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循环视角下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与机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

土地等资源的确权流转开启了资本在乡村地域的循环,资本类型与农地用途之间按市场原则重新匹配.本文建构了资本循环作用于农地流转的理论框架,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村级多源数据,实证了中国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微观空间格局及机理.在理论层面,研究揭示出不同类型资本流向不同农地用途,形成不同的资本循环模式,并通过“资金实力”或...     

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城镇化建设速度逐步加快,城镇化进程对于农地城市流转有着怎样的影响成为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运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模型,然后运用改进的庇古福利效应测算方法对失地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变化进行定量测度。最后提高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户的福利效应的几个主要途径:维护农户居住环境不变差;基本保持原来的社会交往渠道;给予就业安置或者专业技能培训,改变原来的纯粹体力劳动;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     

基于农户调查的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地流转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农地流转是农户具有方向性选择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按流转方向可分为转入与转出.为探讨不同流转方向的农户农地流转特征差异,以广州市番禺区467户农户调研数据为例,分析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特征,并探讨不同流转方向下的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番禺区农地流转的特征在不同流转方向下具有一定差异,其中转出率高于转入率,转入规模大于转出规模,北部的转入和转出率均稍高于南部,但在流转价格、流转年限、契约方式、流转难易及交易时间等方面则差异不显著。②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转入模型回归效果比转出模型回归效果好,其中流转方式及流转花费时间两个因子在不同模型中的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农地流转由于存在转入与转出方向的不同,流转特征会存在一定差异,开展该方面的研究应区别对待。     

农民在农地城市流转决策中的意愿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文章先从农地农用价值、农地转用价格和农地社会保障功能3个方面分析了农地所有者在面对政府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时的主观判断,选取了武汉市周边的农户样本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该区域内大部分农户在面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时大多倾向于保有农地。文章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培育农地所有者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其参与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是保障农地所有者利益及今后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应当努力的方向。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农户调查为例

基于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950户农户调查数据,从理论上揭示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Logistic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流转方式、流转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选择多样化生计策略的农户流转农地意愿比非农主导小农户和农业主导大农户高。（2）农业主导大农户和多样化生计中农户倾向转入农地,而非农主导小农户和多样化生计小农户倾向转出农地。（3）农户转出农地面积比例与其生计策略呈“U”型关系,农户非农程度越高,转出农地面积比重越大。提出了根据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制定不同的农地流转政策的建议。     

镇域尺度的规模农地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重庆奉节县为例

在土地利用逐步集约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厘清山区规模农地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整合山区有限的农地资源,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意义重大.为揭示山区镇域尺度规模农地演变规律,本文基于重庆市奉节县典型山区乡镇2008年、2018年两期4类农地斑块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对比分析草堂镇、...     

数字化背景下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特征——以广州为例

基于POI数据和抖音打卡数据,分析了广州虚实活力空间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不同类型空间影响的异质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1）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总体上均表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活力递减的圈层结构,说明实体空间是支撑虚拟空间运行的基础。2）数字化带来的线上-线下交互作用形成三类活力空间——传统活力增强空间、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和新型网红空间,三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各异：传统活力增强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毗邻区域,外围地区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呈现分散分布的特征,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及外围地区;新型网红空间呈现“散点式”“离散形”的分布特征。3）移动短视频类数字平台对不同类型空间活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景点类、休闲娱乐类、运动健身类空间的活力具有提升作用,对美食类空间的活力影响不明显,而对商业购物类空间活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分化。基于此,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城市活力提升的策略：首先,应重视数字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充分认识数字化在塑造城市活力空间中的作用。其次,城市规划建设应着眼于线上-线下互动的发展趋势,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和手段,促进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互补。最后,数字化转型...     

专业镇发展研究——以狮岭镇为例

专业镇是在行政镇区域内主导产业和配套产业协调发展,产业专门化体系化,形成具有国内外产业竞争优势的区域.它是经济地理学科研究的新对象.它起源于"一村一品"活动,借助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发展,是城镇化体系和县城经济发展创新性增长点,也是城乡一体化的最好表现形式.广州市狮岭镇皮具皮革专业镇是其成功的代表.     

时空压缩下的中国乡村空间生产——以广州市域乡村投资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人文地理学者的角色是从空间和区域的角度参与各类乡村振兴实践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指出,“时空压缩”现象加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要消除危机,必须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入手。本文以2015-2017年广州市企业投资中的乡村项目为例,分析哪些项目是消除区域发展两级分化、抵制资本纯粹追逐利润的,从而为政府重点鼓励何类项目提供依据。本文采用经验主义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从空间分布上看,2015-2017年企业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大部分是按照“纯粹”市场原则分布的,即投资项目以近郊为主,高投资额的投资项目也集中在近郊,这种分布是“时空压缩”的结果。②2015-2017年少部分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并非“纯粹”追求利润,它们主要是为改变乡村生活的环境质量,而非生产经营性的、“空间修复”型的项目,更能体现人们对幸福生活本质理解的积极性项目。     

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多源、多时段的村级农地流转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转规模呈跨越式增长,经历快速增长和短期减速增长两个阶段,流转速度受土地政策影响较大;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布由随机转向集聚,高高集聚区由主干道沿线转移至以农业为主的平原街镇,低低集聚区由不显著到集中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街镇;② 控制自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发现流转主体、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建议清楚把握农地流转时空演化特征,合理选择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以优化大城市近郊的人地关系,促进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     

小空间尺度农业旱灾承灾体脆弱性评价初探--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双桥坪镇为例

该文探讨小空间尺度农业旱灾承灾体脆弱性评价,阐述针对不同空间尺度建立不同的旱灾承灾体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基于湖南省常德市双桥坪镇的实地调查资料,构建包括耕地平坦指数、水塘灌溉指数等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比较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确定其权重,对2001年双桥坪镇16个村农业旱灾承灾体脆弱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该镇旱灾脆弱度较高,西部村庄的旱灾脆弱性普遍小于东部村庄。用同年的实际旱灾灾情损失资料进行验证,吻合程度较高。     

工业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演化过程、动因与重构——以河南省曲沟镇为例

以曲沟镇多期高清遥感影像、问卷访谈及大量一手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及土地利用转型矩阵等方法,剖析了研究区1991-2017年"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对引导其"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果显示:①研究期内,以工矿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增量显著,总体呈现高速扩展、局部集聚及多样化发展态势;②生产空间由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与工业两强并存,工业生产空间嵌入到农业生产空间中形成"马赛克"式格局;③生活空间演变呈现空间扩展与质量提升并存的趋势;④生态空间的变化则具备面积缩减与质量下降2个特征;⑤工业镇"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是乡村能人带动、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依赖累积、政府宏观调控及综合地理条件约束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广州市服务业与综合城镇化及其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不同层次内部耦合协调状态的特点以及服务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2000-2017 年,广州的服务业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幅持续上升,二者整体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其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由 0.171 0 增长到 0.974 1,从低协调耦合阶段上升至极耦合协调阶段。服务业与 4 类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尤其是后者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的上升波动性相对较大;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良好耦合对综合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起拉动作用,而经济城镇化这一子系统则起阻滞作用;保持拉动优势,解决阻滞劣势是加快广州城市发展的良好路径。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居客栈的空间生产——以大理双廊为例

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民居客栈成为一个特殊的时空建构,建筑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当地的传统元素逐渐弱化。以大理双廊的民居客栈为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3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民居客栈的空间实践包括原态式、改进式、创新式建筑3种。本地村民是早期的空间支配者和使用者,随着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其对空间生产的影响力逐渐降低;外来经营者作为主要的空间生产者和使用者,强化了民居客栈与当地建筑的差异性;而政府的介入相对较晚,在后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控制权;游客则通过市场选择等方式间接影响着空间的生产。旅游发展下空间生产和塑造的背后代表着资本和文化的互动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     

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产业空间发展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相对活跃,传统的以第一产业为主研究评价农村产业的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用,构建一套适合农村三次产业综合发展的评价体系极其有必要。以广州为例,在建立农村产业用地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从产业集聚程度、景观格局和经济发展水平三方面构建农村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计算综合得分。研究结果表明: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农村产业已经趋于非农化、多元化;在非农产业的作用下,农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由区域核心向边缘递减的圈层结构,区位作用凸显。     

基于TSL模型构建的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活态遗产地演变发展是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揭示其特征与逻辑对于活态遗产地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将表达遗产地活态性的3个要素——传统、地点、生活与“空间三元辩证法”相耦合构建TSL（Tradition-Site-Living）模型,并以丽江古城为例,探讨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一般规律。结果发现：1）古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空间生产,即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消费”,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生产”,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的生产和消费”;2）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促使古城核心使用功能演替,引发生活、地点、传统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各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3）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是外部因素驱动内生机制运行的结果,遵循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三大逻辑。活态遗产地是由时间、环境、空间叠合而成的时空连续体,TSL模型为揭示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     

重大项目对区域经济空间的影响——以广州市钟村镇新火车客站建设为例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项目的影响比一般的经济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而对受影响的区域来说,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下,乡镇所受的影响更为直接。2003年,广州新火车客站(以下简称新客站)规划选址于钟村镇石壁地区,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新客站的建设将会引起当地经济空间结构的极大改变,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