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研究探索

通过梳理西方100多a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系统总结和归纳其海洋地缘政治发展的4个阶段与特征：自然演进模式下的海洋地缘政治理论形成阶段（ 1890s前）、国家空间-权力关系下的理论发展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海洋地缘政治的现代化阶段（1960s-1990s）、新海洋地缘政治理论阶段（1990s后）。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起步较晚且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缘政治学者在海洋地缘政治领域的探索历程发现：中国海洋地缘政治发展缺乏相关学科理论的支撑和整合,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手段也较为单一并缺乏建设性的实证研究,这与中国在世界“海洋地缘环境”格局中的现状严重不符。因此,面对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多尺度转向”背景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提出发展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作为响应,并深入探讨“海洋地缘环境”的内涵与研究的空间尺度。最后,对海洋地缘环境近期重点研究方向做出展望：① 深化海洋地缘环境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② 加强不同尺度的海洋地缘环境时空分异格局及其形成机理研究;③ 安全转向背景下的多尺度海洋地缘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④ 结合中国实际,加强边境与边界的相关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它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乃至于利益格局和地缘关系,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世界地缘格局重组关键期,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随着气候变化对各国国内竞争力,以及重要地缘战略地区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关系,气候变化时代的地缘政治逐渐影响到各国战略和外交。本文围绕利益和博弈来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国际气候谈判中,权衡利益,处理好复杂的大国关系;加强风险研判,积极与美国和欧盟开展能源、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依托“一带一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南南合作”方面,创新机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最后,提出地理学界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方面应加强的研究方向。     

21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格局与演化——高技术产品贸易视角

当前,技术主权化和科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显现,全球迈入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科技权力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基于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高技术产品贸易权力静态比较模型,动态刻画了新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领域及均势区变动过程：① 全球科技权力版图加速重构,科技权力重心系统性东移,由美国“一极独大”格局向“中美双核”驱动态势演化,双方在科技权力博弈上此消彼长,形成东西并立的格局;② 中国科技权力空间迅速由周边地区向“一带一路”沿线扩展,美国科技权力空间出现明显收缩,但仍居领导地位;③ 中美科技权力均势区向发达国家、创新资源禀赋型国家转移,欧洲成为双方科技权力的重要均势区,电子技术和光电技术产品则是双方博弈的焦点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自然灾害危险性与灾损空间格局研究

灾害危险性和灾害损失是区域灾害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国别尺度,无法表征国家内部和经济带沿线的灾害损失特征。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洪涝、干旱、风暴、地震4类主要自然灾害的历史数据,提出灾害数据空间尺度下推方法,构建了基于省级尺度的灾害数据库,从灾害发生频次与灾害损失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主要灾害危险性和人口、经济损失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综合灾损高值区的主导灾害。研究表明2003—2018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灾害发生广泛,各类灾害危险性和损失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81.4%区域均有灾害发生,洪涝灾害发生范围最广,风暴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干旱灾害集中在中国北部和泰国等地,地震多分布于地震带沿线;全域人口损失以洪涝（53%）、干旱（26%）为主,经济损失以洪涝（49%）、地震（23%）为主,各地区人口和经济损失因区域内人口和经济基础不同存在空间差异;大部分区域损失由单一灾害主导,仅小部分地区损失受多种灾害共同影响。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针对各灾害高危区、灾损高值区及各地区主导灾害制定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措施,为未来“一带一路”的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与综合减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支撑。     

人文地理学视域下中国边境地区研究进展与展望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文化邻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强度的影响

跨国科研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而相互信任则是科研合作的重要基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文化环境差异都较大,文化邻近对于增进国家间相互信任,进而推动跨国科研合作就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以往研究主要以合著科研论文数量来测度国家间的科研合作水平,可能放大了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发文总量等的影响,本研究基于2007—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66国间的合著科研论文数量,以改进的Salton指数表征的科研论文合作强度测度国家间科研合作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沿线各国在2007—2013年和2014—2020年两个时间段内科研合作强度的演变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着重考察文化邻近的可能影响。研究表明：① 综合分析论文合作规模和合作强度,能够识别出建立在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邻近之上的两国间真正的强合作关系,宗教邻近有助于增进互信,语言邻近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方便了科研合作过程中的交流和沟通。② 2007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科研合作空间格局已由“两核九中心”转变为“一核八中心”,中国成为网络中唯一的核心,与其他国家的加权度中心性差距不断扩大。③ 国家发文量、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政治关系、地理距离、语言邻近和宗教邻近等均对科研合作强度有显著影响,其中文化（语言和宗教）邻近的影响最为显著,但也趋于减弱,语言邻近的影响要强于宗教邻近,并且只有语言相同或属于同一语支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间的科研合作。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沿线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文化邻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研合作网络的建设。未来,有必要更加重视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以增进科研合作领域的信任关系,推动科研合作取得实效。     

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基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积极构建其国家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综合问题。研究援引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工具,以在津巴布韦的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探讨了津巴布韦不同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想象不再受到以其国家宣传话语主导的基于殖民历史和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支配。相反,在其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其与非洲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不断等时代背景下,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产生了剧烈变化,不同主体之间（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协会、企业和个体等）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因此不再受到历史叙事的单方面影响,也受到流动的中国企业、移民及其在地实践,以及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变化与这种实践之间的互动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不断解构和重构。研究拓展了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对话语的理解,强化了该理论与现实问题产生互动的潜力。从应用价值来看,研究讨论了它塑路径对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逻辑,对于全球转型背景下如何打造中国国家形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国际河流研究进展及展望

我国因发育了亚洲大陆的主要国际河流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近30年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变化与跨境影响、地缘合作与安全维护等,广受国际关注,成为地理、生态和地缘政治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本文按“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跨境生态安全”等关键词,从《地理学报》及其英文版J. Geographical Sciences中检索近30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以此为主要依据,回顾地理学对我国国际河流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判识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地缘合作等重大需求,展望研究前景。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2013年9、10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因而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提出,具有强烈的政治地理内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实用学科的发展思维,而应置于较为宏观的政治地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对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话题的关注,本文从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阐释和思考：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尺度提升的空间管治思维。面对湾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多尺度、多元的城市(区域)竞合现状,设计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处理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非常有效;②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挑战。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解决(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认同危机对于凝聚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向心力意义重大;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非常重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贸易结构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演变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表现研究进展

随着中国崛起,世界主要大国将战略中心转移至亚洲并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等经济途径重塑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形势变得极其复杂。中国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经济途径化解。本文按照全球—区域—国家间的尺度,探讨了国际经济组织、经济联盟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等3种主要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空间表现。结果表明：通过国家间经济依赖的不对称性改变各国权力大小,进而影响地缘格局中地缘体的权力分配,其空间表现主要为影响地区冲突和改变国家地缘空间影响范围。而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则通过权力再平衡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其空间表现主要为数量增长、交错分布和空间范围扩大。中国学者对如何通过经济途径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改善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不够充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更为关注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乃至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为此,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①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成为有效的地缘影响力;②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拓展中国地缘政治空间;③“一带一路”空间走向及沿线国家;④多尺度经济途径影响效应分析;⑤运用定量模拟方法探求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等,为中国的地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实证。     

印度洋通道及其对中国地缘环境影响

印度洋通道是中国获取能源和其他资源、出口工业产品并同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国家交流合作的生命线。随着中美关系和中国周边地缘态势的深刻变化,中国需要积极谋划逐渐降低对传统的南海—马六甲海峡通道的依赖,建设新的印度洋通道,从而降低自身的地缘环境风险,并由此优化国内经济发展布局,推动西南沿边地区进一步开发与开放,并提升中国同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水平。本研究从通道的定义和特征出发,梳理了现有及潜在的印度洋通道,比较分析了各条通道的战略意义、前景及地缘环境影响,从而为中国的印度洋战略构建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提供新的视角和见解。     

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对东北亚资源合作的影响研究（英文）

以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本研究总结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的基本概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回顾了基本的地缘政治理论及其研究进展。继而在概括东亚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特点的基础上,论文总结了中蒙之间、中俄之间地缘政治关系发展趋势,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打破了亚太地缘力量平衡格局,中国利益受到来自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强力挑战。随后,论文以东北亚能源市场为例探讨了地缘环境变化对区域资源市场的影响。其中,对中国而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应对地缘环境危机的策略;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受到西方制裁后将眼光投向亚洲,加之中俄之间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双方的资源合作水平有望进一步提高;蒙古国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很大,美国重返亚洲之后,蒙古国调整了自己的地缘战略,企图借美国力量制衡中俄在蒙古国的影响力,虽然中蒙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总体上是向好发展,但美国的介入增加了中蒙资源合作的不确定性;因日韩为美国盟友,中俄与美国的地缘利益冲突将减少其在东北亚资源市场上的份额;对朝鲜来说,因其经济总量很小,对区域资源市场影响不大。     

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

伴随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围绕古典地缘战略理论的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激起有关“一带一路”是否是中国当前全球地缘战略的讨论。2019年新冠疫情叠加中美大脱钩使得中国适时调整和制定符合当前整体地缘环境态势的地缘战略迫在眉睫,这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能否实现。本文借鉴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概念重新解读了古典的地缘战略理论。在归纳总结古典地缘战略理论所具有的固有特征后,反驳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地缘战略的观点。借用古典地缘战略隐含的构建方式,在分析全球地缘环境、中美地缘关系和中国地缘环境后,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前中国的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继续围绕中国周边地区的对抗甚至全球尺度的冲突对于双方甚至全球都是不利的。中美必须走出过去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强国必霸的主体间性的共识,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中美互动实践的良性循环,以此结束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走向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与全球战略

简要叙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崛起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当今全球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重要区域（国家）的地缘政治倾向及与中国发展经贸和产能合作可能的前景,指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可能将遇到的问题,并就加强“一带一路”研究及资料收集、整理、管理工作提了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安全的海外港口战略布局研究

本文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通道网络安全的海外港口布局,对沿线集装箱港口及航线挂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通道通航受阻时网络连通性的变化。根据地缘特点,对“海上丝绸之路”所覆盖海域的通道安全进行了风险分析;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网络的风险控制,保障其互联互通,结合地缘风险探讨了近年来我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投资的分布状况。研究表明,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性,应在保障本国港口和周边海域海上通行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不稳定因素的治理,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国家间的友好往来;重点加强在莫桑比克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周围的港口布点;在主动布局各海上通道投资港口的同时,还应不断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提升海军的远洋能力,增加我国在重要海上通道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积极推动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区域的和平发展。本文成果对于科学规划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港口布局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地缘位势视角下中美俄与伊朗的地缘关系解析

在厘清空间视角下权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9·11”事件后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演化特征,结合国别研究尝试解读中美俄与伊朗的地缘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美国在伊朗的地缘位势在负向高位区间频繁波动,俄罗斯的位势在正向中位区间小幅波动,美国和俄罗斯的波动呈现“强－强”机制,中国的位势变化则与其较为剥离,呈“S”型曲线大幅增长。2）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是地理位置、地缘外交、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位置是基底要素,地缘外交是决定要素,地缘经济是驱动要素,地缘文化是协作要素。3）中伊的地缘战略空间互补性重叠,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双边经贸依赖的加深提升着地缘关系的强度和密度;美伊的地缘关系偶有缓和但总体较差,呈现出的波动性是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环境下的双重应答;俄伊地缘关系紧密缘于传统地理空间邻近和地缘战略考量,两国间存在着由经济利益、政治选择、安全保障等各种因素构成的稳定却复杂的地缘关系网络。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