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的影响——以中国香港为例

步行是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也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城市居民步行频率持续下降,相应地带来体力活动水平的持续降低,伴随着肥胖等慢性非传染病广泛蔓延,值得警惕。西方很多研究证实了建成环境(常以“3D”或“5D”等模型刻画)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基于西方的结论对于中国香港、北京和上海等具有与西方城市大相迥异的建成环境的城市是否适用?不同的人群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生活节奏、习惯,其步行行为受建成环境的影响在方向、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为解决上述问题,论文以香港为案例地,以职员和学生2类人群的步行通勤通学行为为研究对象,利用香港人口普查数据、Open Street Map数据以及中原地图数据等,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发现：①通勤通学距离是影响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最重要变量;②以“5D”模型刻画的建成环境对香港居民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与西方情境下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在香港,距地铁站的距离与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比例相关性均不显著;③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在职员与学生两类人群之间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人口密度与职员步行通勤比例负相关,但与学生步行通学比例正相关。研究凸显了在“建成环境-交通行为”关系研究中情境(context)和人群区分(segmentation)的重要性。     

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 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 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及其建成环境异质性——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得到地理和城乡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空气污染问题的加剧,空气质量影响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但鲜有研究考察空气污染与城市活力的定量关系。基于广州市2019年新浪微博签到记录、日气象和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建成环境数据,本研究构建以街道为空间单元、以天为时间单元的面板数据,通过标准差椭圆（SDE）以及面板回归模型测度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以及该抑制效应在不同建成环境上的异质性。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 城市活力SDE面积随空气质量指数（AQI）上升而收缩,轻度污染和中度污染的城市活力SDE面积仅为空气质量优的约80%和30%。② 运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控制街道的空间关联性后,空气质量指数（AQI）对城市活力具有明显负向影响,AQI每增加1个单位,日活动强度减少约0.10次/10 km²;当空气质量恶化到中等污染后,AQI每增加1个单位,日活动强度减少约0.14次/10 km²。③ 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在不同建成环境上存在异质性,POI密度、离城市中心距离强化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而地铁站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则弱化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厘清空气污染、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的关系,并为优化建成环境以缓减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抑制效应提供分析支撑。     

建成环境对居民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来自郑州的实证研究

绿色消费意愿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活方式转变提供新视角。而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化,忽视建成环境的影响将低估城市规划和空间调控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郑州市大规模实地调查数据,采用EIO-LCA方法、特尔菲法和李克特量表法测算绿色消费意愿,并将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和建成环境逐次纳入模型探讨建成环境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①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活类设施（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到公交站点距离）正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休闲类设施（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商场可达性）负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② 建成环境与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交互后,休闲类设施和社会经济属性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增强,而生活类设施和态度偏好的影响作用较稳定。③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呈现“目的导向性”和“由远及近、由外及内”的规律。即一方面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因消费目的而变化,另一方面居民在生活消费时优先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以上研究结果为低碳城市建设和行为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交通性体力活动与空气污染暴露交互作用下的健康综合效应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针对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的中国,仅单纯的强调主动式干预建成环境来促进居民体力活动水平,但可能造成居民长期暴露于有害气体中,反而使得居民的健康效益受损。为此,本文以南京市为例,尝试从个体视角分析居民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所收获的健康效益。研究发现,并不是只要进行体力活动就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而定。在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占主导地位,而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情况下,居民进行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不能抵消空气污染暴露造成的危害,活动越多,健康风险越高;在城市内部不同建成环境中进行体力活动的健康效应差异显著,老城区居民交通性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高于新城区和主城区,新城区空气污染暴露的健康负效益高于老城区和主城区,而老城区居民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的健康“净”效益大于新城区,主城区次之;不同交通小区的健康效应差异显著,体力活动健康“净”效益的热点集聚区是在功能集聚、交通便捷和绿地、水体景观覆盖率较高的区域,而靠近城市主干道、隧道等交通复杂的区域和工业园区是体力活动健康“净”效益的冷点集聚区。本文以期为提出更高效、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设施布局与制定相关的交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以武汉市城中村为例

城中村作为带着农民特色和阶级混杂重塑的空间,为弱势劳动群体融入城市化体系、实现反资本而不反市场的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保障。探讨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开展城中村建成环境改造,对于解决弱势群体通勤和就业困难意义重大。论文基于武汉市2018年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数据,以公共交通通勤方式选择作为二元分类因变量,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GBDT)分析建成环境与城中村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非线性关系与阈值效应,结果显示：普遍长距离通勤的城中村居民对公共交通系统依赖性强,建成环境的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明显,弥补了传统线性模型在可解释性上的不足;其中公交站可达性预测贡献度最大(19.89%),阈值分别在300 m和1000 m左右,在城中村改造时应尽量满足直线距离300 m公交站点可达,保证1000 m内存在公交线路,其余变量也有相似的可解释性。研究得到的建成环境影响的优先层次和最有效的空间属性范围将为提升城中村居民就业和通勤公平,实现区域包容、协调的城镇化提供参考。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职住关系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可能对其在城市的职住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在不同家庭化迁移状态下的职住关系,并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职住临近特征明显,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提高,职住距离增长,并接近本地市民水平。相较于个体单独迁移,夫妻共同迁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职住临近,职住距离更长;子女和老人随迁情境下,流动人口职住区位郊区化特征明显,因为郊区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家庭生活对住房和住区环境的更高要求,但该情境下整体职住距离增幅较小且不显著。多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仍存在不稳定流动特征,以租房为主,租金规避需求与环境提升需求并存,需要相关政策加以关注。     

老年人公交活动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日常与偶发活动的对比分析

公交出行对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安徽省芜湖市区为研究区域,从频率分异的视角出发研究老年人公交活动空间,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对比分析日常与偶发活动空间的分布特征,并进一步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探讨建成环境对其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老年人日常和偶发公交活动空间呈现出相似的圈层式空间分布特征,但偶发活动的圈层结构层次相对更加明显;② 日常与偶发活动空间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建成环境在不同空间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明显不同,尤其表现在城市外围空间。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解读老年人活动空间的结构层次,并为面向不同城市空间、不同类型设施的系统性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基于随机森林的元胞自动机城市扩展模拟——以佛山市为例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随机森林的元胞自动机城市扩展(RF-CA)模型。通过在多个决策树的生成过程中分别对训练样本集和分裂节点的候选空间变量引入随机因素,提取城市扩展元胞自动机的转换规则。该模型便于并行构建,能在运算量没有显著增加的前提下提高预测的精度,对城市扩展中存在的随机因素有较强的容忍度。RF-CA模型可进行袋外误差估计,以快速获取模型参数;也可度量空间变量重要性,解释各空间变量在城市扩展中的作用。将该模型应用于佛山市1988-2012年的城市扩展模拟中,结果表明,与常用的逻辑回归模型相比,RF-CA模型进行模拟和预测分别能够提高1.7%和2.6%的精度,非常适用于复杂非线性特征的城市系统演变模型与扩展研究;通过对影响佛山市城市扩展的空间变量进行重要性度量,发现对佛山城市扩张模拟研究而言,距国道的距离与距城市中心的距离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铁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准确度量高铁站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对于布设高铁站点、规划高铁新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解译了2017年前开通的527个高铁站点（对应180个城市）周围地区2004—2017连续14年的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测度了高铁站溢出效应,并解析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层面,中国高铁的投运使站点周围区域经济活动强度提升约4.7%,其中东部地区高铁站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第二,同城高铁站及机场的存在会削弱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其中机场和高铁站的竞争关系在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第三,城市规模与高铁站溢出效应呈非线性关系,特大城市的高铁站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升高铁站溢出效应。此外,与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三大都市的距离是影响高铁站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随着距离的增加高铁站溢出效应变得不显著甚至为负。上述结论可为高铁站选址、高铁新城规划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健康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步行活动的影响研究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促进身体活动是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当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依托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调查数据,选择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且有益健康的步行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建成环境的影响,以期为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探索。研究表明：① 老年人日常步行空间范围可作为步行所涉及建成环境边界,不同类型的主要活动场所则可识别建成环境要素需求差异。② 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公共开放空间、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密集性,以及主观建成环境感知对老年人交通性/休闲性步行活动具有显著影响。③ 基于老年人日常步行活动习惯及建成环境对步行活动的影响,可从有效供给日常步行生活空间、积极引导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提出相应规划策略。     

城市建成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生理健康?——中介机制与实证检验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路径仍藏于黑箱中,且既有片段式分析多未考虑居住自选择问题。基于福州市社会调查,建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通过体力活动的中介作用,密度及多样性、道路通达性、形象维护管理、体育设施可达性均与生理健康自评值存在正向关联;前三类建成环境特征主要经由社会资本、犯罪活动、居住安全感对休闲型步行产生间接正向效应,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则受到实体要素直接影响;通过饮食行为的中介作用,提高健康食物可达性能有效减少罹患慢性病的种类数。即使规避了自选择干扰,上述建成环境特征依然对生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证明建成环境优化确是改善公共健康的可行途径,需在城市规划中兼顾体育和食物环境两项重点、硬件和软件环境两个层面。     

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健康的影响

伴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肥胖及其引致的慢性疾病已成为中国严峻的社会问题。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空间兴趣点POI、道路网等数据,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法控制自选择机制的干扰。研究发现：① 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对居民总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具有负向影响,而功能混合、支路网通达的城市肌理、以及充足的健康设施在降低身体质量指数BMI、抑制超重和减少慢性病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② 各类建成环境特征对中高社会阶层的影响集中在主观的健康感知,对中低阶层人群的影响则主要作用于客观的健康指标。③ 小尺度范围内的建成环境与中低阶层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但这一规律在中高社会阶层并不明显。本研究证明了主动式空间干预手段在促进居民生理健康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而就建成环境的优化策略提出了初步建议。     

社区环境对老年人行为与健康的影响研究——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群组比较

居家养老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模式,社区环境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基于复旦大学2014年“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数据,探讨了社区环境、步行行为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良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对所有老年人的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从低龄到高龄,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呈现出从个体步行行为向社区人际交往转移的特征,社区交往环境对高龄老年人的健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步行的减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高龄老年人在较低的社区交往环境的压抑效应下进一步降低了健康水平。重视社区休闲环境与交往空间的优化建设,增加社区交往活动的组织等将对中国老年人健康起到极为重要的改善作用。     

THE DETERMINANTS OF DAILY TRAVEL-ACTIVITY PATTERNS: RELATIVE LOCATION AN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In an effort to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travel behavio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wo sets of variables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individuals' complex travel-activity patterns: (1)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attribut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and (2) spatial variables (the lo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relative to potential destinations). The paper reviews earlier work that has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factors and travel and finds that (1)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sociodemographics on travel have generally not controlled for variation in spatial constraints and (2)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vel and spatial constraints. Using the Uppsala travel-diary data,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role of spatial an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in explaining each of a number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travel (e.g., frequency of travel, dispersion of destinations visit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in stepwise regression establishes which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each travel measur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perative variables differ as a function of the particular aspect of travet in question. Spatial constraints are important to several travel measures, and sociodemographics remain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most aspects of travel even after the effects of spatial constraints have been controlled.     

新旧城区休闲步行环境质量比较——以上海市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为例

城市的旧城与新区由于街区尺度、居住密度和人群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居民的休闲步行行为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选择上海市杨浦区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作为旧城和新区的典型代表,以307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应用叙述性偏好法,比较分析新旧城区居民休闲步行环境的关注要素和偏好程度,以此为基础构建休闲步行环境评价方法,并分别应用在案例地区。研究表明：旧城、新区居民对休闲步行环境的需求相似又相异,通过离散选择模型构建的休闲步行环境评价指标和权重也会有所不同,从侧面说明只调研一个地区就推论出广泛的评价指标和权重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应用该评价方法,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休闲步行环境定量评价结果与日常生活经验相符。     

多尺度步行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9年广州18个社区1 470份问卷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步行环境（包括步行适宜性和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居民出行态度与偏好会影响通勤行为,但对居民肥胖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考虑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出行态度偏好后,居住地步行环境对居民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具有显著的负向总体效应。步行环境对居民BMI的影响具有尺度效应,社区尺度的步行适宜性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尺度的绿度、路网密度、地铁站密度和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等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均对居民BMI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