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利用拟合回归模型方法,对湖北省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及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湖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并不断由中度协调转向优质协调。2002年之后,湖北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步入稳步提升阶段,2008年起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并于2010年首次超过人口城镇化速度,这一发展趋势主要以政策改革为驱动力。通过模型预测得知,湖北省2015—2020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差距将逐渐拉大,土地城镇化水平将明显超过人口城镇化,但二者的增长速率逐渐降低并趋于平稳,而其协调程度与变化趋势以及土地城镇化后续效应尤其值得密切关注。     

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研究

以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2004—2015年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数据为基础,研究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长期处于失调状态;多数中心城市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土地利用效率较低,人口集聚能力有限。结合片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规划,提出了提高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的路径。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

统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推动二者之间的稳步协调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在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2000年和2018年8个设区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测度和分析,利用弹性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200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不高,各子系统之间差别明显。2000年以后提升迅速,2018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土地城镇化。② 2000—2018年,济南和潍坊的人地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18 a间2个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相当,人地关系比较协调;烟台和淄博的弹性系数小于0.6,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东营、威海、青岛、日照的人地质量弹性系数大于1,反映出18 a间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③ 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都很高,但协调度较低,且时空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多数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失调型。2018年所有城市均已发展为协调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测度及优化——以南昌市为例

人口与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二者之间状态演化对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概念基础上,基于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生活、城镇规模、城镇投入、城镇产出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省会型城市南昌市2002~2011年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波动变化并持续上涨,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②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状态由失调衰退区向过渡协调区演进,发展类型则由高度不协调状态向勉强协调状态过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南昌市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的原因,指出两者关系主要受到城市发展外在制度与内在基础的共同作用,并认为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双重优化路径是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西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时空分析

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999—2014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时空评价。从时序上看,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趋势,经历了由低水平耦合和低度协调到颉颃和低度协调再到颉颃和良好协调的发展过程。从空间格局上看,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现象渐趋明显。总体上,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质量不高,人口-土地城镇化尚不能实现良性耦合和良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加迅猛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77%,其中近40%的区县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大于3%;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扩散趋势。②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则形成“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差异趋于收敛。③ 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稳定,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分析揭示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对于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和实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合理匹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636个建制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指数,据此划分其耦合类型。借助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格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变化态势,诠释了这些耦合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65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② 市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密度重心呈现逐渐西移的趋势;③ 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展,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普遍超标,其中42%的城市现状人均用地是标准值的5倍以上;④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失调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且“同增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失调问题较中心地区更为严重;⑤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条件和地区内部差距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新时期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管理应当注重新常态、新趋势的系统诊断和动能转化的综合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土地城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正经历着大规模的高速城镇化过程, 与人口城镇化相伴随的是土地的急速城镇化, 而关于“冒进土地城镇化”的提法和关注甚多但讲法不一。为了厘清土地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及度量方法, 本文回顾并评述了土地城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 对土地城镇化问题进行了再思考。现阶段中国土地城镇化不仅仅是农用地转换用途的非农化过程, 越来越被关注的是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以及建设用地的效率提升。本文认为土地城镇化应为土地从非城镇状态向城镇状态转变的过程, 并提出以城镇建设用地与城乡建设用地的比值作为土地城镇化率的衡量指标。以此出发, 土地城镇化问题今后的研究重点包括: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匹配研究、时空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城乡实体空间划分、城镇空间扩张研究和用地效率转变研究。     

我国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机理研究

为了探索我国土地城镇化规律,基于2000—2012年省级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机理。研究表明,全国和各个省份的城镇建成区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增长,但省际差异较大,空间格局上呈现出显著的峰值效应;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且省际差异明显;相对于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而言,省级城市建成区规模空间格局与GDP的空间格局更为相似;经济增长、土地财政、用地指标、土地资源禀赋及现行土地征收制度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研究

以2003—2016年的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三角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STIRPAT模型探讨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3—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均有提升,且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大于生态环境质量。长三角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中心的城镇化水平高值集聚,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明显且空间差异小。② 长三角城镇化明显改善本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相邻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本城市而言,多维的城镇化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层面疏解生态环境压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优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人口集聚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人口城镇化,促进消耗集中、排放集中,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以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城镇化,通过产业集中布局和创造经济效益,在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上发挥集聚效应,并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对相邻城市而言,城市的城镇化“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向相邻城市转移,从而对相邻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及其驱动机制

长三角是中国城市土地快速变动和人口快速集聚的热点地区,厘清并协调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间的关系,对统筹区域土地资源合理配置,调控人口流动及实现新型城镇化意义重大。以长三角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重心耦合模型和基于人均约束性构建的协调性系数,对1994-2012年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总体耦合态势及演变、空间耦合特征及格局进行分析,并探讨影响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速度整体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二者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和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关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人地耦合关系整体上呈现出增强—减弱—增强的态势,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间协调性逐步增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空间耦合类型中,人口过快增长型和人地基本协调型数量有所减少,但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中的趋势;土地快速扩张型的数量有所增加,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各城市人地配置协调程度不高。③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交通发展与区位条件变化、政策因素等是影响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及其耦合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 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空间扩展研究

城市化是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建设用地时空演化格局已成为学者研究城市化过程的重要视角。采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测度了1985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空间扩展的集聚特征并分析其演变过程;并结合格网建设用地密度频率的变化特点,将空间划分为不同的景观梯度地带,以此研究城市空间在不同地带中的扩展特点。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空间扩展聚集程度先降后升,城市化区域融合趋势明显,并在城市空间扩展中表现出以上海、南京和苏州等为代表的3种模式,反应了长三角内部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此外,在不同景观梯度下,长三角城市空间扩展表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2000年以前在各个景观梯度下城市空间扩展差异较小,表现为较强的拓展性扩展;2000年以后,在城市核心区扩展强度加强,表现为填充式扩展加快。同时,城乡过渡区面积增加迅速,表明随着城市空间扩展的加速,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土地不集约利用现象已较为突出。     

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极化过程及其演变格局研究

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①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② 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③ 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了区域的空间极化效应,呈现出“哑铃型”分布特征。④ 在人口城镇化中,人口结构是长三角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驱动力,未来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并调控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分别向正—负型和负—正型城市转型将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     

耦合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交互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测度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和经济三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时空动态规律,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度近16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交互过程,探索其城镇化协调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伴随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化均呈稳步提升的趋同现象;②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极独大、三角核心、周边低平”的空间形态;③ 从各个城市的城镇化耦合水平跃迁路径来看,大多呈协同增长态势,表明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④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从稳定和均衡→极化集聚状态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土地-经济的交互作用,而从极化→均衡状态的演变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人口-土地的交互作用。城镇化协调度的交互过程及机制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长三角城市群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调控方向。     

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定量研究——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07-2013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其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强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强度不同;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强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而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作用强度则表现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应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城市土地的内涵挖潜,而长三角城市群应逐步调整和优化城市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三大城市群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同发展。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生产要素,非农GDP为经济产出,以中国县级市及其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评估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布局及其波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有一定空间外溢的地域性特征。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较高城市主要为大城市周边临近小城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尤为显著。同时,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变化与城市经济效率变化都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经济落后地区优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区域好于大中城市区域。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变化的高值区域主要集聚于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等主要城镇化区域,而大中城市规模效率增长状况整体上也好于中小城市。另外,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波动受制于城镇产业模式、政府经济策略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城镇化进程,而城市规模也有非线性的影响作用,而地方政府大力依赖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并不能有效推动城市经济效率趋于提高态势。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

论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内16个核心成员城市作为典型案例,构建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探究2000—2015年间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时空演变规律与耦合度变化,解析系统间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指数不断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开发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和环境质量产生更多需求,建设用地扩张、耕地面积被侵占、人口承载增大也是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指数上升的重要因素。②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表现平稳,效应映射到空间上,变化幅度与演变特征明显。浙江省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高于上海与江苏的城市,这与环境自净能力、污染处理设施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理念的宣传等因素相关。③ 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耦合度较低的城市占多数,处于失调状态。城镇化进程中用地扩张呈现低密度、分散化倾向,对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扰动强烈,导致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偏离度加大。④ 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要素胁迫与约束作用强度大小差异明显。     

长江三角洲城市带扩展对区域温度变化的影响

利用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土地利用统计数据和气象站常规观测资料, 结合NOAA/AVHRR、MODIS 反演的月地表温度数据, 定量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热岛增温效应对区域温度气候趋势的贡献, 结果表明: ① 1992-2003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经历了一个快速的空间扩展过程, 宁镇扬、苏锡常、上海大城市区、杭州湾4 个城市群构成了一个“之” 字形城市带, 城市群之间出现城市化连片趋势, 城市带区域内1961-2005 年年平均气温增温 速率为0.28~0.44 ^oC/10a, 显著高于非城市带区域。② 城市热岛效应对区域平均温度的影响以夏秋季最强, 春季次之, 冬季最弱。③ 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热岛强度和城市总人口对数呈线性正相关关系。④ 城市带增温效应使得区域的年平均气温在1961-2005 年间增加了0.072 ^oC, 其中1991-2005 年间增温幅度为0.047 ^oC; 年最高气温升高了0.162 ^oC, 其中1991-2005 年间 增温幅度为0.083 ^oC, 表明1991-2005 年间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的空间扩展正在改变区域温度变化趋势, 且这种增温趋势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