考察各城市在整个国家层面和所在区域货运空间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果表明:(1),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北方分布广, 南方强度高, 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外向货运密集区优势明显。(2),东部沿海省市的城市货运外向服务价值比重在近20年明显下降, 但相应货运比重上升, 表明其大宗货物运输的外向服务占全国比重明显上升。(3),不同运输方式的城市货运外向服务格局差异很大, 并在国际、区际、城市群和市域等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运输联系职能上形成分工。(4),中心城市物流外向服务能力可分为国家中心、跨区域(副)中心、省域(副)中心、(跨)市域中心四个功能等级。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能力受多种复杂因素综合影响, 与城市GDP及货运规模成正比, 受区位熵反映的经济区位和运输区位影响很大, 与不同方式货运结构及运输距离密切相关。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1—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区域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强,聚散态势日益明显,流动强度与城市等级存在正相关,一二线城市依然是流动人口的极化中心。流动范围与城市吸引场高度相关,城市等级越高,越趋向于省际流动,距离衰减越不明显;等级越低,越趋向于市内流动,地理邻近效应越明显。流动时间呈现出短期性(1～2年)与长期性(7年以上)并存的格局,短期性随城市等级的下降而递增,长期性则随城市等级而递减。农业户口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体,“三低一高”(低龄化、低学历化、低技能就业化和高性别化)是流动人口的最基本人口学特征。经济因素对人口的流动仍具有主导作用。     

基于腾讯迁徙大数据的中国中心城市识别及网络腹地分析

中心城市识别与腹地范围划分对城市体系分析至关重要。利用2018年腾讯迁徙大数据,采用随机加权块模型和相对关联法分析了中心城市及其网络腹地。结果发现：(1)中国城市网络中存在1组中心城市和2组次中心城市,其在整个城市网络中起到支配作用。(2)中心城市的网络腹地以本地邻域城市为主,但部分城市的网络腹地超越了本地邻域范围,网络腹地之间存在交叠,中西部中心城市网络腹地的邻域空间范围比东部中心城市更大。     

中部三角区域联动新格局——基于铁路客运车次测算的研究

高铁时代,中国城市和区域格局正在重构。通过建立区域联动指标,根据各城市铁路客运车次数,计算和测度了城市的吸附强度和城市间的依附强度。并据此刻画中心城市及其腹地城市群的关联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甄别腹地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联动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1)长武南辐射范围已超越了各自的省域范围,衡阳等城市或将成为中三角区域重要的次级中心城市;(2)高铁时代,与中心城市的联动强度、北上广中心城市的辐射大小、城市区位和自身实力等是中三角区域城市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3)高铁网络加强了城市间的联动效应,正在重塑中三角区域城市格局。     

近代云南城市空间演化的外生动力分析

对19世纪70年代至1949年云南的城镇空间演化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研究了交通与政治两种演化影响因素的变迁,结果显示:(1)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之前的清末,对外交通线路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空间演化有明显的影响,交通区位因素是云南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外生动力。(2)进入民国之后,地方政府对城市的建设管理和资源投入能力都强于清代,中心城市获得的资源尤其明显,因此政治因素开始成为中心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推动因素。(3)在空间分布上,铁路交通对城市演化推动的极化程度明显高于传统交通方式,因此,在交通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在民国时期昆明城市演化的外生动力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城市。     

中国转型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

2000 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城乡互动与统筹发展的转型期。以中国中心城市为样本, 城乡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为研究视角, 中心与外围区域为空间范围,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多元变量分析模型方法, 对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要素变化进行了动态分析, 建立了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模型, 划分了中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地域类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心城市外围县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总量、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中心市区, 经济要素过度集聚中心市区的格局发生转变。但中心城市外围县区的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与中心市区仍有较大差距, 公共设施与服务的非均等化是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性障碍因素。依据城乡要素中心市区与外围县区空间变化, 中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可以划分为中心市区集聚型、外围县区快速成长型、中心外围相对均衡型、中心外围整体发展型等4 种类型, 反映出中国各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阶段、城乡结构特征与空间形态的地域差异变化。     

中国城市信息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信息流能够客观反映城市社会经济联系,对城市网络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2011、2014和2017年中国城市间信息关注度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密度、中心度、城市联系等方面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城市信息网络结构明显拓展但网络总体联系强度仍较低;省域内部信息联系强度高于跨区域联系,信息联系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较大。2）网络节点中心度显著提高,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中西部部分区域核心城市如重庆、成都、郑州等成长为全国性核心城市,但中西部地区城市信息发展仍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3）信息联系层级分布特征明显,并呈现局部区域联系紧密、区域一体化特征;核心网络由以北京、上海为核心的“轴-辐”结构演变为以“北京-上海-广深-成渝”为核心的“菱形”结构。4）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基础、城市职能等互补性因素,网络营销、大事件效应等介入性因素及信息技术变革、城市群建设等高效性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信息网络结构优化重组。     

2017年《热带地理》办刊进展北大核心

2017-11-22,《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2017年版)》,数据显示:《热带地理》2016年复合总被     

基于抖音社交平台的城市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5G、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视频社会化时代。论文以抖音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特征，并利用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基于本地与非本地联系划分的不同类型城市的不均衡分布模式与长期存在的“东—西”差距基本吻合，基于抖音社交平台的城市等级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城市等级体系；(2)整体网络呈现出了“三棱锥结构”，与“十四五”规划中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3)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发展水平，次要影响因素为物流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4)不同地区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了较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南地区受物流发展水平影响更大，东北地区除此之外受旅游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西北地区除此之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且对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心性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提升建议。     

中原经济区城市相互关联的时空格局研究

运用SPSS和Arc GIS分析技术,从城市职能互补和水平联系两种关联机制入手,对中原经济区2004,2009,2014年城市之间相互关联特征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中原经济区各个城市之间职能互补性不强,且城市潜在的职能互补性不断减弱,多数城市趋于综合化发展,九大职能部门中仅采掘业表现出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其他职能部门均趋于综合化发展;(2)水平联系格局以郑州和邯郸为中心,中原城市群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大于其他两类区域(中原城市群以外主体区和中原经济区非主体区),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3)从经济因素、区位因素、政策因素3个方面对中原经济区城市相互关联格局的形成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