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中国高校地理研究发展与态势

中国高校地理研究发展的本质是,解读地理知识产出空间结构,更深层次是地理科研活动空间不均衡的阐释。基于论文统计与数据挖掘方法,以1986—2018年《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和《地理科学进展》（简称“4地”）发表论文为基础数据,选取39所中国地理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高校发文指数,界定高校发展形态,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高校地理发展态势。结果表明：① 从发展历程分析,“985”高校是中国高校地理研究的核心,而“211”高校在2005年后普遍发展,形成以中、高发文量为主的集聚区,其他类高校形成高、中、低发文量均衡分布的态势;② 从空间集聚分析,东部高校逐渐形成“北上广南”的地理研究集聚区;中部高校于2004年后呈现快速发展,其中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发展最为突出;西部高校总体呈现“西北强—西南弱”空间格局;③ 综合分析表明：中国高校地理学发展势头强劲,但“985”高校、东部高校地理发展内部差异较大,且短期内西部与中东部高校、其他类高校与“985”“211”高校地理发展不均衡依然维持。在未来发展中,除引进优秀科研团队、政策扶持外,中国高校地理发展还应抓住区域特色,培育自身地理团队,以实现区域研究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结构及其演变特征

跨境并购是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利用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本文通过构建1997—2017年的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分析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拓扑特征及结构演变,主要结论如下：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境并购波动发展,网络拓扑指标呈现阶段性,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跨境并购发展的重要转折点。②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服从无标度分布;并购方的“富人俱乐部”现象比被并购方更为明显,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减弱。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式结构,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北美与西欧双核主导向“全球三极”主导模式演变,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第三大核心。④ 世界各国（地区）在全球跨境并购网络中表现不一,可划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以及核心国家（地区）、活跃国家（地区）和潜力国家（地区）。⑤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参与跨境并购的活跃度较低。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短期旅游流时间分布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响应——以云南省黄金周旅游客流为例

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旅游地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历来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但国内外学者对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关注较少。中国黄金周旅游流是典型的高强度的短期旅游流。选择云南省的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 座重点旅游城市的7 处代表性景区为案例,建立黄金周客流周内分布偏度指数G,并使用相关分析及Person 相关系数,发现存在景区短期旅游流时间分布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响应现象,其机制为：在假日制度时间约束下,距离旅游集散中心的时间距离成为影响各城市及其代表性景区黄金周客流时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时间距离越大,则黄金周客流峰值出现时刻越迟,G值越高;而部分景区同时受不同尺度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出现客流时间分布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多重响应现象。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 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省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分析边疆省域旅游网络结构,识别网络中的景区角色,可凸显景区空间功能,促进边疆地区旅游业高效发展。研究基于在线预定数据,利用模块化分析、景区角色识别模型和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对典型边疆省域云南省内126家旅游景区进行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云南省旅游流网络呈现6个群集模块,模块在旅游流网络中地位由其主要角色决定,目的地内景区模块化趋势明显,形成“三核心、多轴线”的模式;②旅游景区识别为核心景区、重要景区、普通景区及边缘景区4种角色, 高等级景区核心枢纽地位突出,具有显著的集聚扩散效应,重要景区与核心景区联系紧密,普通和边缘景区集中在滇东南部,联系疏散;③边疆省域内民族性强、海拔高、差异大、资源禀赋高的景区客流量大。研究结果可为云南省加强全域旅游建设、推动旅游产业布局及景区角色定位、品质升级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南京城市内部景点间游客流动特征分析

以南京市为例,通过对旅游攻略的数据挖掘,构建景点间游客流动的关系矩阵,对流动格局、机制和模式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表明：① 景点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市级中心景点在流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山陵为扩散型景点,而新街口、夫子庙为集聚型景点,其他大部分景点为平衡型景点。② 距离对景点间流动起着重要影响,流量距离衰减特征明显;市级中心景点流动涉及面较广,对整体流动具有较强的支配作用。③ 景点间流动是景点流入度、流出度和景点间距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流动符合基于幂函数的威尔逊流动模型,且游客在城市内部景点间流动对距离的敏感度相对城市间、城市内部居民日常流动较低。④ 南京景点可划分为3个系统：中山陵景点系统、夫子庙景点系统和中心城区景点系统,并抽象出3种结构类型：单中心扩散结构、单中心集聚结构和多中心平衡结构;在流动模式上,主要流动多存在于主要节点之间,次要流动多存在于主要节点和次要节点之间以及次要节点之间,一般流动多存在于次要节点和一般节点之间以及一般节点之间。     

北京市旅游客流时空分布特征与调控对策

在对北京市183个重要旅游景区进行了全面考查的基础上,分析北京市整体及中心城区、郊区客流时空变化特征,典型景区的客流变化规律与变化动因,以及客流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和旅游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问题。据此作者提出进入产品衰落期的旅游产品淘汰的必然性;进入发展停滞阶段的旅游产品的振兴和复苏计划;旅游需求与供给的空间整合;价格杠杆的效用性和城区资源整合等观点。     

贵州省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避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者夏季出行的重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针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避暑旅游现象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2015—2019年间有效避暑旅游流线路数据2177条,运用复杂网络、GIS空间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避暑旅游流网络规模大、密度低,集聚特征明显,网络发育不完善,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和景区分别呈“板块”和“点轴”状分布,旅游流线路具有“基营”和“环线”式结构特征。② 交通中心城市和核心景区是避暑旅游流的集散中心,贵阳在整体网络中具有突出优势和无法替代的地位,避暑旅游城市和景区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贵（阳）安（顺）-荔波-凯（里）镇（远）”的“▽”空间结构。③ 避暑旅游流空间分布受气候舒适度、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禀赋、接待服务能力和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最后,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统计数据改革、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对贵州省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新疆喀什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评价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专家咨询,在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已有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喀什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对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构建的“喀什金三角”14个文化旅游景区（点）进行评价,选择出各景区（点）最优开发模式;根据评价结果探讨了6种开发模式的内涵,提出了各景区（点）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和建议。由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为喀什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选择提供借鉴。     

节奏分析视域下的漂流旅游体验研究——以广东省清远市为例

基于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构建具身节奏的旅游研究框架,以广东省清远市的漂流旅游者为样本,采用定性方法探究了其身体作为“节奏反映器”在日常世界、旅游世界以及两者间转换的节奏状态,并重点分析了旅游情境中个体的具身节奏周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漂流者的旅游动因主要是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奏的失衡。2）进入漂流旅游情境的个体通过身体来感知多重节奏并在与其互动中形成自我的具身节奏,且该具身节奏具有周期性,分为适应期、沉浸期、痛苦期、留恋期;此外,影响漂流旅游者具身节奏体验的因素包括景区自然环境要素、景区人工环境要素、旅游者机能要素、旅游社区要素。3）旅游情境的具身节奏与日常世界的日常节奏具有互构动力,漂流旅游活动通过营造异质空间镜像,让个体在旅游活动中克服焦虑、担忧等与工作生活节奏失衡中相似的负面情绪,进而实现自身活动内外的节奏平衡与自我认知的重塑、提升。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CD

基于搜索引擎指数、旅游网站指数、社交媒体指数和短视频指数等数据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估计、最邻近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并解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高、较高关注度水平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集中在内蒙古、新疆、甘肃,较低、低关注度水平景区数量多、分布广,且大多规模较小、等级偏低;从子系统看,搜索引擎、旅游网站、社交媒体子系统所显示出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综合水平较为相似,短视频子系统与整体差异较大。(2)从空间集聚格局看,呈现出一主一副、多核联动的格局;从子系统看,搜索引擎、旅游网站和社交媒体子系统与整体相似,短视频子系统差异较大。(3)在空间结构特征中,整体呈现出中等以上水平区趋于均匀、较低水平区趋于随机、低水平区趋于凝聚的分布状态,且随着景区关注度水平降低而集聚特征逐渐增强;搜索引擎和旅游网站子系统与整体相似,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子系统与整体差异较大。(4)从影响因子看,景区销售市场、宣传平台建设、地区基础实力是主要影响因素,景区基础实力次之,外部旅游环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甘肃省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2008、2018年A级景点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景点时空分布集中性、移动性、可达性三方面对甘肃省旅游空间结构变化进行探究,并以"点—轴"理论为基础提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1)甘肃省A级景点空间结构类型为聚集-随机型,景点分布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酒—嘉、兰州、天水等地,在旅游板块上呈现出"点强、面弱"的特...     

基于文本分析法的沙漠型5A级旅游景区游客感知与旅游行为研究

基于文本分析法,使用词频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6个5A级沙漠型旅游景区的在线评论内容。结果表明：（1）沙漠旅游正在向大众旅游发展,可以分为观光型旅游景区、过渡性旅游景区、综合性旅游景区3个阶段;（2）核心吸引物是自然资源,以“沙+水”模式为主,游客感知差异明显;（3）出游方式倾向于亲子游和自助游,孩子的旅游体验是亲子游中的关键,线上攻略是自助游游客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行程规划倾向于目的地景区组合,景区效率、收费、服务态度、游客数量与基础设施是影响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针对沙漠旅游提出了合理开发沙漠资源、重视景区间协调发展、综合发展景区功能、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高景区服务质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