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学区社区邻里交往特征及其社会空间效应——以南京市银城小学学区为例

优质学区社区作为当前最为活跃的城市社会空间之一,深刻影响着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与分异。基于邻里交往的视角,利用针对南京市银城小学学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优质学区社区的邻里交往特征,据此揭示其社会-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作为典型的名校学区社区,银城小学学区的邻里交往表现出低相识度、浅层次、网络化、低认同度、以教育为中心的特点。(2)透过邻里交往讨论优质学区社区的社会-空间特征:居住和交往空间日益成为物质空壳,交往主体和行为成为没有内容和情感支持的“形式”,流动性加剧又引致社会认同锁定在低水平而难以提升。(3)根本上,优质学区社区的社会-空间凸显分离甚至对立的趋势,不断催生学区社区的异化。     

南京义务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差异及效应研究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城市地理学者惯用空间可达性方法评价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与公平性,基于此,结合学区制度下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方式的特殊性,提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理念,分别以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衡量教育服务的获取难度及其空间差异。以公办小学和初中学区为空间单元,通过比较2008年和2018年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发现：地理可达性内城优于外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而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的社会空间差异明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难度显著增加。历史惯性、城市扩张、单位制度和学区制度等均是导致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和群体间配置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学区制和市场化配置原则下,经济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群体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代际再生产的核心要素,终而形成教育资源、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的互动循环与锁定机制。南京案例在中国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由教育驱动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值得持续关注和积极规导,而不断缩小校际教育质量差异则是推进城市内部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公平的根本途径。     

社区空间资源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 ——以郑州市金水区为例

建设高品质城市社区已经成为实现地区发展公平化的重要举措之一,越来越受到国家政府关注。社区空间资源作为居民社区生活的空间物质容器,研究其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十分有必要。通过选取郑州金水区12个社区以及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区空间资源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社区空间资源中,"空间规整"对社区满意度影响最大,"活动空间"对社区满意度影响较大,"景观绿化""生活便利""活动设施"对社区满意度存在一定相关性,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     

社区网络的使用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开展始了社区内部信息平台“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的大量实践和研究。近年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社区基于实体社区的虚拟网络平台也大量兴起,为改善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现状提供了契机。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网络的关注不足,相关定量研究更少。本文结合中国社区网络实践,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区位、交通等因素,选取主城区35个社区进行问卷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对城市社区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情况及社区参与的线上线下特征进行分析,并从“媒介类型”和“用途类型”2个维度就社区网络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京市城市居民社区网络使用总体呈现“高普及、低强度、新社区”的特征,社区网络的普及度较高,然而平均使用强度并不高;在社区网络类型的使用方面呈现“以移动互联为主”的特征,居民使用度最高的是社区QQ群/微信群,其次为社区公众号/APP,使用度最低的为社区网站/社区论坛;在社区“O2O”方面,城市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对线下社区参与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社区网络的使用有助于社区参与深度的提升,促进非事务型社区参与向事务型社区参与的演进。未来智慧社区建设应弥补对社区网络及社区参与关注的不足,积极引导居民通过线上重新回到线下,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融入社区公共生活,从而激发社区活力。     

南京棚户区改造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效应

中国2008年开始推进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运动,是一项针对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有利于拉动投资与消费需求,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工程,深刻影响着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型升级与分异重构.根据2008-2020年南京主城区434个棚户区改造前后的社会空间属性差异,在整体掌握南京棚户区改造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棚户...     

城市意象热点空间特征分析——以南京为例

在社会调查、空间数据处理与建模分析基础上,系统探析了南京城市意象热点与居民感知、城市道路结构、特色意象区形成及其与城市历史街区功能更新的内在关系,形成对南京未来城市意象发展的四点建议:1改变崇尚宏大体量和现代风格倾向,在尊重南京文脉和市民需求的基础上更新城市功能;2通过热点植入盘活意象缺失区域,但需尊重热点和城市道路集成度联动发展的城市自组织机制,并注意街巷空间和生活次节点的保留;3意象热点的集聚区应该为重点打造的特色意象区,注重提供多样化活动平台和休憩设施,并和城市传统紧密结合,注意热点空间的均衡分布,并在步行范围内组织;4从热点空间和功能置换着手可缓解交通压力并促进城市动态更新。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及时空演变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基于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POI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和样方比例法识别其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利用核密度等方法分析研究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 随机森林作为新兴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识别“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且具有较高的精度。② 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格局与城市功能分区相匹配,生产空间集聚分布在产业集聚区,生活空间在城市中心城区内呈面状分布,生态空间整体呈点状分布。③ 随着郑州市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10年间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空间分布格局更加合理,生产空间向产业集聚区集聚,生活空间逐渐分散,生态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基于POI数据,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识别方法更加有效,识别结果更加精准,能够在更小的尺度上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数据与方法支撑。     

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以北京为例

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北京作为实证研究地区,探讨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的发展特点。北京同性恋场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场所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而人也对场所产生反作用,群体活动使物理空间具备性别特征,并转变为充满主观感觉的“地方”。同性恋社交网络表现出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并与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空间相脱离。社交空间的破碎化、参与者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管制的影响都促成了同性恋社交网络的不稳定性。后现代地理中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提倡多元化和权力关系反转等原理可用来诠释同性恋的社交空间,另外,同性恋空间的研究从亚文化或少数群体文化的层面诠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本文还对西方文献中“同性恋聚居区”和“同性恋的城市本质”论断进行了中国的回应。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城市社区微观空间意象研究——基于南京居民250份手绘草图的比较

选取南京封闭社区与开放社区相互邻近的4个对比组共8个居住社区,对其居民的社会属性、生活习惯和社区空间感知特征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从250份手绘草图中提取和统计相关数据,据此分析城市居民社区空间意象地图的主要类型与构成要素.研究发现,居民的社会属性是影响人们社区空间意象的决定性因素,性别、年龄、收入和居住时间的差异导致居民...     

大都市空间集散的景观、机制与规律--南京大都市的实证研究

集聚与扩散是研究大都市空间演化的基本视角.该文以南京为实证,着重从人口与就业的密度分布以及办公与商务的空间分布等方面,运用大量第一手的调查资料,探讨了南京大都市空间演化过程中要素集散的现象、机制与有关问题,并提炼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高铁开通前后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及驱动机制——以沪宁城际南京站为例

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定量刻画高铁开通前后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并诊断和确定在不同阶段的关键驱动要素及其贡献度。结果表明,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但“以高铁站点为中心的向心集聚”在高铁开通初始阶段尚不明显,开发强度并不随着与站点距离增加而降低,核心区的开发强度小于影响区。除了圈层空间分异之外,产业分层集聚态势凸显,与高铁乘客的商务特征相对应的商务服务业在高铁开通后空间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几类产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与高铁开通相关性不明显;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作为交通站区的基础服务产业,相关程度介于以上两类之间。从内外两方面驱动因素构建的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模型分析得出,除了交通条件、外部规模经济等传统区位因素外,产业属性、地价对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动有较大影响。     

基于场域理论的后单位社区空间生产研究——以徐矿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社区公共性的式微是经济制度转型的社会特征,探究后单位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社区治理具有参考意义。文章桥接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结构和布迪厄的4种资本类型,建立基于场域理论实践观上的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并以徐矿社区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分析从“一元连续型网络结构”到“多元离散型团体结构”的多维空间生产过程。结果表明：1）单位到后单位社区转型的空间生产差异机制一方面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的制度变化所形塑,另一方面受现代性的自由流动和管制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影响。2）后单位社区行动者在居民构成和权力关系的重组中调适惯习,在争夺社区资本的过程中,伴随制度空间的重构、物质空间的改造、社会空间的异化和主体意识的觉醒。3）以居委会为代言的政府话语在空间实践中采取规训策略构建理想的社区空间,与潜在的居民抵抗形成彼此连接但不融通的整体关系。4）后单位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老旧小区改造的地方政策响应、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博弈与倾斜、单位路径依赖累积与动能缺失、以及现代性流动下的熟人社会松动4种动力驱使。制定以居民为核心的治理目标与对策,促进社区权力的共同享有是未来可持续社区治理的重要导向。     

解读权力变迁下的新城空间生产——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新城在中国城市大量涌现。在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下,以南京市为例,研究权力变迁与新城空间生产的关系。政府权力的变迁影响了新城空间生产的重点、方向和时序,也因此带来了新城空间的无序拓展。此外,历届政府在空间生产的手段和类型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受当时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地方行政长官偏好的影响。同时,在新城空间生产的不同时期,空间生产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南京市餐饮设施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网上搜索与实地调研各类餐饮设施的基础上,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比较分析和因素分析的方法总结南京市餐饮业发展的空间特征.从餐饮设施的密度、等级和经营种类空间分布的分析,结果认为,餐饮设施的发展具有地域不均衡性,数量总体上由中心向外围递减,呈圈层式发展;餐饮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水平、人口分布因素、交通便捷程度、城市文化传统、空间结构演替等诸多因素有关.     

城市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汽车服务业已成为城市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空间影响也日益加大。以南京市为案例,对汽车服务业总体空间集聚及分行业空间集聚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比较,证实了汽车服务业集聚空间的出现,不同的行业类型其空间表现是不同的。进而总结归纳出南京市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具体表现为:圈层分布特征明显,汽车销售、汽车维修养护、汽车配件、汽车租赁、汽车俱乐部五大行业在不同圈层的集聚状况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总体呈现出小集聚、大分散的格局,除了几个规模较大的集聚区,汽车服务业整体空间布局显得比较零碎;与干道交通关联紧密,大部分汽车服务业都分布于城市干道周围。     

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以东莞市虎门镇赤岗社区为例

从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基本概念辨析入手,将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分为风险源危险性、风险受体暴露、社区应对能力和居民风险认知4个层次,并通过突变级数法定量评估社区公共安全风险。以东莞市虎门镇赤岗社区为例对其进行了社区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利用归一公式进行综合量化递归运算,求出其风险综合评估值为0.295,表明该社区公共安全风险很低,社区公共安全很好。基于突变级数法的社区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选取评估指标,特别强调了居民风险认知的作用,并发挥了突变级数法的优势,评估结果可准确地反映社区公共安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