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

县级政区是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该文基于行政区划视角,通过县级行政区划的属性分析,发现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是制约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出问题,县级政区过多、过小阻碍中小城市的正常发育,中小城市发展迟缓加剧了城镇体系的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主要原因有：辖区面积偏小造成县(市)资源配置能力较弱,管理幅度较大增加了组织管理的复杂程度,行政边界较多抬高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成本。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合理确定县级政区规模,推进小县合并,缓解县(市)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适时推进建制转换,积极培育中心城市,缓解中等城市发展能级不足问题;有序开展体制改革,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缓解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     

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县级行政区在中国行政区划中起着承上(省)启下(乡、镇)的作用,其行政区划调整关系到国家行政管理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在统计分析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上,将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划分为4个阶段,进而分析和探讨了调整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中存在问题提出了对四川省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对策:加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研究;制定县级行政区的合理分区标准;强化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职能;调整和逐步规范县级行政区边界、行政中心位置和行政区名称.     

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现实影响

采用边界稳定系数、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在政区规模方面,省级政区规模呈持续变动的特征,当前规模总体小于历史上实施“三级制”的多数朝代;(2)在划界原则方面,“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始终是省级政区划界的重要原则,当前省级行政区划“犬牙相入”的特征更加明显;(3)在边界稳定性方面,中国省级行政边界呈整体变动与局部稳定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与清代(1820年)高度相似;(4)在影响效应方面,省界附近县级政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省界地区,省级政区的长期稳定正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行政层级、政区规模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系统改革,高度关注“市制”改革问题,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去2200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时空过程与格局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既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研究是行政区划史的基础,复原和分析历史上长时段政区演变的全过程,是探索地方行政制度变迁规律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支撑。从历代正史地理志等原始史料出发,梳理了过去2200余年（221 BC—2021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长时段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变动特征。研究表明：(1)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的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变化很平稳,唐代与清代是增设县数量较多的朝代,达到两个历史峰值。明清尤其近代以来,增量持续增加,体现了边疆开发与县制扩展的历史进程。(2)历史时期统县政区的管辖幅度（辖县数量）主要呈不断缩小的趋势,由秦代统县政区平均辖县21.3个下降到2021年的8.5个。(3)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的设置呈空间扩展趋势,西晋、辽宋金等时期亦有局部向内收缩。历代县的设置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起点逐渐向外扩展,各区域内部的县级政区的分布密度亦持续增加。(4)黄河中下游地区（今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等地）长期为县级政区分布高密度区,成都平原、关中盆地及山西汾河流域等地的县级政区分布密度也较高。(5)过去2200年县...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     

清代江苏省干湿时空特征分析

通过对清代江苏省干湿文献资料的整理,建立干湿指数序列,结合频次分析、滑动平均、滑动t检验、小波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干湿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850年前涝灾较严重,之后涝灾相对减少;集中发生旱灾的阶段为1701-1721年、1768-1786年和1856-1864年;在10a尺度上检测出干湿变化存在5个跃变事件;干湿序列存在明显的8~11a、18a、30a、40a和100a左右周期;32.5°N以北为涝灾多发区,以南为旱灾多发区,且冷期时旱灾区域较小,暖期时旱灾区域较大。     

清代关中地区土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清代文献资料,探讨关中地区有清一代土地垦殖过程及时空特征。分析认为清代册载田亩数据不能反映本区土地垦殖的真实情况,并与实际情况有相悖之势,但在反映地域变化情况时,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提出关中地区清代土地垦殖过程的五个阶段:即明末清初的抛荒期、顺治十年至乾隆六年的复垦期。乾隆六年至咸丰末年的拓垦期、同治元年至光绪六年的新抛荒期和光绪六年至清末的新复垦期,大致在雍、乾之际宜农土地即已复垦完毕,耕地面积可达或接近原额水平,道、咸年间出现耕地数的历史峰值。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不同地域土地垦殖的差异性,认为关中地区清前期的复垦是以平原、原为主,中期拓垦则以山地、丘陵为主,晚期复垦与康、雍复垦相比,在地域上具有明显的类同性。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effect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critical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timely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major step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ARPE) model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DA) unde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raction,spatial field energy model and power exponential func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influence of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administrative resources,and the potentia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2) The growth rate of ARPE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10 to 2015 was 20.7％ compared to the period 2005 to 2010,and the potential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creased to 3.05％ from 0.21％ before the "cancelling"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of Chaohu.(3)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usefulness of ADA can not only distinguish the complex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accord with re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The ARPE focuses on the both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thereby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ex-plaining and evaluating adjustments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the macro-and mi-cro-scales.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鄂尔多斯高原清代风灾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利用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了鄂尔多斯高原清代的风灾。结果表明:鄂尔多斯高原清代发生风灾51次,平均每5.3 a发生1次。其中轻度风灾16次、中度风灾34次、大风灾1次,分别占风灾总数的31.3%、66.7%、2.0%。研究区清代风灾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1644-1783年,发生风灾24次,平均每5.8 a发生1次,为风灾频次居中的多发阶段。第2阶段为1784-1843年,发生风灾4次,平均每15 a发生1次,为风灾频次最少的低发阶段。第3阶段为1844-1911年,发生风灾23次,平均每3.0 a发生1次,为风灾频次最高的多发阶段。从清代早期到晚期,鄂尔多斯高原风灾频次呈上升趋势。鄂尔多斯高原清代有4次风灾爆发期,分别为公元1708-1710年、1851-1853年、1878-1884年和1908-1910年。在1878-1910年间有2次风灾爆发期,对应于中国东部和北半球的低温期。鄂尔多斯高原清代风灾有6 a左右的短周期和23 a左右的长周期,其中23 a的周期是第一主周期。该区风灾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强冬季风的活动,在气候寒冷期或干旱期发生频率较高。     

清末以来洞庭湖区通江湖泊的时空演变

本文利用清光绪22年以来17个时段的多种历史地图和航天航空遥感数据,采用遥感解译、数据统计分析与历史对比方法,分析清末以来洞庭湖区通江湖泊面积的时序变化,探究空间演变特征。结合水利部门发布的典型年份监测数据,检验了遥感获取的湖泊面积精度,误差仅为0.62%。结果显示：洞庭湖通江湖泊面积从1896年的5216.37 km²减少到2019年的2702.74 km²,萎缩率为48.19%。1949年前的53年为明显萎缩期,年均萎缩15.66 km²;20世纪50年代为陡崖式萎缩期,年均萎缩139.05 km²;20世纪60—70年代为快速萎缩期,年均萎缩21.66 km²;1980年以来为基本稳定期,年均萎缩0.13 km²,面积仅减少了5.10 km²。就具体湖泊而言,东洞庭湖是各通江湖泊中面积萎缩最大的湖泊,减幅为922.60 km²;其次是目平湖,减幅为588.05 km²;再次是南洞庭湖,减幅为448.37 km²;七里湖的面积变化很小,但经历了先扩张后萎缩的过程。1998—2002年实施“退田还湖”工程,洞庭湖面积增加了10.50 km²。总体而言,清末以来洞庭湖区通江湖泊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大通湖的封闭析出、整修南洞庭湖的湖垸置换与南迁、围垦西洞庭湖的局部残存、东洞庭湖的三面合围以及1998年特大洪灾后有限的“退田还湖”。本文为长江流域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战略提供了客观资料和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