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活动分析法的人类空间行为研究

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和城市日常活动系统是人类空间行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直接反映行为空间形成机制、分布特征及其与实体空间的相互关系,并为城市社会生活及其空间体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通过行为空间研究中若干关键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基于日常活动空间的活动分析法能够很好的整合和处理这些问题,在对活动分析法相关概念和几个重要方法介绍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基于活动分析法的人类空间行为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北京居民活动与出行行为时空数据采集与管理

本研究对传统活动日志调查与基于GPS、LBS的移动数据采集在居民活动—移动数据的获取和应用方面进行对比,并以2010年7月在北京进行的居民活动与移动调查为例,探讨了个体行为时空数据采集的方法、存在问题和处理方式。北京市的实验调查采取活动日志调查与基于GPS、GSM两种不同定位方式的移动数据采集相结合的方法,以定位设备为基础、以互动式调查网站为平台、以面对面和电话访谈为补充,对天通苑和亦庄两个郊区居住区的样本居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行为时空数据采集。针对时空轨迹和活动日志存在的问题分别进行处理,并对数据质量进行管理,旨在为城市活动—移动系统研究中的精细化的数据采集与管理提供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     

行为同伴选择的社会文化效应研究——中国北京与荷兰乌特勒支的比较

从活动-移动行为的角度,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在2007年进行的活动日志调查,通过研究居民非工作活动的同伴选择机制,分析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引起的行为方式差异。研究表明,北京居民倾向与家庭成员一起活动,而乌特勒支居民倾向单独或与朋友一起,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社会倾向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荷兰社会则偏向个人主义。此外,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民有显著影响,女性进行较多的联合活动,年长者更倾向选择朋友作为同伴;家庭结构对两城市居民影响均显著,结婚和生子等生命事件会促进居民产生核心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以休闲为目的活动更多的是联合活动。此外,收入、驾照拥有、私家车拥有、居住空间密度等变量也对同伴选择具有一定影响。最后对从行为角度的文化差异分析的未来以及对中荷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进行了讨论,提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可能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潜在趋势,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应当充分考虑到儒家思想的传承以及中国人喜爱热闹、需要集体归属感的民族性格,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同时,从活动-移动行为所表现的社会文化效应分析看,城市规划与管理者需要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休闲空间及提供个性化的交往空间与平台。     

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北京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

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是解读郊区空间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的研究多基于汇总的个体数据,从家庭层面出发的微观研究较少。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居住在北京五环至六环之间的3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实证研究,旨在通过以家庭为单元的行为空间研究,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研究发现：家庭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迁居、就业选择、家庭结构变化、家内成员的社会角色变化等,会通过改变地理背景、移动性和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惯常活动模式。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形成了家庭成员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但当部分因素改变时,家庭也会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来响应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制约,以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     

空间视角下旅游休闲场所的主客关系 ——以广州白天鹅宾馆大堂为例

利用空间句法理论对广州市白天鹅宾馆大堂的空间组构规律进行分析,并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分析方法,探究空间因素在主客交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酒店大堂呈现“视觉整合统一,空间分割互补”的空间构型特征,该特征与游客需求相适应。2）大堂中的主客关系表征出接触时间短、受限于特定时空间、地位不平衡等特点,游客在主客关系中的地位高于酒店员工,酒店的盈利性是塑造主客关系不平衡性的主要原因。3）空间对不平衡主客关系的塑造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大堂空间“迎合”了各类旅游休闲者的需求,促进其旅游休闲体验的提升,同时“规训”了酒店员工的行为;空间对部分酒店员工产生了正向的“外溢”作用;空间是展现酒店服务水平的“门面”和“舞台”,酒店管理者试图通过大堂的空间设计维持不平衡的主客关系。4）酒店管理者及员工有意图地为游客营造“家”的感受,提升其满意度及出行体验。“家”的建构与游客现代性背景下的情感有关,在特定的空间构型下可外化为舒适性、便利性等诸多体验,并作用于其消费等行为。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

流动性的增强使迁移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家”的流动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家”的流动亦成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发展浪潮,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流动过程中,移民的流动性实践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和内涵。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延循“家”的地理学脉络,选取两个典型的流动家庭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对比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是研究“家的流动性”的重要变量和维度。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流动轨迹的多位移空间性和流动过程的多阶段时间性使得“家”的地方性处于一个动态关联的状态。“家”的情感归属、“家”的观念和意义通过“家”的流动和营造实践在解构中被延续与重建。     

基于家庭的购物行为时、空间决策模型及其应用

基于家庭的购物行为决策的概念模型,利用2007年北京市活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建立购物出发时间决策和购物目的地决策的条件Logit模型,并探讨其在相关政策评估和预测上的应用。结果发现:家庭内部相互作用和决策层面要素对购物时、空间决策的影响比较显著;早晚高峰出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购物行为属性;居民休息日的购物活动集中在离家6km以内或者高密度的商业中心;影响购物目的地选择的因素更多是购物地距离,而非商业密度。通过模拟发现,土地混合利用的政策可能会增加高峰期的交通拥挤程度,而商业设施分散布局可能更有利于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居民日常生活质量的提升。     

行为同伴选择的社会文化效应研究——中国北京与荷兰乌特勒支的比较

从活动-移动行为的角度,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在2007年进行的活动日志调查,通过研究居民非工作活动的同伴选择机制,分析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引起的行为方式差异。研究表明,北京居民倾向与家庭成员一起活动,而乌特勒支居民倾向单独或与朋友一起,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社会倾向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荷兰社会则偏向个人主义。此外,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民有显著影响,女性进行较多的联合活动,年长者更倾向选择朋友作为同伴;家庭结构对两城市居民影响均显著,结婚和生子等生命事件会促进居民产生核心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以休闲为目的活动更多的是联合活动。此外,收入、驾照拥有、私家车拥有、居住空间密度等变量也对同伴选择具有一定影响。最后对从行为角度的文化差异分析的未来以及对中荷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进行了讨论,提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可能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潜在趋势,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应当充分考虑到儒家思想的传承以及中国人喜爱热闹、需要集体归属感的民族性格,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同时,从活动-移动行为所表现的社会文化效应分析看,城市规划与管理者需要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休闲空间及提供个性化的交往空间与平台。     

基于日常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进展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研究议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支撑下,形成了从居住空间出发的经典研究范式。而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居民活动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研究范式显得静态和片面,难以反映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问题的全貌,因此有必要从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出发探讨社会空间分异问题。国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该议题进行了探索,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将已有研究总结为基于活动空间的群体分异与交往、个体活动空间的时空分异、社会空间分异的动态变化三种类型;并以时空间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从基于人的空间研究范式出发,构建“人群—活动空间—社会空间”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框架;尝试推进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从以人为本的立场出发理解城市空间和城市中的人。     

性别与权力：女性主义视角下乡村“家”空间的演变——以成都市明月村为例

立足女性主义视角,以成都明月村为案例进行研究,探究旅游介入下明月村“家”空间演变中女性的成长路径以及性别权力关系的基本架构。研究表明：“权力-资本-人”的作用加速了传统明月村“家”空间的分化与演变,原始化的家庭生活空间被乡村旅游生产挤占,逐渐演变成商业化的生产空间。同时,明月村家庭住宅在不断被功能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现有家庭空间的性别与权力秩序也在发生重构：(1)旅游发展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拓展了明月村女性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体成为家庭供养的重要参与者和直接生产者,逐渐实现家庭话语权从失语向在场、从边缘化向中心化的转移。(2)伴随着女性主体性的成长以及女性话语权的拓展,家庭中的夫妻关系趋于平等化,直接扭转了传统意义上“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家庭权力格局。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职住关系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可能对其在城市的职住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在不同家庭化迁移状态下的职住关系,并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职住临近特征明显,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提高,职住距离增长,并接近本地市民水平。相较于个体单独迁移,夫妻共同迁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职住临近,职住距离更长;子女和老人随迁情境下,流动人口职住区位郊区化特征明显,因为郊区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家庭生活对住房和住区环境的更高要求,但该情境下整体职住距离增幅较小且不显著。多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仍存在不稳定流动特征,以租房为主,租金规避需求与环境提升需求并存,需要相关政策加以关注。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国内外情感地理研究热点、内涵及意义——基于文献计量与可视化

随着西方地理学的情感转向,以人为本的“情地关系”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基于文献计量法与可视化对1992—2020年主题为“情感地理”的265篇外文文献与248篇中文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凝练出情感地理的研究热点、内涵和意义。结果发现,国内外情感地理经过近30年的研究,主题与内容不断拓展：国外侧重教育、政治、社会性别、儿童的情感地理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则侧重旅游和居民的地方感研究;研究内涵方面,国外学者不同学术领域专家对情感地理有不同的诠释,教育地理学家侧重教学互动关系,人类地理学家注重情感空间特征,文化地理学者强调情感与文化的联系。国内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情感地理是揭示人、情感与地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着力研究不同地理空间的自然和人文特征对情感的影响;情感地理突出情感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研究,关注人地关系“情地关系”、人际关系“情感传递”,将有温度的情感融入空间或区域,赋予地方新的使命。情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在教育、政治、社会性别、儿童、旅游和居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协调发展是世界范围的客观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判断存在严重分歧。本文采用118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基于象限图法,分析世界城市化格局的一般规律,发现世界城市化进程与单位GDP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均呈减速态势;进一步探索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过程,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双低状态,类型上属于低级协调型,这种双低之间是基本协调的,并不存在城市化严重滞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的根源取决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中日韩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特征及耦合关系——基于TiVA数据库的实证

从增加值创造与流转角度考察制造业区域网络及价值链,是当前国际贸易与产业专业化分工研究的新领域。各国在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参与中的效应问题,尤其是价值链参与对各经济体及其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何种规制,更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黑箱问题”。基于OECD和WTO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最新统计数据,借鉴、构造了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产业演进系数、产业竞争力指数、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位序等量化指标,构建起区域价值链“参与度-适应性-竞争力”分析框架,对中日韩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特征及耦合关系,开展时序统计测度与横向比较。研究表明：① 中日韩对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贡献份额提高到47%,是区域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与实际主导者。其中,中国历经1995—2001年、2002—2007年、2008—2015年三个发展期,超越韩日成为首位参与国;② 三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产业结构同期发生调整。中国符合产业演进梯度上升的一般规律,解构了所谓的东亚“雁行模式”,但在结构合理性上尚需提高。日韩则向中低技术产业逆向演进,契合市场需求;③ 三国的产业竞争力及其空间格局随之出现阶段性演替。当前,中日韩分别在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形成竞争优势,并在东盟区域演绎出了空间交叉、部分重叠、独据等三种产业互动类型。这与各国自身制造业产能及其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更受到区域价值链成长需求与参与国之间竞争关系的影响。     

基于能量的鄱阳湖—长江相互作用表征指标研究

鄱阳湖与长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着江湖水沙交换,对整个区域的水资源、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能量的观点,在从新的角度解释鄱阳湖和长江相互作用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江湖相互作用的表征指标—能差F_e,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湖作用关系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F_e值整体呈现增加趋势,说明长江作用减弱,鄱阳湖作用不断增强。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对江湖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削弱了长江作用。从年内变化来看,由于三峡水库的调节,枯水期长江作用略有增强,汛末长江作用减弱较大。江湖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湖区旱涝灾害的产生,当五河来流较大且长江顶托作用明显时,易发生洪涝;当五河来流较小但又对长江有明显的补水作用时,易发生旱情,三峡水库蓄水使湖区9-10月更易发生干旱。     

基于学籍地址和地理编码的乡村小学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分析

基于“学籍信息中的家庭地址承载了学生空间位置”这一假设,通过学籍信息收集了湖南省株洲县小学生的家庭地址,借助高德开放平台提供的地理编码和POI搜索服务,获得到了株洲县小学生的空间位置和分布,并基于最短路径分析和高斯型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了株洲县小学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及其特征,尝试为区域教育资源的空间均衡性分析与规划配置提供新的数据源和方法借鉴。结果表明：① 基于学籍地址和地理编码技术能够较准确地获取株洲县小学生的空间分布。② 株洲县小学生就近入学距离的最大值、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1.83 km、2.10 km和1.81 km,就近入学距离小于2.0 km的学生仅占55.46%,为株洲县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教育资源配置工作带来了挑战。③ 株洲县北部城镇地区因学校数量较多,平均就近入学距离较小,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普遍较高,且空间差异小,均衡性好;而东南部的乡村地区,平均就近入学距离较大,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大。④ 基于情景分析,在不造成局地生源稳定性问题的前提下,新增3所学校后,东南部地区的平均就近入学距离和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有很大的改善,龙潭镇和龙门镇的平均入学距离由3784 m和3520 m降低到3116 m和2636 m,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分别由0.0492和0.0982提高到0.0762和0.1496。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格局——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探析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加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对近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级单元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揭示,借助象限图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识别,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关系分布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部沿海地区、内陆省会城市及资源富集型的北方边境沿线部分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及中原传统农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年份二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684和0.741。② 地级尺度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协调型和超前型并存。省域内部地级单元二者关系的分布模式具有相似性,即省会城市通常城镇化超前,省内边缘城市多城镇化滞后。③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二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弱化。两个年份,东北地区是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超前型集中分布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有所弱化,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渐趋增强,北方边境沿线资源富集型地级单元由城镇化超前型演变为城镇化滞后型。④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类型区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滞后-滞后”型和“超前-超前”型地级单元合占研究单元总数的73%,且二者空间分异特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