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旅游经济收入的联系状态、增长状态和差异状态的量化分析,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趋势,得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总体呈良好上升态势,集中表现在:(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经济收入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出现一定的聚集特征。(2)广州、深圳的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对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3)各城市的旅游收入增长差距逐渐缩小,旅游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4)大部分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其中广州最高,中山最低。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网络及其相互作用

基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综合指数的1 109家样本企业及其投资关联企业数据,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从表征本地化生产的空间集聚和表征流动空间特征的产业网络2个角度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网络的异质性以及产业集群规模与产业网络中心性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核心企业和支撑性企业相对均衡,产业集群较为完善,中部和近西部地区核心企业相对不足,而西北和东北地区企业较少,缺乏集群基础;2）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为顶点的菱形网络格局,并围绕这些区域的核心城市形成多个垂直联系型产业网络;3）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以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和生产制造网络为主,并形成北京、深圳、上海三大国家级枢纽中心,其中北京为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的核心节点,而深圳和上海则是生产制造网络的核心节点;4）当产业集群规模较小时,城市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以大型核心企业为支撑,当发展到较大规模后,中小型企业是城市的枢纽地位的重要支撑。     

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世界四大湾区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多源数据,利用重心迁移模型、扩张演化模型及改进的引力模型探究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演化。结果表明：①在城市演化类型上,澳门、肇庆呈单向型演化,佛山、中山、珠海、惠州、香港呈双向型演化,广州、江门、东莞、深圳呈发散型演化;2008～2017年城市群整体的扩张速度与强度低于1998～2008年。②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市质量、关联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城市质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城市空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质量高的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联度高;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区位度存在明显“断层”,缺乏合理的梯度等级,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且部分城市的区位度演化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粤港澳大湾区:新阶段与新挑战

自港澳开埠以来,粤港澳的合作便成为了珠三角区域发展的基石。特别是在珠三角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港澳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世界银行报告认为珠三角已是东亚最大的城市连绵区,数据的分析显示:在连绵无序的大地景观后面,珠三角城市群在区域产业和城市功能分工方面已出现秩序。广深两大不同特质的核心崛起,带动城市群不断走向成熟,但同时,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分工却由清晰走向了模糊,两地的关系已不再是过去双方受益明显的合作关系。湾区通道设施建设、全球化的变化等因素正在重塑珠三角城市群的功能与形态。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标志着三地的合作进入到了国家议程,合作的范围也提升到了更为广泛的空间合作的新阶段。这种尺度的空间合作将有助于珠三角城市群多中心的缝合,推动城市群走向去等级化的格局,有利于区域的创新发展。然而,从知识经济时期生产与消费者的关系方面来看,新世纪香港产业转型的不成功,显示出空间的社会属性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过去,香港与西方的制度关系使它成为中西交流的门户,回归以后,西方认为香港是中国的城市,而在中国它又处于体制之外,空间属性的模糊带来空间实践的矛盾,因此,关系空间的重塑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港珠澳大桥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影响的计量研究

立足于旅游供需空间系统视角，运用旅游流引力模型及GIS集成方法分析港珠澳大桥建成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格局，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旅游一体化趋势。研究表明：1）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使得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旅游流潜力分布更加均衡，有利于珠江口两岸地区的均衡发展，推动港珠澳大桥绿色政策通道建设，打破行政壁垒以实现旅游要素的自由流通，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从均衡发展走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关键。2）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行力的变化幅度与大桥开通后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幅度显著相关，并呈现明显的空间距离衰减特征；大桥的开通降低了两岸之间的旅游抗阻力，显著加强了珠江口两岸城市的旅游合作关系，尤其是东西岸城市群（香港、深圳、澳门和珠海）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3）港珠澳大桥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变化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桥直接连接的香港、澳门和珠海；中山及珠海的部分区域被高值邻居包围，受扩散的机会较大；而广佛和深莞的部分区域为低值聚集区，呈现一定的边缘化趋势。大桥对港澳核心城市群优势的加强作用明显，广州及附近区域的相对地位被削弱...     

一国两制背景下跨境口岸与中国全球城市区域空间联系——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特色的跨境全球城市区域,但囿于数据获取局限,已有分析多集中于对珠三角9市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或仅注重港、澳与内陆城市的单向跨境经济联系,口岸研究多集中于口岸自身的时空分布格局与作用机理,较少涉及口岸对跨境区域全域的空间联系及影响分析。本文尝试从口岸视角理解中国跨境全球城市区域空间联系,以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为例,运用联系强度、网络密度及Python编程方法,以港口、陆路与航空跨境口岸为节点,以交通联系为纽带分析大湾区空间联系。结果表明：① 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全球城市区域内部空间联系的重要通道,依托各口岸,湾区已形成以香港为核心,以澳门、深圳、广州为重要节点的宏观联系格局。② 港口口岸联系表现为以香港为首,港、澳互动为主的联系格局,港、澳与湾区其它城市间的港口口岸联系呈现等级性差异。③ 陆路口岸联系表明,湾区形成以港、澳陆路口岸为原点的辐射状联系格局,并以珠江为界呈显著不平衡性特征。④ 航空口岸联系呈现以港、澳为核心,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线性放射状航空外联格局。本文揭示了口岸通道对跨境区域全域空间联系与要素流动的影响,为跨境区域联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与POI数据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研究

利用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对夜光强度进行多尺度分割提取潜在中心范围,结合POI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多中心分布,并从多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广佛、深莞、香港、澳珠、中山5个主中心和花都、增城、从化、惠城、端州、新会、石岐等14个副中心,5个主中心的功能结构均以混合功能区为主,14个副中心围绕主中心外围分布;2）基于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计算的5个城市群主中心与9个城市+2个特别行政区的关联强度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并形成“内强外弱”的圈层结构;3）基于城市群主中心分布及其空间关联强度特征,以及主中心服务的三个组团范围（广佛肇组团、港－深莞惠组团和澳－珠中江组团）,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的规划要求,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构建“五心一带三组团四轴”的区域空间结构,实现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组团合作,促进湾区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研究

区域一体化下的跨界合作与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借助流空间网络、耦合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大湾区区域合作突破地理邻近性,网络化趋势明显加强,城市网络联系指数整体上升;(2)大湾区城市产业布局、要素一体化过程中极化效应显著,产业发展内部差异悬殊;(3)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升,其空间演化呈集聚趋向,空间布局结构具有局部稳定性,整体分布格局呈“东南独高、中北趋凸、周边低凹”的特征;(4)大湾区西部及东南沿海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增长过程具有显著的负向整合性,大湾区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具有空间依赖性。研究表明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性,大湾区应持续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合作,促进产业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高度耦合。     

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企业的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分析

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多集中于城市联系及各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关联,多以企业总分机构关系型数据研究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尚较少涉及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整体认知。本文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中的311家金融与专业性服务企业数据,分析中国19个城市群及41个主要城市间城市网络联系,借助企业在属地城市群层面的跨尺度空间表达,依据关系地理将城市群视为互相联系的空间集合,运用网络分析与互锁网络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城市群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城市网络联系。结论如下：一方面,中国城市群整体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山东半岛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组织体系,并与国家中心城市分布特征一致。关中平原、辽中南、滇中等13个城市群为非核心层级空间组织,是中国城市群空间拓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依赖于金融及专业性服务要素高效优化配置,城市群对外联系范围决定了该城市群对各类服务要素流的控制与配置能力,进而影响其发展地位。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主导商业银行、多元金融投资、保险、会计和律师事务形成的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城市群以绝对优势主导证券企业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成渝、珠三角城市群共同主导着广告代理、管理咨询企业间的城市网络联系。本文尝试以城市群关系邻近性认知企业行动与城市群间的跨尺度空间联系互馈机理,认为城市群间水平联系对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具有重要作用,为国家制定城市群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珠港合作发展高科技产业研究

珠三角是全国最大信息产业基础，信息产业总产值占全国40％，深圳－东莞－广州成为全国重要信息产业走廊。香港决心发展高科技产业，数码港正在建设中。珠港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应优势互补。建议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合作组建深港高科技区，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文中并提出珠港高科技产业的布局框架。     

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基于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投入和产出面板数据,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2001—2015年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并利用空间Durbin模型定量分析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1年以来,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② 京津冀创新效率增长缓慢,山东半岛城市群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最大,长三角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和均值仅次于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城市群,而城市群核心城市虽然创新资源投入较多,但创新效率偏低;③ 经济发展水平、集聚经济、外商投资、劳动力素质、政府资助、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产业对城市群创新效率有直接作用和溢出效应。     

中国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及空间组织形式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能力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只有依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尽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西部地区的发展才可能突破传统生产要素的地理局限,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中国西部重点经济带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和较好的技术创新基础,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高科技产业和品牌,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未来西部重点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应采取“发展与地区优势相结合的高科技产业群、以高新技术武装的传统产业和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在空间组织形式上,应采取高新技术产业带、重点城市和重点园区相结合的模式,形成网络化的空间组织形态。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群核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服务业正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保持适度增速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强劲动力,城市群核心城市则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采用区位熵、对外服务流模型、熵值法,对2003年和2012年中国20个城市群32个核心城市的服务业专业化程度、外向服务功能、综合发展水平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城市服务业地域分工明显,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较高;核心城市服务业对外服务功能与城市规模等级具有显著相关性,多数属于生产性服务功能主导型,少数属于生活性服务功能主导型以及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功能并重型;核心城市服务业内部行业外向功能的空间集中性差异较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中性普遍高于生活性服务业;核心城市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显著,与城市群的功能定位较为一致。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特大城市群生态空间及其生态承载状态的时空分异

快速城镇化导致中国城市群地区生态空间被大量挤占,生态承载压力加剧,已成为制约城市群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界定并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5个特大城市群三生空间结构分布特征,解析了1990—2020年生态空间时空分异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通过水资源供给、水质调节、空气质量调节、休闲游憩探讨了近30年生态空间综合承载状态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不同形成发育阶段的城市群呈现差异性的三生空间面积结构比、以多中心组合为主的生活空间拓展演变模式,以及屏障式、紧密、离散、全包围式的生态空间结构。② 1990—2020年城市群生活空间面积持续大幅度增加而生产空间呈现相反趋势,除粤港澳大湾区以外,生态空间均表现出增加态势尤其近10年增势明显。三生空间面积结构及其时空变化特征,说明特大城市群生产、生态空间的主要功能从供给转向调节和文化,并反映了中国从快速城镇化到新型可持续城镇化的转变。③ 5个城市群分别有78.6%、73.1%、54.5%、56.3%和25.8%市域呈现严重超载的综合生态承载状态,其中水资源供给、水质调节是制约城市群生态承载水平的要因,未来需要重视城市群生态空间保留量及其合理布局以减缓生态承载压力。本文可为城市群绿色可持续发展、三生空间结构优化和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探究东北地区相关产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对促进区域经济及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借助天眼查软件获取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2009、2014、2019年3个时间节点的A股、新三板上市企业数据,利用马尔科夫链、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究。研究发现：①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增长速度放缓;东北地区各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均实现等级跨越式发展,达到高水平的产业则平稳发展。②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中部“极区”、南部“S型极带”现象加强,集聚特征减弱,省域空间分异逐渐增强;各类产业发展水平空间重心南移,扩散与集聚效应并存。③ 各影响因素发挥作用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格局演变。     

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职能分异：基于中资企业海内外扩展的视角

重要中资企业的海内外拓展布局,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循环流动,也赋予了作为空间载体的城市参与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双重角色和职能分工。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认清城市参与双循环的职能分异,对于科学评估城市融入双循环的能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从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和《财富》世界500强中资企业的全球组织网络出发,利用链锁模型映射了企业视角下中国城市的国内国际联系网络,解析了城市参与链接国内国际循环和担任中介节点的职能分异,并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建筑等四种行业解析了职能分异的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职能分异受行政等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其中,国家级产业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对外服务职能;区域级中心城市,则具有更强的对内服务职能。不同类别行业塑造的网络格局和城市职能分工具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