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商业化背景下家的空间重构 ——以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例

旅游地的特色民居被改建为家庭旅馆,家的属性和内涵发生改变,影响着旅游地的文化生态。然而,当前研究仅将家庭旅馆视为“商业机构”,忽视了其具备的原本“家”的属性。家作为人文地理研究的新议题,受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关注;但相比于国外丰富的家的地理学研究,国内的学术研究仍较为缺乏。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案例,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家”的视角出发解读作为“商业化的家”的傣家乐内部空间重构过程和动因,并关注其对空间内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空间的重构是旅游活动主体之间互动协商的产物,游客对于家的消费和居民对于家的营造交织作用,共同推进了家空间的重构。傣族园傣家乐主人的家空间重构过程是从空间功能转化―空间扩增―空间异化―空间营销的渐变。游客是傣楼空间重构的主导力量,是家的空间消费主体,其凝视诉求和消费喜好直接推动了家的空间转变。傣家乐主人是家空间重构的建构主体,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对家的舒适性诉求带来了家的空间属性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转变。家空间的变化不仅导致了傣家乐主人和游客在家空间的身份展演多元化和对空间认知多样化的变化,亦让家成为一个兼具有经济、文化消费、社会关系建立及多重身份展演的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空间。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对就地养老的反思——“人”与“地方”关系视角①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理论构建与疫情风险评估

个体在空间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使疫情传播具有复杂性和空间不确定性。但现有学术研究较少在理论上综合考虑个体的空间移动及移动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分析疫情的空间扩散。本文综合考虑个体移动及移动过程中接触,提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的理论构建框架。鉴于公交刷卡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移动路径及车厢内接触的群体,以北京市公交系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构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采用加权度中心性和K-shell分解方法识别疫情高风险区域,提出管控措施,并通过模拟管控措施前后网络社团结构变化来评价管控措施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疫情高风险区域集中分布在城际交通枢纽、商务中心、居住区周边区域。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对基于各类交通系统的疫情风险评估具有普适性,研究结果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启动有效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政策具有借鉴作用。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 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兼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范式选择和理论建构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流空间”视角下高速公路交通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以广东省为例

交通流是城市经济联系最显性的表现,为更清晰地识别城市网络结构提供了新视角。本研究采用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数据作为交通流“关系数据”,综合图论、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和GIS空间分析,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探索高速公路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并利用QAP回归法探究影响网络形成的因素。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高速公路已形成典型的网络式空间结构,具有“小世界”网络效应。其节点度值服从幂律无标度分布,交通出入量基本平衡,节点重要性自区域中心向外围递减;网络有向边权值等级差异显著,优势交通流具有“向心指向”特征和距离依赖性。② GDP、常住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县区间行驶距离等已成为影响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其中人口因素是影响城市间交通流动的主要因素,网络形成受制于距离因素,消费因素逐渐成为刺激城市间交通流动的强大动力。③ 广东省高速公路交通流动模式分为邻近指向型、中心指向型和等级指向型三种,以邻近指向型为典型模式。研究结果对于揭示交通流动规律,丰富城市网络理论,推动道路合理规划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乡村“产居一体”的演进机制与空间图谱解析——以浙江碧门村为例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宗教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的演化过程及机制——以嵩山少林寺为例

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商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其旅游开发的商业化既影响了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选取嵩山少林寺为典型案例,从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形态、旅游景观变迁、旅游世俗化影响等方面,对商业化的演化过程进行刻画与解读;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商业化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的旅游商业化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视角,对客观认知中国宗教型遗产地的商业化开发状态,指导宗教型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控制研究

在实地调查西递主要街道沿街门面的基础上,通过历时性研究,对比2003 年、2008 年及2009 年的数据,发现西递的旅游商业化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地方政府、村委会（旅游公司）、管理人员、当地村民、店铺业主及游客等的深度访谈,追溯其旅游商业化控制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以及博弈过程,总结出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控制的内在逻辑。最后揭示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是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得到有效控制的决定性力量。在历史村镇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中,政府最有能力也最有动力对旅游商业化进行有效的控制。     

物质、情感和权力：跨国移民与家的地理学

随着新文化地理学对流动研究的持续关注,家逐渐成为理解跨国移民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概念。本文回顾了家的地理学与跨国移民研究的文献,结果发现：首先,跨国移民家的研究开始吸收物质、情感地理学及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文化地理学者可以结合物质、情感与权力创新“家”的理论;其次,跨国移民家的空间政治主要是基于女性、边缘化阶层以及形式上的公民权,有关男性、精英阶层、内容上的超公民权等研究不仅会成为跨国移民研究的趋势,也会为流动性背景下家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最后,本文提出跨国移民“家”的实践三要素（物质、情感与权力）概念框图,强调从住宅空间、城市空间与跨国空间尺度对家的实践及尺度互动机制进行探讨。     

基于旅游发展潜力的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探讨——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区划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从旅游发展潜力出发, 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探讨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方法。综合分析各个已有的区划, 并对其进行叠置和合并分析, 确定功能区的基本单元。从城镇影响、社会经济、交通可达、资源影响四个方面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县域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 发现常熟市旅游发展潜力呈现出以县城为中心的圈层空间结构, 并向南部突出。在此基础上, 评价各个基本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 将其划分为重点发展区、引导发展区、限制发展区、不宜发展区四类功能区, 重点发展区和引导发展区依托县城优越的基础设施服务, 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限制发展区和不宜发展区数量最多, 覆盖区域最大, 多分布在县域单元的外部, 距离县城相对较远, 旅游发展难度相对较大。     

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领域化与领域政治——基于东莞东泰社区的案例研究

从领域视角出发,城市化过程即是城市地域的(再)领域化过程,也即空间资源在个人和社会群体间的(再)分配和(再)组织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单位制的解体及社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城市基层地域领域化机制的变革,本文在此背景下以东莞市东泰社区为例,分析了变革后中国城市基层地域领域化动态,探究了其中政府、市场和民间力量主体作用的机制变化。研究发现:单位制下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行政领域化已经被社区制下的市场领域化所替代,同时民间力量开始参与其中。由于缺乏合理的领域化协调机制以及政府角色偏差,城市基层管治呈现恶性的领域政治,成为社区制下城市管治失败不可忽视的原因。换言之,领域单元及领域政治机制建设是当前城市基层管治的要务。为确立有效的城市基层地域管治模式,需要尽快改革社区体制、明确管治单元,并要防止资本和行政权力向生活空间的过度渗透。     

三元空间视角下长三角四省市旅游空间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三元空间为研究视角,对旅游物理空间、旅游信息空间和旅游人本空间进行内涵解释并构建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四省市为研究区域,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等,测算2013—2018年旅游三元空间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各子指标对系统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四省市的三个旅游空间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均呈上升态势,旅游物理空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旅游人本空间次之,旅游信息空间的发展程度最低。从综合评价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来看,上海市和安徽省均属于旅游信息空间发展优先型,江苏省和浙江省均属于旅游人本空间发展优先型（;2）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看,旅游空间呈现出不断协调发展的趋势,但整体耦合协调程度还处于中低水平,四省市的两两空间耦合度好于三元空间耦合结果（;3）从指标关联分析来看,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均对三元空间耦合协调度有较大影响,灰色关联度全部处于“强关联”或“较强关联”状态,但不同空间的二级指标影响力不同,对不同省份的影响程度也略有差别。     

黄土丘陵区乡村国土空间安全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临洮县为例

乡村国土空间安全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黄土丘陵区为研究区,基于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等数据,定量评价了临洮县18个乡镇323个行政村的国土空间安全,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了影响乡村国土空间安全的因素。结果表明：（1）临洮县乡村国土空间安全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表现为：生活空间安全水平>生产空间安全水平>生态空间安全水平。安全水平较高的乡村（69.73%）主要分布在洮河川区灌溉农业区,而低等安全水平的乡村（30.27%）主要分布在县域北部与东部丘陵山地的旱作农业区。（2）临洮县乡村国土空间安全空间分布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分布以高-高（18.52%）、低-高（0.62%）、低-低（9.26%）这3种类型为主,且集聚分布特征明显。（3）地形地势、人口规模、政府投入及区位联系对临洮县的乡村国土空间安全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乡镇其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