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

运用BPEIR模型及特尔菲法,建立了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资源环境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5类指标共20个单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运用综合指数法对1993-2007年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程度在逐步提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2003年以来为高速发展阶段,资源产出、资源综合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主要拉动因素;资源消耗水平多年徘徊不前.提出了促进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     

大连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研究

以大连三次产业及其各产业主要部门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分析大连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变化趋势,从微观上运用灰色关联度研究一、二、三产业内部主要部门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农业发展现代化水平较低;第二产业发展急需转型,制造业与第二产业总产值的关联度最大,传统的制造业需要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内部结构需要调整,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与第三产业总产值的关联度较低。     

基于能值分析的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以榆林市为例

运用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从能值流量、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环境安全和综合指数5个方面构建了循环经济能值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10年陕北资源型城市榆林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榆林自然资源丰富,能值自给率达99％以上,属于资源输出型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立在大量消耗本地不可更新资源的基础上,仍沿袭着高资源消耗、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系统的资源循环利用率(RRR)逐年增长,但可持续发展指数(ESI)、改进的可持续发展指数(SDI)、循环经济能值指数(EREI)、生态效率指数(UEI)逐年下降.基于循环经济的“3+1”模式,今后榆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加大引入外界能值力度,促进能值的合理流动;依托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型,提高输入能值利用效率和废弃物资源化效率;进一步开发可更新资源,促使区域产业系统的生态化转向.     

地质领域呼唤循环经济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加快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地质领域——我国矿业的起步阶段和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矿业的综合生产效益,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黄河流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性评价

以黄河流域为研究靶区,构建了基于旅游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产品供给、公共服务、产业人才和生态环境等6大维度、4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权重、加权TOPSIS和耦合协调模型对其子系统权重、综合性发展以及耦合协调给予研究。结果显示：子系统权重旅游技术创新>旅游经济发展>旅游产业人才>旅游生态环境>旅游公共服务>旅游产品供给;旅游创新产出、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人才规模、生态环境治理、公共信息服务、旅游资源丰富度分别在上述子系统中所占权重也较大。旅游经济发展与产品供给在黄河流域空间格局相似,旅游科技创新与产业人才的空间格局相似。旅游生态环境则与其他子系统差异较大,在黄河流域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分布格局。除四川省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在黄河流域总体呈河段差异性特征,下游省区发展等级较高,中下游省区次之,上游省区多为低等级类型。此外,沿线省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3种类型。     

基于MFA与DEA分析的辽宁省物质减量化检验研究

选择老工业基地的核心代表——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物质流账户指标,判断了1990～2008年辽宁省直接物质投入、生产过程排放及物质总需求3个账户指标的走向趋势;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分析物质流账户(MFA)主要指标的综合效率,明确了辽宁省物质减量化的急切任务,对辽宁省物质流减量化发展历程进行了检验研究。研究发现:(1)辽宁省经济增长的物质投入减量化趋势存在,物质投入对环境的破坏表现仍然比较突出。(2)辽宁省直接物质投入与生产过程排放各自的综合效率呈增长趋势,总体平均效率较低,即经济发展伴随着物质投入的相对饱和及废物排放对环境的破坏。(3)辽宁省物质减量化的反弹效应升高,表现为随直接物质投入的增加,环境压力将更加严峻;减量效应的波动变化影响了相应年份的物质投入与排放。(4)1990～2008年,辽宁省共减少直接物质投入22.88亿t、减少生产过程排放5.82亿t;潜在物质减量指数高于潜在废物减排指数,折射出由于直接物质投入的持续增长,将会导致废弃物的进一步过度排放;物质减量化总缺口与废物减排总缺口均大于0,说明辽宁省物质减量化和废物减排潜力得到一定程度实现,但是与理想状态还有较大差距。     

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广州市服务业与综合城镇化及其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不同层次内部耦合协调状态的特点以及服务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2000-2017 年,广州的服务业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幅持续上升,二者整体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其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由 0.171 0 增长到 0.974 1,从低协调耦合阶段上升至极耦合协调阶段。服务业与 4 类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尤其是后者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的上升波动性相对较大;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良好耦合对综合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起拉动作用,而经济城镇化这一子系统则起阻滞作用;保持拉动优势,解决阻滞劣势是加快广州城市发展的良好路径。     

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构建由4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以及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1990—2014年间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系统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权重高于经济结构;城镇化系统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权重明显高于产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1990—2014年新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关系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再到高度耦合3个阶段。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及其空间结构

基于北京1997年投入产出表、2002年投入产出表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区位商等方法.分析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变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典型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空间结构.研究表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明显呈现出以金融、商务和信息服务业为主的格局;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第三产业服务;服务业对金融、商务、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呈上升趋势;制造业对中间投入服务的消耗层次明显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既有较强的经济推动能力,又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较大;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总体呈现圈层特征.     

空间权重对分析地理要素时空关联格局的影响——基于中国大陆省域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实证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地理要素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耦合影响,以2003-2013年中国大陆省区为例,应用多种空间权重方案对省际水资源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进行比较分析,针对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提出了基于GDP-距离倒数的改进空间权重方案,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应用对称性空间赋权方法,得出的省际水资源强度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检验结果具有局限性,依据基于邻接或距离原则构建的空间权重,评价结果不够稳健;(2)应用GDP-距离倒数的组合空间权重方案,能够充分体现经济—地理要素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非对称性影响,所得局部空间自相关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提高;(3)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大陆省际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时空异质性最小,生态环境用水强度异质性最大,工业和农业用水强度的时空异质性相对较小并且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4)省际工业用水强度具有南北分异特征,局部低—低集聚区位于黄河以北并且相对稳定,高—高集聚区位于长江以南并趋于弱化;(5)省际农业用水强度的局部高—高集聚、高—低集聚区位于中国大陆西部,且研究时段内表现相对稳定。基于GDP-距离倒数的组合空间权重方案,能够同时体现省际经济水平及空间距离的临近度,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相关研究中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基于共生理论的河南省城乡统筹空间差异研究

城市和乡村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2个共生单元,既存在相互依赖与合作,又存在相互冲突与竞争。从共生理论的视角出发,选择城乡之间共生界面、共生关联度和共生协调作为城乡统筹的一级指标并细分为22个二级指标,对河南省18个地市城乡统筹情况进行了客观综合的评价,并对其统筹水平进行5个等级的划分,揭示了河南省城乡统筹空间分布上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最后,从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区域基础设施、资源条件以及政策导向等方面探讨了河南省城乡统筹水平差异的原因,旨在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和"三化"协调战略的制订提供依据。     

基于交通数据的养老机构可达性及供需关系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针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及养老资源分布不均问题,以北京市为例,结合交通数据、多级服务半径和距离衰减函数改进两步移动搜寻法,从乡镇街道尺度测度北京市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和供需关系。结果表明：(1)北京市养老机构规模差异较大,且机构等级越高,集聚程度越高;(2)改进的两步移动搜寻法综合考虑机构等级及时间成本对出行选择的影响,结果更精准客观;(3)北京市养老机构综合可达性水平空间分布不均,主城区可达性水平普遍较高,低值单元主要分布在怀柔区北部、房山区南部、大兴区东南部等地区,两种出行模式下养老机构可达性分布格局差异明显,公交—地铁换乘模式下的可达性水平整体优于出租车出行模式;(4)北京市养老机构供需关系空间分异明显,25.70%单元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主要集中在二环至六环地区,供过于求单元(16.09%)零散分布在城市远郊及近郊区,供需不匹配状态亟须改变。     

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区域比较分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2012年中国新疆的数据,从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排放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低碳支撑指标、经济发展指标6个方面对新疆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分析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显示:(1)新疆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较大;(2)各省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呈现出从东南沿海向西北逐渐递减的规律,其中山西、内蒙古、宁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差,而东南沿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干旱区工业共生网络优化研究——以新疆石河子市为例

立足资源和环境约束,对干旱区工业共生过程中链条的设计、水资源的优化利用进行了定性探讨,提出两个观点:干旱区需在确定支柱产业和重点行业的基础上再进行纵向主导产业链与横向耦合共生链的设计;通过促进农业节水用于工业、工业共生反哺农业、提高工业重复用水率来解决工业用水不足的矛盾。继而运用模糊数学建立了多目标模糊优化模型,对共生网络的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所建模型以共生网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最优作为目标函数,以非线性的相对优属度作为权重系数,将资源瓶颈、环境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等作为约束条件,来求解多目标问题,既科学表达了共生系统的复杂性,又充分体现了工业共生追求经济-环境双赢的内涵。实例应用则表明以上思路、模型与方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改进模型的西南地区相对资源承载力研究——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

为了促进我国西南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基于已有的分析框架,对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进行扩展。在自然资源子系统中,纳入水资源、森林资源和水能资源3个指标;在社会资源子系统中,将人口质量因素纳入分析范畴。基于改进后的模型分析雅安市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状况,结果表明:(1)在传统模型下雅安市人口处于超载状态,而改进的模型则显示相对资源承载能力仍存在一定的富余;(2)自然资源对资源综合承载力的贡献处于绝对优势,其他资源的贡献率显著偏低;(3)就雅安各区县而言,名山、汉源和芦山等县为超载状态,荥经为临界状态,其他各区县为富余状态。雅安市应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地关系和谐的前提下,增强经济、社会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脆弱性视角下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特征演化及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脆弱性视角探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将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分为资源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运用集对分析和脆弱性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1996—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的演变趋势,运用三角图法对1996—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进行分类,进而探究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结果表明:(1)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虽然波动频繁,但整体呈下降态势,稳定性显著增强;(2)研究期内,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没有出现单一子系统脆弱型,而复合子系统脆弱型和均衡脆弱型是其主要类型;(3)建议通过规避模式、适应模式及循环模式,加强陆海统筹,控制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加强海洋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降低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中国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满足城市群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在城市群之间合理配置,摸清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指标体系,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定量分析23 个城市群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格局.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空间上形成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和中部的空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② 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群发育水平.其中金融发展效率和保险密度是影响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多少和城乡居民储蓄额大小影响较小;另外,区域产业结构,特别是上市产业(可交易产品) 结构与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大.③ 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业在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金融资源拥有量占到23 个城市群的50%以上,影响和主导着中国金融业发展.     

中国资源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英文)

本文通过分析资源规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厘清资源规制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LR检验和Hausman检验方法来选择模型估计的形式。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均比OLS混合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运用该模型构建了资源规制与区域经济总量和质量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资源规制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1)资源规制对于调控区域经济发展是有效的;(2)资源规制对区域经济规模起抑制作用,资源规制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将减少246亿元;(3)资源规制对于区域发展质量起促进作用,资源规制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将提高0.022个单位。研究结果支持用资源规制来调控区域经济规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验证了资源规制的有效性。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对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42个评价指标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与经济城镇化、创新与研发、社会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关系更为密切。对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需要从经济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子系统5个方面入手,加快城镇化步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