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主义视角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地方嵌入

知识经济时代,地理学与世界移民研究越来越重视知识移民及其流动。本文以广州市高校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移民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多维视角探讨其回流和嵌入母国和回流地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研究发现：①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跨国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家庭关系和文化归属等;② 回流后高校知识移民面临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再嵌入;再嵌入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工作及工作环境等结构因素和日常生活等非制度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③ 由于拥有较高的跨境智力资本和较强的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其地方嵌入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跨国流动背景下,他们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混合文化身份的跨地方主体性,其“家”的意义建构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征。研究指出,多地方的社会嵌入通过跨地方的社会关系使得海归知识移民产生归属感,而并不完全依附于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地理位置所定义的“地方”,而将关注点放置于基础的工作、社会关系网络与日常的生活实践。从微观和主体视角细致探究海归人才回流嵌入的过程与结果,可以进一步完善转型期知识移民的理论和研究框架,也可以为中国人才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指导建议。     

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流入地与户籍地的比较分析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究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究发现：(1)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2)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究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究,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维度及影响因素——以广州为例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型人才成为影响区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论文以广州市的海归知识移民为例,从地方嵌入的理论视角,探讨其是否有效融入地方发展的状况,并在构建量表的基础上分析其地方嵌入的关键维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是一个多维度过程,包括工作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等4个方面;(2)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在4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嵌入水平,在情感、工作与文化层面的嵌入程度较高,与地方的社会关系嵌入的程度相对较低;(3)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再嵌入的过程、模式与程度等可看作是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与经济以及非工作的生活与环境等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嵌入的视角对移民与地方的互动进行评估分析,可以更深入理解知识移民回流适应的多维层面,并为国家人才政策制定和地方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启示建议。     

回流创业研究进展及基于空间嵌入的研究框架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回流人口及其创业活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格局与过程、创业发生与成长机制对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推进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人口回流、创业决策及其驱动机制等相关文献,发现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规律研究较为薄弱,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如何与回流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导致差异化的创业结果未得到充分探讨。针对回流人口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多重性特征,在嵌入理论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并遵循“格局-过程-机制-模式”的研究路线,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探讨回流创业的空间格局与创业过程的耦合关系,揭示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探索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空间中回流创业的一般特征与规律。以期为人口流动新背景下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回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构建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GIS 的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

社会科学开始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空间 模式和非常态分布, 研究社会科学中的空间结构问题。人口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最为活跃的因 素之一, 同时也较易获取、容易做到时空连续, 因此往往是衡量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指标之 一。借助于GIS 技术, 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深圳市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为例。研究结果 表明深圳市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总体表现为集聚。具体来说: 1990 年和2000 年深圳市人口密 度均以特区内东门街道为最高, 特区外各街道人口密度增长较快; 1990~2000 年人口重心向西北 移动约4km; 1990 年人口密度函数和2000 年人口密度函数均以反函数模型拟合较好, 从市中心 随着距离增加, 人口密度递减; 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中心附近具有较大的向心效应, 带 来周边邻近区域人口的增长, 而在东部郊区人口分布相对稀疏, 出现部分离心效应。     

东中部地区城市人口、经济与城市建设用地的非均衡与协调性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东中部地区261个地级市统计与土地利用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变异系数和三元协调度模型分析其城市人口、GDP和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集聚态势和非均衡变化过程,揭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程度。结果显示：（1）城市人口、GDP和建设用地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2015年的值大于2000年的值,显示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在2000—2015年集聚特征不断加强;（2）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分别从2000年的1.38和0.91下降到2015年的0.96和0.70,地均GDP从1.32上升到1.77,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和地均GDP的差异在逐步减小,但地均GDP的不均衡性却在增大;（3）2015年,共有171个地级市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小于1.12且人均城市用地小于115m²,但有104个地级市地均GDP在1000元/m²以下,表明虽然绝大部分地级市城市化规模和速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城市用地经济产出仍然相对较低;（4）90%以上地级市的城市人口、GDP和城市建设用地三者在两个研究时间段内处于协调发展状态。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重心变迁的量化分析——基于人口和城市数据的代用分析

基于历史文献及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和城市数据,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和现代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过去2 000 a来（公元2—2015年）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轨迹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重心总体上是趋向东南迁移,唐代以前主要向西南移动,北宋以后主要向东南移动,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异先以由南北差异为主,后以东西差异为主;“沈（阳）-兰（州）-西（双版纳）弧线”东南侧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2）中国经济重心变迁与其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的变迁关系十分密切,3类重心分布区域正是古称“中原”的地区,且3类重心始终位于几何中心的东部,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差异由来久远,且相对稳定。3）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受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变化的双重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单位人口的经济当量趋于降低,单位城市的经济当量趋于上升,城市经济格局对总体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显著。     

山东省城市人口规模的职能效应分析

从城市职能是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动力的观点出发, 利用经济基础理论模型, 在计算城市职能基本部分的基础上, 讨论了中心地职能、中枢管理职能、工业职能、门户职能对1982 年和2000 年山东省城市人口规模变动关系的时间变动, 有以下结论: 第一, 中心地职能/ 工业职能、中枢管理职能/ 工业职能分别是1982 年、2000 年城市人口规模差异的最为重要的职能因素。期间, 中心地职能的地位下降, 中枢管理职能的地位抬升, 工业职能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门户职能则在门户封启过程中, 通过加强或者削弱工业职能、中枢管理职能得以充分体现。第二, 工业职能和门户职能的增减变化是导致1982~2000 年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伴随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 工业职能扩张已经不再是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 门户职能与城市规模变动的正向关系体现了门户开放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强力驱动。     

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中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武汉市为例

人口回流是新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最新趋势之一,亟待对其特征与机制开展深入研究。本文以武汉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揭示中部地区大城市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总体偏低,省内流动人口低于省际流动人口。② 性别、教育、家庭结构、家庭年收入及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内源因素驱动流动人口回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信任、身份认同等外源因素则对回流有抑制作用。③ 省内流动人口回流受个体、地区因素影响较大,省际流动人口回流更易受家庭、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重视不同流动人口回流机制的差异性。建议通过精准施策,一方面增强省际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一方面促进省内流动人口就近城镇化。     

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研究——以河南省14个村为例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迁移者的居留、返乡与再迁移决策——基于事件史的分析

作为一个多阶段的空间行为决策过程,人口迁移是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但现有研究普遍存在重意愿轻行为、重状态轻过程以及较少关注再迁移行为等不足。本文构建了迁移者居留、返乡和再迁移三元选择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迁移者普遍会经历三年左右的不稳定期,而后进入稳定居留状态。迁移者的居留、返乡与再迁移行为存在空间分异：省际迁移者较省内迁移者更倾向于再迁移;迁入地规模等级越高,迁移者居留的比例越低。重要生命事件会显著影响人们的迁移行为：婚姻会让迁移者更偏好在特定迁入地稳定居留;毕业就职是人们重新选择居住地的重要时机,而失业这一负面冲击则很可能促使迁移者返回家乡。迁入地经济增长放缓、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两地间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等因素都会导致更多迁移者选择返乡;但区域发展和地域联系对高学历、低学历迁移者和省际、省内迁移者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结果证实了在人口迁移决策研究中关注实际迁移行为、引入动态过程视角并统筹考虑居留返乡和再迁移三元选择的重要意义。     

开发区流动人口生计资本测量及生计空间特征分析——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

开发区在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中作为经济活动和流动人口的聚集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对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与访谈,从生计空间的角度测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分析其生计空间特征,并与当地居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生计空间存在延伸或压缩。其中,经济空间得到了延伸,制度空间、社交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居住空间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压缩。经济空间的扩张是吸引流动人口在开发区就业的主要因素,但其余空间的压缩和经济空间的有限延伸使流动人口在进入后缓慢外迁。因此,改善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生计空间,对于提升城市工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制定城市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城市社会空间整体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城镇购房衡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向特征与形成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置房产切合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民化的要求。研究购房定居或准备定居城镇群体的流向特征,有助更好地落实有效供给。随机问卷调查乡村务农人员、打工者,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其背后的家庭成员,采用回忆或电话问询方式填写农村购房转移个体和家庭基本状况,获得江苏、河南、陕西等24省区1327份有效信息,分析中国购房转移群体的流向特征与态势,用Spearman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究购房流向分异的成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购房转移人口少,2000年以来渐多,趋向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多购房转移到规模较大或等级较高的城市。省区内城市,尤其县级城市是购房转移主要地,镇吸纳能力整体较弱,原住地层次影响迁住地高度。东部地区省区内购房转移多元分化,中部地区在县级以上城市分散购房转移,西部地区购房转移到省区内地级以上城市占一半以上。需求互补性、中介机会、距离远近影响购房转移及其分异,获得期望的经济收入加以城市的吸引力,是人们在工作或打工地购置房产的深层原因;没有稳固工作地点,一般倾向家乡的县级城市、镇或者就近的高等级城市购房。购房转移和流向分异与教育程度、固定工作与否、是否购房地工作、现工作地时间、购房年龄等个人或家庭发展条件的因子显著相关,是宏观社会环境政策影响、中观城乡系统各种媒介作用与微观个体或家庭成员主观行为多向耦合综合驱动的结果。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migrant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sights from short-distance and long-distance population migrants

As one of the most ecologically sensitive issues in the world,migration now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s third pole,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population migration on the Plateau.Using 2010 census data,a spatial database of county-level migrants on the Plateau was constructed,and migrants were divided into short-distance and long-distance migrants according to the hukou-registered origins.Measuring migration intensity allow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on the Plateau to be ascertained.The driving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using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s,an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In 2010,there were 1.23 million inter-county migrant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and the overall migration intensity reached 10.50％.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migration intensity on the Plateau at that time,and the provincial or prefectural capitals were attractive destinations for migrants.Northwestern Qinghai,which boasted min-ing industries,constituted a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 with a relatively high migration intensity.However,most areas on the Plateau attracted relatively few migrants,especially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parts of Tibet,which wer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uninhabitable.(2)There were 0.95 million short-distance migrants and 0.28 million long-distance migrants.The short-dis-tance migration intensity was 8.14％,while the long-distance migration intensity was only 2.36％.Short-distance migration was the main for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with a pattern similar to the layout of overal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tensity.Only a few county-level units strongly attracted long-distance migrants,which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ern Qinghai.(3)Economic factors were considered fundamental drivers for migrants to live on the Plateau.Destinations with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re opportunities in non-agricultural jobs proved more attractive for migrants.For short-distance migrants,ur-banization level also proved a considerable driving factor for in-migration.However,long-distance migrants we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job chances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从跨国广告业看全球化和全球城市——以中国广告业为例

本文从广告业的视角出发 ,分析了伴随全球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的扩张而来的区域市场和空间结构的重塑。研究的主要发现为 :(1)在跨国公司的支配下 ,中国广告业在生产组织上逐渐向专业代理演化 ,在行业规范上也逐渐向 4A的主流靠拢 ;(2 )中国广告业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的集中 ,体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性服务业市场” ;(3)由于市场规模大 ,中国广告业有可能向“前端” (产品定位和沟通策略 )发展 ;(4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 ,进入区域市场需要不同的媒体计划 ,也使得广告的全球标准化产品产出更多的地方版本。在理论争论方面 ,本文认为全球城市是都市区域全球化制度和空间的中介。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城市化概念已难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城市化模式,而“创新”是解读城市化新变化的重要概念。从“流的空间”视角,提出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270个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创新空间回归模型,测度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验证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研究表明：①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强调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促进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的扩展,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和新的创新景观。② 基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创新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沿海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有重要作用。③ 中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均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城市高技能迁移人口数量每增加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3%;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每提高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2%。研究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区域创新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与认识,为知识经济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