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特征及城镇体系耦合分析

为探索中国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结构与布局状况、发展及功能分工特征,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制造业用地出让数据,通过区位熵、耦合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5个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分布特征以及城镇体系耦合特征差异。结果表明：①各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差异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新增制造业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协调性仍有待提升。②新增制造业各行业用地在5个城市群中均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其中原材料等传统产业倾向布局在城市群边缘区及城市低等级区;电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多集中在核心城市及高等级区。③各城市群内部新增制造业用地市场化机制作用较为充分,地价呈现随等级提升而递增的趋势;城市群核心区市场活跃度较低而骨干区较高。相关结论可为城市群产业布局调整、优化以及制定不同等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及生产绩效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利用EG集聚指数、核密度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长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及其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呈现先集中后均衡的空间集聚,整体稳定在低集聚区间;长三角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在相邻空间单位中具有空间正相关特点;集聚经济、政策支持等因素对不同企业绩效水平产生差异化影响。对于中低绩效企业而言,政策支持的促进效应大于集聚经济,对于高绩效企业而言,集聚经济的促进效应由于政策支持,内部规模经济对各绩效水平企业均呈促进效应。     

1998-2009 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创新能力空间转移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31个细分产业的创新产出数据,利用空间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空间转移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创新结构稳定性不强,中创新产业数量偏少,缺乏“中坚”力量支撑。（2）长江经济带下游创新发展态势优良,但缺乏创新合作;中游地区创新发展稳定,各省优势互异,但须提升区位优势,加强产业竞争力;上游地区产业创新发展态势减弱,而云南后发优势明显。（3）高创新产业的创新发展呈现出向长江经济带整体逐渐扩散的趋势;中创新产业呈现出向长三角区域集聚,以医药制造业为主的部分产业向西部转移的规律;低创新产业呈现出从零星分布到片状集中于内陆地区的转移规律。（4）经济基础、创新投入和基础设施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创新能力增长的影响较大,信息化程度、教育水平、经济开放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小。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 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明显,集聚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集聚存在不均衡特征。② 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的生产效率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旅游创新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空间集聚性,但空间集聚模式存在差异,珠三角和京津冀旅游创新集聚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模式,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低和低高的空间集聚模式。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地区差异性,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呈现空间溢出效应,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 空间演化研究

加快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采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三大城市群的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截面数据,运用双产业系统的耦合测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趋于上升,但仍属初级融合阶段。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从下游到中游及上游呈逐步递减趋势。（2）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增速出现空间异质性。中上游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速较快,并与下游地区的差距有所减小。（3）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差异显著。下游地区属于“高-高”集聚区,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具有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中游地区及核心城市属于“高-低”集聚区,正在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上游地区则需加快打破二者融合发展的 “低-低”集聚区困局。（4）三大城市群间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平衡。长三角城市群文旅产业的相应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领先、二者融合发展的“高-高”集聚空间趋于扩大。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为例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 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2014年中国城市PM_(2.5)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

大气霾污染因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成为全球关注的严重环境问题,PM2.5是中国霾污染频繁的主要原因。过去对国家尺度上PM2.5时空分布的认识主要基于卫星观测,因其反演方法的局限性,卫星资料难以真实反映近地面PM2.5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本文基于中国2014年190个城市中的945个监测站的PM2.5浓度观测数据,采用空间数据统计模型,揭示了中国PM2.5的时空格局。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城市PM2.5平均浓度61μg/m3,具有显著的冬秋高、春夏低的"U"型逐月变化规律和周期性U-脉冲型逐日变化规律;中国城市PM2.5浓度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与集聚规律,以及两次南北进退的空间循环周期;胡焕庸线和长江是中国PM2.5浓度高值区和低值区的东西和南北分界线,胡焕庸线以东和长江以北的环渤海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等地区是2014年PM2.5的高污染城市聚集地,京津冀城市群是全年污染核心区;以珠三角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地区是稳定的空气质量优良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资源要素的需求量大增,城市和区域间对要素的争夺不断加剧,强化自身要素集聚能力成为各城市和区域面临的紧迫挑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20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综合集聚能力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在全国处于第四极地位;城市群内城际要素集聚能力差异在波动中保持平衡;科技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要素更趋向于集聚分布。②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等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其要素集聚格局仍处于初级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一体化的要素集聚组合体尚未形成。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较为分散,首位城市武汉在整个城市群的要素集聚首位度较低;要素集聚重心跃迁路径沿“西北—东南”整体走向进行往复迁徙;各类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分异显著,大部分要素集聚格局呈中心城市指向特征。     

集聚经济、政策激励与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空间格局——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库数据,对计算机上游和下游出口源地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对比分析,以面板数据方法揭示产业集聚和政策激励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计算机上游出口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下游出口集中于长三角和成渝,上游出口格局更分散;② 从动态看,上游出口从珠三角逐步向内陆扩散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过程,内陆地区承载大部分出口增长;下游出口增长态势更为明显,最初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2010年以后内陆地区增长迅速,成渝成为继长三角后最为重要的集聚区;③ 研究时段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下游制造业的推动作用降低,政策激励的影响显著增加;④ 沿海和内陆计算机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前者的兴起主要是市场化条件下的集聚经济,后者则受到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的共同影响;⑤ 由于产业特征的差异,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游的影响高于下游。在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中,要素成本增加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使得集聚效应逐步让位于政策支持。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产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政策制定应顺应产业演变规律。     

基于地方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制造业空间集聚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以制造业集聚指数作为测度指标,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区域制造业高度集中在苏南?上海?杭（杭州）绍（绍兴）甬（宁波）组成的区域且地位稳固,同时苏北和浙西南地区的制造业虽然比例较低,但是总体地位有所提升。② 地方化要素中的职工工资和开发区变量对县域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土地价格则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规模和交通的作用不稳定。城市化要素中的城市规模、城镇化率、外来迁入人口以及城市制造业结构多样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了长三角区域城市化的推进促进了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全球化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其中FDI对制造业集聚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出口变量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基于要素流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

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市市区为研究单元,从要素流动的动态视角,建立要素流的数理模型,借助于ArcGIS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的强度和方向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运用赋值法对3种要素流总量进行评分,并进行空间层级划分。得出核心区（包括上海、江苏沿江八市、环杭州湾地区等地市）和辐射影响区（位于长三角两翼的地市）。基于城市间的空间联系特征和城市群的空间层级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发展布局提出进一步引导和规划,即上海为核心,苏州、南京、杭州、合肥和徐州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构成以沪宁合、沪杭、沪徐和沪温为4个发展轴的反“K”字型的空间形态,依据城市区位和要素联系特征,将城市群进一步划分为6个城市组团,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增长节点、以发展轴为联结线、以城市组团为发展域的“点―线―面”有序发展的空间互动格局。     

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的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

创新要素高效流动的空间联系网络是物流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物流协同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城市物流专利权利转移数据,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的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网络规模扩张迅速,网络愈加稠密化,形成以深圳、北京、...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城市旅游科技创新是长江旅游带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旅游科技专利申请总量作为指标,分析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特征。发现：（1）总体呈现显著且缓慢上下波动的演变特征,带内城市群旅游科技创新差异大小依次是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洲城市群。（2）空间分布形成“核心-边缘”的城市聚散发育格局,旅游科技创新较强的城市聚集于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及带内省会城市。（3）呈现锁定的高水平和低水平俱乐部,活跃的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俱乐部, 不同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类型之间发生转移的概率居多,尤其是2010—2017年期间向上转移类型的数量增加了11个,增加城市主要分布于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     

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的空间结构演化

本文旨在探讨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规律和研发产业区域差异的空间特性, 揭示地理临近与产业网络形成及研发产业在城市体系间的内在关联。基于实地调查和R&D普查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GIS 制图等方法, 以区位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为理论依据, 探讨了长三角地区16 城市研发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 分析了研发产业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影响研发产业的主要因子依次为: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因子、产业结构因子、产业竞争力因子、经济结构支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研发活跃度因子等6 大类因子。研究结果表明, 2000 年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空间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集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单极空间模式。之后发展到2007 年, 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研发产业发展呈快速增长态势, 空间上表现为由单极集中转向多极分散的趋势。研究认为:今后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区域差异格局将逐步形成, 呈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顶点的区域内部的三角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