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邻里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以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为例

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邻里社会环境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采用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设计了邻里社会环境指标,分析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邻里支持、社会参与和邻里认同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发现邻里社会环境对外地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的方法,在检验影响因素净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归纳引致居民幸福感的路径类型。研究发现：(1)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与自我发展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简单的前因变量均不构成居民高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各变量均需依赖与其他要素的条件组合共同作用;(2) 7种条件组合对居民高幸福感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自我发展与经济获益感知依赖最为明显、经济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呈现双向表现、社区参与的表现并不突出;(3)居民高幸福感存在4种作用路径,情感团结、社会获益感知在4种路径中均起到了核心作用。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时空行为视角下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对居民日常活动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美和园社区为例

已有关于空气污染与幸福感的文献主要使用空气质量监测点的数据探讨基于居住地的静态污染暴露与居民长期幸福感的关系,缺乏考虑时空行为视角下的实时动态空气污染暴露对日常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机理。根据2017年北京居民日常活动与环境健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活动属性的主客观空气污染暴露及活动满意度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实时空气污染暴露的社会分异,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挖掘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居民日常活动特征、以及不同活动地点实时测度和主观感知的空气污染水平对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群体由于日常活动所处的微观环境不同,承受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异;客观空气污染对活动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能显著影响主观空气污染评价,而主观空气污染评价则能显著降低活动满意度,因此客观空气污染主要通过影响主观污染评价进而对活动满意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此外,空气污染会调节社会经济属性对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效应。     

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追求的不断提升,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快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广州市1232份居民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绿地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② 居住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是绿地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传导因素;③ 对于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部分中介效应,即绿地通过居住环境满意度间接提升了居民的地方依恋;④ 对于非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居住环境满意度完全解释了绿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论文认为在注重绿地的空间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居民进入与使用绿地的权利以及其主观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和规划政策提供支撑与建议。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变迁机理——聚焦发展期到巩固期的幸福拐点

主观幸福感是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表征,探究旅游地“幸福拐点”的形成机理可为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社会表征理论与唤醒激活理论,分别选取处于旅游发展期(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村)和巩固期(额尔古纳市室韦村)的两个相似村落开展同时性横断设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考察价值观与旅游感知价值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居民主观幸福感受感知价值与价值观的共同影响,其既源于外在旅游影响刺激,也受居民内在社会表征系统调节;(2)旅游发展期和巩固期居民主观幸福感前因条件存在差异,感知价值驱动因素由“经济+传统文化生活”向“经济+外向社会关系”转变,水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作用在经营大户中有所减弱;(3)“幸福拐点”的产生源于第I阶段居民“物质+独立自我”的价值追求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有所减弱,而第II阶段“非物质+互依自我”的价值追求未被充分唤醒和支撑。研究认为打造文化价值共振核、拓展价值共创圈、提升旅游价值功能和遵循现代化价值转型规律是乡村旅游治理中超越“幸福拐点”的有效途径。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using urban health examination dat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北大核心CSCD

城市体检是促进中国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创新举措,但却很少有研究正面关注城市体检社会评价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论文基于2021年住建部在长三角地区8个样本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方法,分别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居民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因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以人为本视角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发现:(1)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共提取了7个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主成分因子,分别命名为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城市包容、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累计贡献率达到66.767%。(2)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的影响方向却存在差异性。其中,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和城市包容等因子显著正向影响幸福感,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等因子显著负向影响幸福感。(3)不同城市规模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主导因子有所不同,同时不同户口和年龄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影响因素也有差异。研究结果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和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基于六省份CGSS 2017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和江西六省份数据,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和地区富裕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越强,收入水平较高的江浙沪地区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鄂皖赣地区;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所在。     

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

社区居民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社区居民越来越被整合到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之中, 研究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将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感反映了人与地方的特殊情感联系, 对于深入理解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地方感作为理论切入点, 以发展期望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了“地方感-发展期望-影响感知”理论模型, 并以安徽省天堂寨作为实证案例。结果表明, 地方感较强的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赋予更高的期望, 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能力更强。发展期望在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机制中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是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为处于旅游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

基于"地方感"、"期望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Ⅲ发,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世界遗产地几寨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模型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在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的作用存在差异,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②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③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中介效用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居民地方感通过发展期望,强化了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及旅游支持度作用.④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两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获益子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成本子模型.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了保障房社区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住房条件、社区建设）和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社区内的保障房比重与情绪幸福感相关。此外,居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情绪幸福感显著相关。身体健康水平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对于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而言起到中介效应。因此,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要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物质环境建设,以提升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     

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基于四种商品的对比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不断改变着居民的购物方式和行为,并对城市交通和城市商业空间布局等产生了一系列影响。采用2015年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问卷调查数据,通过联合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并对四种商品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家庭生命周期、城市建成环境、居民购物态度、机动车保有状况和社会经济人口因素均对居民购物行为有显著影响,且存在产品类型差异;(2)不同类型人群对城市交通出行和商业布局的影响不同,且特征人群分布存在空间分异;(3)居民对不同产品类型购物的空间偏好存在差异,且这种偏好受居民主观决策和客观环境共同影响。基于以上发现,对城市交通和商业布局提出相关建议。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与差异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以杭州市为例,对公园游憩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回归和方差分析法揭示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空间分异与社会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游憩幸福感主要由情感幸福感、认知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构成,是具有层次性的主观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空间分异性,居民主要通过城市大公园游憩获取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通过社区小公园游憩获取社会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社会差异性,收入、年龄、文化程度、职业4个变量对游憩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为此,城市政府应以游憩幸福感为核心,根据居民游憩幸福感的感知现状及其空间、社会差异特征进行公园游憩空间的建构与游憩设施配置。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