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乡村经济韧性研究及其启示——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

韧性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属性,对于推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截至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然而,一些脱贫地区乡村发展水平不高,面临外界风险与挑战冲击时存在返贫风险,亟需提升乡村韧性。论文选取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的阳原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综合评价了14个乡镇、264个行政村的经济韧性。研究发现：① 阳原县乡村经济韧性平均值为0.13 (总分为1),水平偏低,乡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质量不高;② 经济韧性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分布于邻近交通干线地区,山地区和距离交通干线较远地区的乡村经济韧性水平较低;③ 农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偏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是经济韧性的关键制约因素。论文指出,应构建“农户个体—乡村集体—城镇中心体”的多级发展体系,强化乡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户技能培训,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以重点镇、中心村、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的村镇化发展,实现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     

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为例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乡村旅游融合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

融合型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对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意义深远。论文基于融合型乡村旅游研究的西方逻辑与框架,结合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与乡村发展实际,构建涵盖网络、规模、赋权、内生性、嵌入性与互补性6个维度29项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融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运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潜山南部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明显优于北部,各村域单元乡村旅游融合性提升潜力较大;②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联结较弱,“美丽空心村”现象是潜山市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瓶颈;③ 旅游开发时段、资源依托类型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融合型乡村旅游是实现价值共创与综合效益的乡村旅游模式,上述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同时促进融合型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

增强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不仅是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现实需求,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环境出发,建立了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识别脱贫农户的生计障碍。研究发现:① 从川坝河谷区、半山区到高山区,从早期脱贫到后期脱贫,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依次降低,且务工型与农工互补型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强于其他生计方式农户;② 陇南山区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比重达28.83%,高山区、传统务农型及后期脱贫户中生计不可持续农户比重较高,而川坝河谷区、农工互补型与务工型及早期脱贫户中该比重较低;③ 生计不可持续脱贫户均面临着多元生计障碍,其中近2/3的农户面临多维资本—环境阻滞型与多重要素阻滞型障碍;④ 针对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面临的多元生计障碍,需分类实施多维生计干预。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2)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3)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4)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多维发展格局与类型化振兴战略研究——以吉林通榆县为例

为揭示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类型的特殊性并服务于增强其发展动力和乡村振兴,论文以原国家级贫困县吉林通榆县为例,运用熵值法、Getis-Ord Gi*指数、地理探测器分析村域尺度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对乡村主要优势条件和短板的分析,以乡村现有发展特点和未来主导战略命名乡村类型,并提出主次结合、多维协同的类型化乡村振兴战略。结果表明：(1)通榆县乡村不同维度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特征。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村落环境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靠近县域经济中心或靠近乡镇政府与交通干线的村庄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较好,易形成热点区,边缘或偏远地区的村庄形成冷点区,呈现出以县域经济中心为圆心的圈层式结构;县域中部靠近镇政府驻地且有交通线经过的村庄,社会活力指数较高。(2)通榆县乡村综合发展受村落环境条件影响较大,交通、经济、社会维度对乡村发展具有交互增强作用。(3)综合发展型乡村要“聚合力”、勇争先;内外联动型、特色发展型、农牧结合型乡村要“扬优势”、显特色;交通虹吸型、巩固搬迁型乡村应“补短板”、强弱项;弱质型、防范返贫型乡村应“育新机”、辟新径。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作用关系视域下的产业振兴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集合体,系统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直接关乎系统运行,稳定有序的系统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基础保障。论文在充分解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各要素作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寻求共性指标、政策文本分析寻求个性指标,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各要素的空间表征,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和强度,同时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予以检验并因地施策提出其产业振兴路径。结果表明：从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践性;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的空间表征呈“圈层”分异;从夯实产业基础设施、构建产业振兴人才培育体系、产业升级增效3个层面提出了推动重庆市产业振兴的路径。     

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生计干预作为中国后脱贫时代采取的系统性外部干预,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还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其效率是检验干预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本文以地处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从投入产出维度出发构建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评估其生计干预效率,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均值为0.1274,低生计干预效率的农户占57.87%,而高生计干预效率农户仅占8.39%;②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干预效率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后期脱贫、高山区以及特色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较高;③内生动力、交通便利度和海拔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产品销售的难易程度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内生动力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对其原有单一因素对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影响产生作用。基于此,提出继续加大投资额度、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注重农村人才培养以及提高农户内生动能等建议以推动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地质灾害的陇南山区生态风险评价——以陇南市武都区为例

陇南山区地质构造活动强烈,频繁的地质灾害对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分别以陇南市武都区的主要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和地震)和景观类型为风险源和受体,以景观结构指数和易损性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进行生态风险特征评估。结果表明:武都区生态风险特征的分布主要受地质灾害风险分布和景观格局的影响,人类活动、植被覆盖度和海拔梯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极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东江镇以东的白龙江沿岸及整个白龙江南岸、安化、马街、汉王和两水镇北部等地;低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武都区东部和南部以及西部和西北部区域。基于景观结构的多风险源生态风险评价对于区域生态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干旱绿洲农业区村庄多功能特征与类型划分研究——以临泽县为例

村庄是最能直接体现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规律的单元,落实到村级层面的功能类型划分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及优势功能模型,构建适用于村庄发展功能识别与类型划分的研究思路,并以西北干旱绿洲农业区临泽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干旱绿洲农业区总体形成以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保育为主的国土空间格局,村庄形成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工业加工、商贸旅游、劳务输出、生活保障等多功能地域综合体,其中农产品生产和生活保障功能总体空间差异较小,而非农生产功能空间差异较大。村庄因资源禀赋、规划引导、政策驱动和社会需求差异形成不同的优势功能类型,空间上呈现“外围生态、沿河种植、中部农牧、临城劳务,文旅、商旅、生活保障以政府驻地及附近村庄为主”的分布规律,并形成非农生产功能镶嵌于农业生产功能之中、生产生活功能被生态保育功能包围的分布格局。通过自上而下主体功能统筹与自下而上经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村庄发展功能识别和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实践指导价值,在巩固国家主体功能定位、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的同时,可以调整优化县域资源要素配置,实现村庄发展功能互补与功能协调。     

都市近郊区旅游型乡村宅院功能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怀柔区莲花池村为例

旅游型乡村宅院功能转变是乡村功能转型的显性表达,探究宅院功能转变的过程、特征和影响因素,对实现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论文以北京市怀柔区莲花池村为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GIS空间分析和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莲花池村2000—2020年149处宅院功能演化的具体过程,剖析了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此类乡村宅院功能转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宅院功能演化在居住功能与旅游生产功能之间具有往复性,旅游业态类型从多元走向极化;② 宅院功能的空间分异,是资本实力和经营方式差异的空间投影,区位优劣对于不同经营业态而言具有相对性;③ 宅院功能变迁伴随着使用主体置换,外来者对于推动宅院功能升级作用显著;④ 政府政策和内、外资本对宅院功能转变的作用,表现出阶段性的主次、强弱、显隐差异。莲花池村宅院功能转变历经村外资本和政府双轮驱动、政府调控主导、政府管控和村内与村外资本竞争并行的3个阶段,农户从响应到顺应,最后退出经营。     

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适配性评价——以江汉平原公安县为例

乡村人居环境是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据以展开的设施及条件,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评价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立足江汉平原公安县乡村抽样调查和访谈数据,以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解析环境供给水平,以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解译农户需求意愿,以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解构供需差异,据此提出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方向及路径。结果显示：2017年案例区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聚集分布最大值为44.75%,隶属“中类”,以就业空间与休闲空间可及性最为薄弱;乡村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聚集分布最大值为0.467,隶属“中类”,其中农村自然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最低。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适配性在县域尺度和农户个体尺度均呈“中—中”类型适配模式,但在不同尺度的不同维度表现出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案例地区及相似地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中国西南山区稻作梯田的时空演化——以苗岭西江镇和加榜乡为例

稻作梯田是中国南方山区重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分析其时空变化规律,对区域土地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源数据获取苗岭山区西江镇（1977—2020年）和加榜乡（1962—2020年）的土地利用分类图,运用景观指数、空间分析和样带分析等方法,研究稻作梯田时空格局与功能的演化特征,以揭示稻田利用与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及其特殊性变化。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稻田规模长期稳定发展,但近年整体规模有所缩小,斑块破碎化趋势逐渐凸显。在2000年前稻田分布表现出同时向高、低海拔及微坡至急陡坡扩展,2000年后呈反向收缩趋势,种植强度呈相同的变化规律。② 研究区稻田核密度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小规模高密度集聚与大规模中低密度分布并存的格局。自2000年以来,两地稻田核密度以小幅变化为主,有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特性。③ 在生产用地导向阶段,大面积林地转为稻田;在生态-经济复合用地导向阶段,稻田规模保持稳定。④ 聚田比指数显示研究区“人多田少型”占比不断上升,这表明部分地区人地矛盾日渐凸显,以西江镇的变化最为强烈。⑤ 依据“林-田-村-河”四素同构的样带分析,稻田功能经历了“生产-生态、经济”的演变过程,与旅游业发展关系密切。研究结果较全面反映了研究区稻作梯田的时空演化特征,有助于促进山区传统稻田资源优化利用和保护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借鉴。     

城市社区的邻里性本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广州15个社区为例

当前中国的城市与社会面临着多元的剧烈重构,存在种种问题与挑战,人本回归的发展命题下,社区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实践单元。中国社区研究多针对某一主题内容如治理、情感、环境等开展具体实证分析,而全面系统性的社区基础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基于“人文”与“结构”的理论分析视角,结合社区的本质内涵辨析,对社区进行“内核-外核”的系统建构;具体选择广州15个样本社区,基于3302份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社区系统的运作逻辑,重点探究作为社区本质的邻里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社区系统蕴含了多元的有机结构和丰富的运作逻辑。② 物质空间属性相较其他属性变量,对邻里性具有相对最强的正向效应力,同时又与其他维度属性紧密相关,体现其关键地位。③ 在社区系统中,四个维度属性对邻里性水平的影响呈现了差异化的特征,体现了相应的运作内涵。     

基于村域视角的脱贫成效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84个出列村为例

贫困与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路径选择的起点和动力来源。本研究从经济建设成效、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效、生活保障与就业保障成效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经济建设与生活保障脱贫成效指数差异较小,“高、较高、一般成效”区域相间分布,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就业保障脱贫成效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新晃县出列村综合脱贫成效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与地形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特征。③ 新晃县综合脱贫成效主要影响因素为患有大病及长期慢性病的脱贫人数占比、行政村距县城距离、年龄结构、户均收入高于县平均收入户数占比、劳动力状况等。村域发展基础与村域自然要素是影响脱贫成效的基础本底因素,村域人口结构是影响村域脱贫成效空间分异的关键主导因素,而村域发展潜力是巩固脱贫成效的持续推动力。     

基于Alpha Shape算法的分散式乡村聚落形状划分及其形成研究——以米脂县龙镇为例

为了定量划分分散式乡村聚落的形状类型并探究其形成原因,以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米脂县龙镇为例,尝试使用Alpha Shape算法对聚落形状进行提取,通过Boyce-Clark指数计算并划分聚落形状类型,最后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和回归树的方法探究影响聚落形状的因素。结果表明：100 m滚动半径下,Alpha Shape算法能够提取76.1%聚落的精确轮廓;研究区乡村聚落形状类型可以分为块状矩形及其变种、延伸形、哑铃形和串珠形、带状矩形及其组合、线形5种,Boyce-Clark指数依次增加;高程和Boyce-Clark指数呈显著正相关,水资源可获取性与Boyce-Clark指数在高海拔地区呈负相关,聚落面积与Boyce-Clark指数先呈负相关后呈正相关。研究结果可为分散式聚落生活空间边界的划定提供参考,增进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分散式聚落形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