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研究

区域一体化下的跨界合作与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借助流空间网络、耦合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大湾区区域合作突破地理邻近性,网络化趋势明显加强,城市网络联系指数整体上升;(2)大湾区城市产业布局、要素一体化过程中极化效应显著,产业发展内部差异悬殊;(3)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升,其空间演化呈集聚趋向,空间布局结构具有局部稳定性,整体分布格局呈“东南独高、中北趋凸、周边低凹”的特征;(4)大湾区西部及东南沿海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增长过程具有显著的负向整合性,大湾区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具有空间依赖性。研究表明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性,大湾区应持续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合作,促进产业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高度耦合。     

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世界四大湾区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多源数据,利用重心迁移模型、扩张演化模型及改进的引力模型探究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演化。结果表明：①在城市演化类型上,澳门、肇庆呈单向型演化,佛山、中山、珠海、惠州、香港呈双向型演化,广州、江门、东莞、深圳呈发散型演化;2008～2017年城市群整体的扩张速度与强度低于1998～2008年。②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市质量、关联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城市质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城市空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质量高的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联度高;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区位度存在明显“断层”,缺乏合理的梯度等级,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且部分城市的区位度演化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综合测度与演化特征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2)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3)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时空演化

城市网络演化是城市-区域规划及建设的重要依据。通过链锁网络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上市企业总部呈高度集聚分布,总部经济的辐射范围逐步扩大。港深广之间高强度联系构筑一条联通廊道,香港、深圳的双核心地位凸显。城市网络单向流动特征明显,除香港为输出型城市,其他城市均为输入型,流入-流出不对称性逐渐减弱。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联系由地理邻近的片区化组团向跨片区融合发展转变。整体城市网络呈现高密度、去中心化趋势,并由形式多中心向功能多中心转变,进入离心化的功能多中心发展阶段。     

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论文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二者发展不完全同步。(2)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作用强,协调性逐渐改善,但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跃迁,始终为勉强耦合协调类型,形成外围低中心高的空间格局。(3) 11个城市耦合协调亚类型异质性明显,外围的江门、惠州、肇庆均属于经济发展滞后型。分区域看,经济发展滞后型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澳珠中江),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型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东部(深港莞惠)和中部(广佛肇)。(4)低值区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高值区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高值区与低值区城市间形成了两极分化现象。该成果能为相关部门在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协调政策时提供理论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潜力的微观集聚格局及其空间规划应对

创新活动发生在具体地点上,其空间黏性已有广泛关注,但当前研究却未能深入微观尺度的创新空间集聚,难以精细化识别创新潜力。文章结合知识、技术、环境三维创新的角度搭建基于兴趣点（POI）微观数据的科技创新潜力空间指标体系,所得结果与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发展现状高度一致。同时发现：1）科技创新潜力的空间集聚显著,其中知识创新向核集聚,技术创新呈轴带式外溢,但创新环境存在较大协同缺失;2）热点分布呈现出点群集聚、组团联动、多中心并存等特征,形成智慧科研型、产业科技型、环境孵化型、综合发展型等16个创新集聚区,受到“亲水性”布局与传统行政力量的重要影响;3）微观视域下同时体现了空间上的功能性分异及较强的边界模糊效应,广－莞－深－港创新廊道基本成型,不过区域多层次非均衡分布与创新深度融合仍需改善。根据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的环境营造与三维融合,增强重要创新节点的辐射,明确创新产业差异化定位,深化创新活动的无界互动融通,从而推动湾区创新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本研究采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广东省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对应口径的统计数据,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提出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个口径测度人才集聚水平,系统解析粤港大湾区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 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集聚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仍然体现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③ 香港人才集聚水平处于绝对领先,澳门、广州、珠海和深圳次之,而外围县市相对处于人才洼地,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佛山、东莞人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④ 面板模型表明,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才,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突出。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要弱于高学历人才。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新时期,亟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衔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高等教育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及其互动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存在跨社会制度、跨法律体系、跨行政等级的复杂性,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的摩擦。发掘粤港澳之间合作与冲突的焦点与关键时间节点,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粤港澳三地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 内地与香港关系呈现出“M”型波动,两者之间的冲突被新闻媒体有所强化。② 内地与澳门之间的政策与民意表现为较高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言语合作是互动关系的主导因素。③ 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上变得更加紧密,合作与冲突的频率都在上涨,内地—香港关系在粤港澳互动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④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实际合作项目相对短缺,缺少多元化的抓手。粤港的经济和科技的竞合关系和香港局势的发展是粤港澳互动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关注区域政策在空间上的投影,更要关注其在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上的投影,促进一体化建设从实体空间建设向虚拟、话语空间的综合引导转变,强化“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动。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与金融生态的紧密结合是社会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地以及经济活力较高的区域之一,在推动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09—2018年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并分析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共科技金融和市场科技金融呈现了较快的发展态势,公共科技金融投入力度持续增大,市场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制度日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优化趋势,但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受到政府科技投入、金融效率、高新技术发展等因素的正向影响,但广东省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最后,研究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科技金融服务部门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特征及其演化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技术创新活动深刻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和合作。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知识)异质性视角,使用包括申请人地址和专利分类号的2001—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授权发明专利数据,通过运用分布拟合、技术空间可视化和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特征及其路径演化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类别呈现幂律分布,集中在电通信及计算等少数技术类别,存在马太效应,技术的路径依赖较强。技术创新的跨产业“产品—零部件/软件—新产品(新产业)”和产业链上游“产品—零部件—基础材料”的关联拓展带动了区域的产业升级。(2)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技术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深圳在专注核心技术的同时,进行相关多样化;广州从其强势的医学转向电通信及计算技术,进行非相关多样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趋于同质,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对比现有文献,论文提出技术创新路径受到所在区域技术创新特征的强烈影响,当前全球—地方(城市)视角研究需要加入区域尺度。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与区域发展效应

为探究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发展效应,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688个科技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以56个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平均最近邻距离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性与空间差异格局。基于地理探测器从经济水平、居住收入、住房价格、人口学历结构4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分布,主要集中在广州核心区、深圳南山区和香港南部地区,在县区尺度上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空间极化现象;②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分布对人口学历结构、经济水平、住房价格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示出区域发展效应;③ 不同性质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有所差别,基础研究类科技基础设施对人口学历结构的影响强度最高,应用类科技基础设施对经济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该研究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学术研究提供案例补充,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提供决策支撑,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从公共性维度看粤港澳大湾区转型

从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变,本质上是从经济发展导向的增长主义模式向生活质量导向的后增长主义模式的转型。后增长主义时期,公共性建设成为重要话题。文章简要回顾了公共性的基本内涵,重点从后增长主义时期的发展需求、区域文化的反思、区域舆论氛围的倒逼等3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性建设的必要性展开分析,然后聚焦香港和上海在公共性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香港经验包括香港的社会组织具有相对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香港的社区建设具有多元参与、专业引领的基本特征。上海经验包括:在实体公共空间方面,上海强调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在虚拟公共空间方面,上海注重搭建议题广泛、宽容理性的公共舆论平台环境。最后,文章认为步入后增长主义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要学习和借鉴香港和上海的公共性建设思路,即香港社会导向的公共性建设和上海政府导向的公共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