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

增强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不仅是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现实需求,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环境出发,建立了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识别脱贫农户的生计障碍。研究发现:① 从川坝河谷区、半山区到高山区,从早期脱贫到后期脱贫,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依次降低,且务工型与农工互补型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强于其他生计方式农户;② 陇南山区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比重达28.83%,高山区、传统务农型及后期脱贫户中生计不可持续农户比重较高,而川坝河谷区、农工互补型与务工型及早期脱贫户中该比重较低;③ 生计不可持续脱贫户均面临着多元生计障碍,其中近2/3的农户面临多维资本—环境阻滞型与多重要素阻滞型障碍;④ 针对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面临的多元生计障碍,需分类实施多维生计干预。     

情感地理视角下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

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为案例地,以“留守”农户和“返乡”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情感地理视角,通过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农户情感重构及其重构机制。结果表明：1）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主要包括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5个维度的重构,这些维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2）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脱贫村农户地方归属感上升,幸福感增强,风险厌恶感下降。然而,扶贫力度的不均衡导致农户间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传统文化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使得农户产生失落感。3）在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过程中,农户认知是核心力量,政府行动起主导作用,企业行动发挥辅助作用。政府和企业行动通过重构乡村地域系统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刺激乡村地域主体即农户认知转变,继而引发情感的重构。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研究——以峨边彝族自治县底底古村为例（英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态,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完全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和有效途径。本文将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探索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论文以深度贫困地区峨边彝族自治县彝族村寨底底古村为研究案例,分析其2014–2021年8年时间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最后遴选影响民族村落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与表征指标,探讨制约发展的主导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引导作用明显,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增强,后发增长空间大。作为少数民族贫困村,政府对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对两者耦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度,建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快乡村文化振兴...     

后2020时期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机理分析——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

研究中国相对贫困问题将会为后2020时期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理论参考。因此,论文以农户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后2020时期相对贫困的新内涵和新特点,尝试构建相对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多维视角划定相对贫困线,并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 相对贫困指数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能够全面反映或量化人口实际生活状况的需求;② 相对贫困人口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自身能力和获得发展的机会等方面较少,主要源于产业带动作用较弱,参与合作社发展和劳动技能培训的机会较少,户主教育水平较低,且超过1/3的相对贫困户属于老人户、残疾户和重病户;③ 扶贫政策、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和个人条件是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中国贫困地区类型划分及开发研究提要报告

从区域的角度,将我国贫困地区划分为6大类21个区,并对各类地区的特点,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为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规划提供了依据。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分析——以商洛市为例

中国扶贫瞄准单位已下沉到农户单元,发展和完善农户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通过借鉴“人”“地”和“业”关系理论构建了“能力—资本—环境”多维贫困综合评估框架,以秦巴山特困区商洛为例,通过多维贫困测度体系对农户进行综合测度,识别样本区多维贫困户,进而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了多维贫困发生的主要影响机理,最后依据多维贫困户剥夺维度的组合划分不同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有245户被识别为多维贫困户,239户被识别为非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户与非多维贫困户在能力维度、资本维度和环境维度均存在较大差异;② 有84.08%的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重叠,多维贫困户在综合维度和单维度的贫困程度均较深;③ 多维贫困发生主要受“人”的发展能力和生产能力、“业”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地”的地理条件和区位的弱势或剥夺的影响;④ 多维贫困户划分为发展缺失型、复合贫困型、生存环境恶劣型和综合贫困型4类。     

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海岸线稳定性研究

海岸线变迁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它是自然与人类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90年、2000年、2007年和2012年4个时期的资源卫星、Landsat系列卫星的遥感影像,采用色差Canny算子计算方法提取岸线数据,计算近22 a来中国大陆海岸线向海推进或向陆后退的空间位置变化量及年均变化速度,研究中国大陆海岸线空间位置与稳定性的演变规律,得出以下结论：① 中国海岸线空间位置变化以向海推进为主;② 中国海岸线多为相对稳定海岸线,其次为强烈岸进岸线,稳定性岸线全国均有分布,而强烈岸进岸线多分布于江苏和辽宁两省;③ 自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岸线的稳定性指数逐渐降低,22 a下降了1.1,以长江入海口为分界,南方沿海城市岸线稳定性指数高于北方。     

农户尺度的黄土高原乡村干旱脆弱性及适应机理

干旱脆弱性及人类对干旱的适应机理分析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地区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运用Turner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其改进应用到黄土高原乡村农户的干旱脆弱性及其适应领域,选取榆中县和长武县气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数法、差异性分析和鲁棒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指标权重、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及其差异性与脆弱性指数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并从适应能力、适应策略和适应模式三个层面揭示适应机理。主要结论为：①中连川乡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大于洪家镇,且不同村落间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差异显著;②农户干旱适应机理为暴露—敏感性影响农户收入,农户生计系统是适应干旱暴露扰动的决定因子,农户类型、生计方式、土地利用、灌溉设施和政策扶持的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适应模式和适应效果;③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排名出现频率较高且排名变化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表明农户干旱脆弱性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黄淮海平原农区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开展空心村整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破解土地供需矛盾,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空心村整治必须以农户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农户意愿是决定空心村整治成败的根本因素。以山东省禹城市为案例区,基于高分辨率航空影像和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空心村整治的农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抽样调查显示:27.1%农户无条件赞成空心村整治,59.9%农户表示依政府补偿而定,7.1%农户不赞成,5.9%持无所谓态度。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农户意愿选择与户主的年龄、家庭子女情况、家庭收入构成、房屋建设年限、房屋建设面积、居住区位、承包耕地面积及村庄空废宅基地比例显著相关。农户的家庭特征是农户意愿选择考虑最多的因素;除农户户主年龄之外,户主自身的其他特征对意愿选择影响不显著;空心化程度越严重的村庄,农户赞成整治的可能性越大,而其他村庄环境因素影响不显著。传统农区空心村整治,应建立区域土地统筹配置机制,显化传统农区农村土地价值,减轻空心村整治给农户带来的经济负担;完善农户家庭利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农户合法利益,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制定空心村整治中长期规划,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分片区有序推进空心村整治。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2)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3)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4)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以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① 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② 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③ 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④ 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中国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发展研究

In 2020, the decisive victory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in all aspects means that absolute poverty in rural China has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solve relative poverty have become key issues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this study, human-earth system i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element composition,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al state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vert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stems from the lack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among human, economic,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ransforming the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to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ntipoverty stag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novate the human-earth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through a series of targeted measures, promot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oo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s. Focusing on the 14 th Five-year Plan(2021–2025) and the long-term goal of 2035, government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policy support to explore scientific methods of modern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that "clear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and take the road of the ecologicaliz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cology by establishing a policy system of "green land", "green people", "green industry" and "green right", thus building an endogenous growth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s underdeveloped areas.     

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机理

通过构建我国农村水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水贫困指数模型(WPI)及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对我国2004～2009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农村地区水贫困状况进行测算,结果基本显示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水贫困程度的分布格局。其中高水贫困地区为宁夏、海南、天津、甘肃、山西、吉林、重庆、新疆、贵州、内蒙古;中水贫困地区为陕西、青海、上海、辽宁、福建、黑龙江、安徽、北京、江西、湖北、河北;低水贫困地区为广西、云南、河南、浙江、湖南、山东、江苏、广东、四川、西藏。同时对我国农村水贫困空间格局机理进行研究,并就此提出治理农村水贫困问题的相关对策建议,力图为我国最终实现"三农"问题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及政策性启示。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以大理州巍山县为例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旅游扶贫对于改善民生,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是云南省贫困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地理环境复杂,贫困问题严重,脆弱性突出,贫困具有长期性特征。本研究以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的典型代表巍山县为例,结合当地贫困农户和县、乡、村各级扶贫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巍山县扶贫及旅游扶贫工作实践及成效进行研究,总结评价“巍山经验”,在综合分析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贫困问题特殊性的基础上,从“多元主体参与”和“产业融合”两方面来探讨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问题,总结出了“乡村生态农业模式”、“旅游+特色小镇模式”、“O-RHB模式”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模式”四种旅游扶贫模式,通过本研究以探索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开发实践的有效路径,推动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广西边境民族地区2011—2017年的旅游扶贫效率,结合Malmquist指数进行跨期动态分析,并运用ArcGIS10.0进行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各县（市、区）旅游扶贫综合效率时空分布差异较大,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影响;2）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整体旅游扶贫Malmquist指数总体处于逐步衰退的趋势,其中规模效率变化指数贡献最大,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次之;3）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分析,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表现出空间集聚态势增强的趋势,聚集程度增加;4）旅游扶贫效率类型主要分为潜力型、发展型、成熟型和衰退型4种类型,少数县（市、区）旅游扶贫效果不明显。     

基于村域视角的脱贫成效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84个出列村为例

贫困与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路径选择的起点和动力来源。本研究从经济建设成效、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效、生活保障与就业保障成效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经济建设与生活保障脱贫成效指数差异较小,“高、较高、一般成效”区域相间分布,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就业保障脱贫成效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新晃县出列村综合脱贫成效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与地形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特征。③ 新晃县综合脱贫成效主要影响因素为患有大病及长期慢性病的脱贫人数占比、行政村距县城距离、年龄结构、户均收入高于县平均收入户数占比、劳动力状况等。村域发展基础与村域自然要素是影响脱贫成效的基础本底因素,村域人口结构是影响村域脱贫成效空间分异的关键主导因素,而村域发展潜力是巩固脱贫成效的持续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