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霍尔果斯边境口岸空间转型过程及其机制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以霍尔果斯口岸为案例地,对比不同时期边境口岸空间转型的过程特征,并剖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多元异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诉求前提下围绕阶段性的共同目标连接起来,从而推动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重构。(2)新时期边境口岸行动者的构成、意图和目标发生改变,且行动者网络从松散状态转变为紧密状态。行政权力主体调动市场资本和社会大众力量参与其中并共同推动边境口岸空间转型发展。本研究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边境口岸建设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衔接提供参考依据。     

全球价值生产的空间组织：以苹果手机供应链为例

采用2012年与2019年苹果手机全球供应商数据,基于GPN 2.0的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索苹果手机全球生产网络中主要行动者类型、行动者策略、进入与退出动态、地理分异性、网络动力机制和战略耦合机制。该网络主要行动者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热点地区在亚洲;网络中有六类行动者,行动者策略是企业间控制与企业间合作,网络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金融约束和风险环境,主要行动者通过本土创新、国际合作关系和生产平台战略耦合机制嵌入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最后,从转型创新模式、孵化自主供应链角度对中国行动者产业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人文地理学视域下中国边境地区研究进展与展望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耦合协调研究

旅游兴边贸,边贸促旅游,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相互作用,促进边境产业新动能发展,最终形成跨境旅游一体化的格局。借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探讨并分析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两大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建构两个产业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模型和指标评价体系,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口岸地区东兴市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耦合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东兴市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函数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从2009年的0.017增加到2018年的1.004;边境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函数值从2009年的0.01增加到2018年的1.007。东兴市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耦合度在2009—2017年处于磨合阶段,2018年进入稳定阶段,耦合协调度实现了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向中等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转变,最终进入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研究结果强调了边贸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并指出边境地区应积极利用国家边境开放政策,一方面通过旅游企业组织开发边贸旅游产品;另一方面通过边贸的发展进一步促进边境口岸游客的增长。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过程与机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

自我绅士化是村落内生发展下产生的一种特殊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乡村的转型与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本文选择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作为研究案例地,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袁家村绅士化经历了从民俗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向休闲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中,村党支部始终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通过赋予异质行动者利益,征召与动员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推动袁家村由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向“关中民俗体验地”,再到“乡村生活综合体”的不断转型。②地方政府政策扶持、村落衰败下的重振需要以及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乡村休闲需求,从政策端、供给端与需求端三方面构成了袁家村自我绅士化形成与演化的核心动力。③袁家村自我绅士化的本质是在乡村内部群体主导下,有机协同外部力量,于多元主体与要素的混杂过程中实现村落社会阶层、物质景观、文化环境的重构与变迁过程。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典型乡村旅游地自我绅士化的形成与演化规律,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乡村绅士化的类型与内涵,可为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其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为案例村及类似村庄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多阶段、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推进的过程。施茶村产业融合历经了转型探索、利益联结和多产融合3个阶段,逐渐探索出一条以石斛产业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多产融合发展道路。(2)施茶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随着石斛公司、村委会、乡村能人等关键行动者在不同阶段利益意图的改变,强制通行点（OPP）由“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转变为“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加深,政府、村委会、政策等行动者作用减弱,乡村能人和外来资本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异质行动者网络重构。(3)非人类行动者自身属性、村民参与度提升、关键行动者及其意图改变、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等联合驱动施茶村产业融合。(4)强化政府政策引导、巩固村民主体地位、吸引和培育新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激发乡村活力和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论旅游功能系统演进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以神农架为例

该文归纳我国区域旅游6种开发模式,提出需要重视区域旅游功能系统导向模式,认为促进区域旅游功能系统演进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变化、人文演进、利益博弈、制度创新和交通变迁。我国大三峡区域旅游功能系统急剧演进,神农架林区旅游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战略选择。神农架必须壮大以旅游业为支撑的第三产业,抓住进入中西部旅游经济圈的机遇,创新旅游产品,提高竞争力,在国际化进程中展示区域个性,打造“神农架”旅游品牌,通过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营销。最后,根据实例剖析认为,旅游功能系统演进将影响旅游经济组团的空间结构演变、区域旅游发展的战略转型、旅游产品的创新、区域旅游营销合作面的拓展等方面。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路径研究——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例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耦合。尽管村集体企业是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关键主体，但其生成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究。论文以行动者网络为理论视角，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案例，综合实地调研、政策分析、半结构访谈、网络文本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村集体企业促进行动网络搭建的动态过程及主体间互动关系，进而探究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本土路径。研究发现，余东旅游公司通过建立共同目标、利益征召与动员、转型与优化等步骤初步搭建起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该公司通过文化空间强化、社会空间更新2个补充路径的构建，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研究结果归纳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本土路径，解析村集体企业的功能和作用机制，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应用，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拓展和经验借鉴。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丹东市赴朝边境旅游发展研究

丹东市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赴朝旅游是丹东市特许经营的旅游项目，赴朝旅游是丹东市特许经营的旅游项目，赴朝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龙头，赴朝旅游主要受制于朝鲜半凫局势的走向，其发展趋势是不断增长的，并且市场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赴朝旅游带动丹东市旅游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朝鲜经济的全面振兴注入了活力。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

基于GIS平台,构建可达性模型分析哈大高铁开通后东北各城市旅游交通网络可达性变化特征,然后通过修正引力模型,从时空压缩效应、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旅游通勤圈空间分异、加剧旅游极化效应等方面分析哈大高铁对东北各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大强化了东北城市的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整个通勤圈时空压缩2 h左右,提升幅度均呈现距离高铁增加而衰减现象,且省际城市间的变化大于省内城市间的变化,东三省的变化大于内蒙东部区域的变化。沿线城市在高铁开通后将获得更大的旅游发展动能,并加快哈大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沿线城市“一日游”和“两日游”受益明显,偏远城市则在“七日游”方面受益较多;东北旅游应以高铁为契机,精心开发沿线旅游精品线路,加快旅游一体化合作,打造东北旅游新形象。高铁使旅游市场空间分布上出现“极化效应”,提升旅游产业供求效率的同时,拉大了城市间旅游差距,不利于旅游产业协调性发展。今后应以高铁为核心完善快速交通干线布局,将更多旅游城市和旅游景点纳入高铁通勤圈。     

基于游客行为的旅游线路组织研究

为寻求合理的旅游线路组织方式，指导区域旅游线路体系建设和旅行社线路组织，该文对国内外旅游线路的组织模式进行总结和评价，认为现有线路组织模式未能与我国国情衔接，缺乏实用性和对游客行为特征的考虑。提出基于游客行为特征的旅游线路组织模式，并分析影响这种旅游线路组织的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以西安旅游区为例，通过对资源分布特征和旅游线路组织现状的分析，以该模型为基础，优化和构建了西安旅游区旅游线路组织的宏观发展框架。     

中国女大学生旅游行为实证研究——以重庆市女大学生为例

女大学生旅游市场是整个旅游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把握女大学生旅游行为是开发女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前提与基础。根据对重庆市在校女大学生的出游意愿、旅游决策行为和旅游消费行为的分析,提出了女大学生的旅游行为具有如下特点：（1）出游动机以休闲动机或精神动机为主,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2）偏好自然风景区和民族风情区。（3）多是在假期出游并采取结伴出游的方式。（4）注重通过人际交往和书刊杂志获取旅游信息,并与人商量决定。（5）旅游花费主要来自家庭,但呈现多元化特点。     

旅游环境容量管理的动力学探讨

从系统动力学（SD）方法入手,分析游客游憩活动、游客游憩体验和公园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并以鼓浪屿票价改革为例,探讨旅游者、旅游地和景区管理者三方之间关系的协调,进行风景区旅游环境容量（TECC）管理实证研究．     

中国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旅游业发展研究

近年来,随着东北三省几大经济区(带)的战略地位上升,以及一批重大基础设施的相继开建,使得东北地区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同时东北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地加快,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合作需求的增强,为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在具体分析了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旅游资源优势、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区域旅游业发展提出具体建议,特色旅游产品开发主要集中于对边境旅游、自然生态旅游、冰雪旅游、文化旅游等产品的开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五区-四轴"的旅游空间布局及区域战略合作关系。     

海岛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影响——以舟山普陀山与三亚槟榔谷为例

以中国海岛旅游的先驱（舟山普陀）与后起之秀（三亚槟榔谷）为研究区域,采用问卷调查等质性方法调查、解析旅游开发对普陀山与槟榔谷的饮食文化、特色文化及日常生活方式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两地饮食文化受旅游开发影响深远,集中表现为利用具有文化价值的佛教或黎族饮食开发旅游商品,成为两地居民就业与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2）佛教、黎族文化分别作为普陀山、槟榔谷的地方特色文化,旅游开发使它们日益商业化与世俗化,但是日益重视地方居民的参与效益的分享;（3）两地旅游发展成熟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已经对当地居民日常物质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但居民精神生活与行为方式等影响存在争议;（4）海岛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与保护了两地民间工艺等。     

中国省际旅游发展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

从旅游发展质量内涵出发,建立包括5 个子系统共31 个指标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旅游"质"-"量"发展协调度评价模型。基于旅游发展质量的测度,判定旅游发展"质"与"量"的协调发展度,并结合旅游发展速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旅游发展质量整体水平不高,空间差异明显,东部 > 中部 > 西部,31 个省区划分为高质量、中高质量、中低质量、低质量4 种类型,旅游产品等子系统发展质量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② 旅游发展质量与旅游经济规模等指标的关联性特征表明,传统的旅游经济统计指标并不能反映旅游发展质量的高低;③按协调发展度各省旅游发展质量可划分为良好协调发展型、中度协调发展型、勉强协调发展型、中度失调发展型4 种类型,多数省区为中度协调发展型与勉强协调发展型;④ 基于局部加权回归(LOESS)的曲线拟合发现,随着协调发展度的提升,旅游发展速度总体上呈现出较显著的回落趋势。     

湖南省旅游饭店业的优势特征比较

利用1999²003年有关统计资料,运用经典的经济基础研究方法,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省内各市、州比较中对湖南省旅游饭店业的优势特征进行了研究,其主要结论是:（1）湖南旅游饭店业近几年得到稳步快速发展,已进入全国旅游饭店业大省行列。（2）湖南省旅游饭店业还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在全国的地位依然很低。（3）湖南省旅游饭店业地区发展不平衡,长沙市远远领先于其他市、州,张家界市紧随其后,永州等旅游资源大市的旅游饭店业发展相对滞后,已制约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4）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其旅游中心地的作用还没有很好地体现。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湖南省旅游饭店业的一些建议。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供需市场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景点可达性的分析

本文基于GIS技术,以景点可达性为切入点,从市场供需的视角,依据市场供需的影响因素将潜力模型进行分解,得到旅游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潜力模型。研究发现：①哈大高铁使东北各地到区域内各旅游景点平均时间压缩2.5 h左右,填补了东北一日游市场区的空白,拓展了两日游市场区的范围,形成以高铁为轴,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一日游、两日游及七日游为主要形式,向高铁两侧和中心城市周边依次扩散的圈层+轴带状区域旅游空间形态。②东北城市旅游供需潜力变化均呈现随到高铁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现象,促使供需市场向高铁沿线集聚,带动了高铁旅游经济带的形成,并导致东北旅游空间集散特征更加明显。③高铁对短期游(一日游、两日游)供需市场的带动明显好于七日游市场。④基于旅游可达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根据核心—边缘理论,结合旅游供需潜力发展状况,将东北城市旅游市场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过渡区、边缘区4类。本文认为,应以高铁等快速交通方式和旅游枢纽城市为依托,进一步完善旅游景点的交通网络,促进区域旅游供需空间网络的优化与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