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参照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系列研究选取全球526个主要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分析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空间结构方面,“头部”城市格局稳定,欧美城市垄断明显;城市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网络中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均呈现出非均衡特征,网络重心有显著的东移和南移趋势。② 拓扑特征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性不断增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和“社群”结构;不同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③ 驱动因素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由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驱动因素包括当代知识创新范式的转变、知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演进、知识组合的特定方式、合作对象择取的“偏好依附”以及维持合作关系的“社会纽带”;外生驱动因素包括地理邻近、国家边界、区域协定以及殖民历史。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例

不必地理邻接即可产生外部性关系,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集聚外部性理论形成挑战,也诱发多种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思考。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研究案例,通过城市间地理距离、手机通话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距离权重矩阵来表征不同的邻近性,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经济溢出的各自影响和共同作用。研究发现：①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比二者之一对城市经济溢出影响更加显著;②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地理与信息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抑制城市经济外溢,社会邻近视角下则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地理邻近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③ 由于城市规模与控制能力差异较大,辽宁省城市网络难以实现正向的经济外溢,但社会邻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溢出。因此,处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需积极参与和主动嵌入城市网络中,才有可能获得转变“外部不经济”为正向溢出的机会,应重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与社会联系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作用。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     

基于文化产业企业网络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论文通过对230家“新三板”文化产业挂牌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关联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文化产业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比较文化产业城市网络与其他类型城市网络的差异性,并探索影响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经济社会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文化产业挂牌企业地理分布呈现出地域分散但数量集中的特点,城市网络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并未表现出常见的“菱形结构”;② 网络核心节点以东中部发达城市以及少数具有特殊资源的城市为主,多数城市的对外输出能力有限;③ 城市网络扩散以核心节点城市间的等级扩散为主,邻近城市间的扩散效应不明显,同时本地网络(即城市内部网络)对文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贡献度低于跨地域网络;④ 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网络结构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其市场需求和发展条件的不同;⑤ 地方政府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是影响中国文化产业企业布局和网络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则较为不明显,反映出中国文化产业的独特性。     

多维邻近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世界市场的产业联系动态演化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既有模式遭遇内部红利消失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双重困境,探讨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产业联系特征及其动态演化机制,对寻找中国产业对外联系的破局方向至关重要。基于1995—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从国家尺度刻画世界产业相互依赖网络,并着重关注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角色与地位演变。研究发现：① 1995—2014年中国从世界生产联系网络的边缘国家演变成为沟通东亚、东南亚地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桥梁,并从美欧主干联系的“局外人”升级成为链接欧美产业网络的重要枢纽。而2015—2019年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逐渐进入曲折发展的瓶颈期。②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基础资源行业和制造业正不断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供给侧。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服务业对世界产业网络的供给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③ 从需求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与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在制造业与基建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交通、物流、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国际影响力在2005年后逐步下降。④ 中国产业获取本地附加值总体持续增长,但附加值捕获的效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多维邻近性、贸易保护对中国—世界产业联系的作用,发现：中国对外产业联系的演化受地理、认知、社会与制度4个维度的邻近性影响并形成路径依赖。其中地理与认知邻近性的影响最为广泛,而社会与制度邻近性仅对产业联系形式更加复杂的中间生产联系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最终需求联系有促进作用,技术贸易壁垒与反倾销调查会削弱中国对外产业联系;卫生安全检疫措施对最终市场需求联系有显著削弱作用,而对中间产品生产联系的作用并不显著。综上所述,生产型服务业与总体附加值获取效率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潜力方向,而内销—出口平衡与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策略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合理举措。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特征及其多维邻近性成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网络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已成为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利用Ucinet软件,从区域、主体性质等维度,刻画了2009—2014年产业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创新网络特征。运用PLS-SEM模型,探究全国及不同区域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影响过程及原因。研究发现：① 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活动集中在大城市和三大城市群不同,其合作创新网络主要集聚在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网络明显较弱。同时,创新能力欠发达的区域出现了与其数量不匹配的合作创新规模。② 总的来看,全国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国家电网是网络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在京津冀,大型国企集团控制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最活跃,网络外向程度高。在长三角,区域内主体类型混合多样,“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活跃,网络外向程度较高。在珠三角,民营企业是网络的主要主体,区域网络结构松散,合作创新活跃度低,网络外向程度高。③ 从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成因看,在全国尺度,组织关系与知识搜寻是全国网络形成的两大动力。在京津冀,国电集团强有力推动跨区域网络形成。在长三角,国电系及区域大企业影响网络形成,丰富的知识源推动合作创新发生。在珠三角,地理邻近性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影响有限,知识需求推动了跨区域合作。     

基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的中国城市网络特征研究

结构特征与权力等级是城市网络的重要要素。基于“产业-区位”视角,通过对2012年中国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分析,凝炼中国城市网络特征。研究发现：① 基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的中国城市网络表现出明显的“低密度-多核心、高聚类-少趋同”的结构特征。② 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权力等级存在显著“悖论”,即城市节点的网络地位不仅取决于链接城市的数量,还需考虑关联网络的空间属性和资本容量。③ 城市网络权力等级中既包括上海、重庆等领导核心城市,也包括广州、芜湖等中心集约城市和苏州、成都等权力门户城市,说明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不仅能有效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真实权力属性,也更符合经济现象的地理空间非均衡规律。④ 重庆、上海、天津、长春、北京、十堰等领导核心城市并未完全锁定中国六大汽车产业集聚区,其中长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突出,珠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弱。     

文化邻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强度的影响

跨国科研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而相互信任则是科研合作的重要基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文化环境差异都较大,文化邻近对于增进国家间相互信任,进而推动跨国科研合作就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以往研究主要以合著科研论文数量来测度国家间的科研合作水平,可能放大了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发文总量等的影响,本研究基于2007—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66国间的合著科研论文数量,以改进的Salton指数表征的科研论文合作强度测度国家间科研合作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沿线各国在2007—2013年和2014—2020年两个时间段内科研合作强度的演变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着重考察文化邻近的可能影响。研究表明：① 综合分析论文合作规模和合作强度,能够识别出建立在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邻近之上的两国间真正的强合作关系,宗教邻近有助于增进互信,语言邻近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方便了科研合作过程中的交流和沟通。② 2007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科研合作空间格局已由“两核九中心”转变为“一核八中心”,中国成为网络中唯一的核心,与其他国家的加权度中心性差距不断扩大。③ 国家发文量、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政治关系、地理距离、语言邻近和宗教邻近等均对科研合作强度有显著影响,其中文化（语言和宗教）邻近的影响最为显著,但也趋于减弱,语言邻近的影响要强于宗教邻近,并且只有语言相同或属于同一语支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间的科研合作。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沿线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文化邻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研合作网络的建设。未来,有必要更加重视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以增进科研合作领域的信任关系,推动科研合作取得实效。     

国外乡村地理关系研究范式进展与启示

随着区域一体化政策和信息、交通等设施的推进,乡村地区被纳入更为广泛的要素流通与经济过程中,乡村地区被内、外经济社会多重联系重新定义。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地理关系范式研究进展,重点探讨了乡村地区能否通过加强外向联系来削弱其地理区位边缘性这一核心问题,同时探讨了关系研究范式在中国乡村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构建起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关系地理研究框架。西方乡村地理学者提出了关系的研究范式以适应乡村地区新的发展背景,在关系视角的研究语境中,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参与主体被当作真正的研究对象,关注参与主体间各类“流”要素及其关系;同时,距离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地理空间呈现虚、实交互的特征,关系距离是对基于位空间的乡村研究的补充;此外,关系资本、弱关系和嵌入性等“关系”概念重新定义了乡村社会经济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地理区位与地方性特征仍然是乡村产业发展及参与外部竞争最重要的资本,但以通信、交通等设施为代表的“硬”环境的改善对弥补乡村区位劣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因而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需要从制度空间、学习空间、“非正式”社交网络等“软”环境的建设着手,促进信息、技术和资本等“流”要素的移动,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和功能的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形成机制

探讨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可为实现区域用水效率协同提升提供新的政策视角。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出其2009—2018年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基于此构建其空间关联矩阵,继而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结构、个体结构及其空间聚类方式,最后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法探讨网络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研究期内提升显著,空间关联网络格局显现,且整体网络可达性较强,几乎不存在非对称性可达的联系对,仍存在关联不紧密、网络结构稳定性欠佳等问题;② 上中下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着中心行动者、中介沟通者的重要作用,呈现“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③ 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板块可划分为净溢出、主受益和双向溢出板块,各板块成员组成符合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分布特征;④ 城市间地理邻近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外开放程度差异等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文化演出消费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城市文化职能和全球文化城市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兴视角。借助“大麦网”数据,基于空间分析和岭回归方法,揭示基于文化演出消费活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对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形成补充。研究表明：①文化巡回演出的城市网络呈现出中国城市网络中常见的“菱形结构”,但是向二、三线城市渗透的趋势较为明显,体现了不同级别城市本地文化生产能力的差异以及文化演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②中西部省会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而东部沿海地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不同地区演出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在对外文化联系中地位的差异;③不同类型文化演出在空间分布和网络结构上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其市场结构和盈利模式的差异以及城市地方文化消费特征的影响;④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投入、城市总体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文化演出消费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反映出文化演出消费的独特性。     

互联网对中国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院线”与“网络”电影的比较

以中国2017年公映的305部“院线电影”和上线的1 025部“网络电影”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维度比较分析了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差异,并运用计量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测度了互联网对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结果发现：1）互联网没有带来地理终结。两类电影企业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都高达0.9以上,皆存在高度聚集,但网络电影企业空间分布相对略微分散。2）相对于院线电影,网络电影产业网络联系的规模和平均最短路径皆更大,连通度和中心势皆更小。3）计量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集聚的电影生产企业更多,尤其能对网络电影企业产生更强的吸引。QAP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之间更容易建立产业网络联系,尤其是建立“网络电影”生产的分工联系。     

中国城际技术转移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专利交易数据,融合数据挖掘、社会网络、空间分析等方法,从节点、关联、模块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揭示中国城际技术转移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① 技术转移整体强度偏低,空间极化严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成为技术转移的活跃地带。② 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是全国技术转移网络的“集线器”,发挥城际技术流的集散枢纽和中转桥梁作用,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处于网络边缘,整个网络发育典型的核心—边缘式和枢纽—网络式结构。③ 技术关联的空间层级和马太效应凸显,形成以北京、上海、广深为顶点的“三角形”技术关联骨架结构,技术流集聚在东部地带经济发达的城市之间和具有高技术能级的城市之间,中西部技术结网不足,呈现碎片化。④ 技术转移网络形成明显的四类板块（子群）,具明显自反性和溢出效应,其空间聚类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式块状集聚,也有“舍近求远”式点状“飞地”镶嵌。⑤ 城际技术流呈现等级扩散、接触扩散、跳跃扩散等多种空间扩散模式,其流向表现出经济指向性和行政等级指向性特征。⑥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策支持等主体属性和地理、技术、社会、产业邻近性的城市主体关系均会影响其技术转移强度。     

风险投资网络与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的时空耦合及其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利用200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风险投资事件和联合专利申请数据,构建风险投资网络和绿色技术创新网络,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方法探究地理、经济、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风险投资网络和绿色技术创新网络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风险投资网络与绿色技术创新网络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高协调水平区域在空间上呈“Z”型格局,整体协调水平从内陆城市向沿海城市逐渐提高;4项邻近性指标对2个网络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邻近性、风险投资网络的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对2个网络耦合协调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的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对2个网络耦合协调发展影响不显著。     

多元流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金融、信息和交通等多要素流视角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的层级、格局与方向进行了分析,并借助QAP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各要素城市网络中心性地区差异显著,交通网络差异最大且规模分布最为集中,西部中小城市交通发展滞后;信息网络差异较小,人口大市和旅游城市中心性较高;金融网络差异最小且规模分布最为分散,东部地区整体优势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主干金融网络连通了流域各中心城市及山东、河南各市,形成菱形网络;主干信息网络呈现为以省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若干星形组团;主干交通网络以主要交通干线为轴,形成轴辐式网络,且各主干网络均是以西安、郑州和济南为核心。③ 城市间金融联系择优连接最为明显,信息联系以择优连接为主,在河南、山东表现出一定的邻近连接,交通联系邻近连接特征最为明显,形成若干交通次中心。④ 城市全球化水平、行政等级和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及省际行政壁垒是影响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     

中国城市间技术转移的空间特征与邻近性机理

技术转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城市作为多种要素流动的中心,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状况,是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技术转移的机理进行探讨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论文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00—2015年的专利转移数据,借助Gephi、ArcGIS和Stata等工具,对中国技术转移网络的主体结构、分部类模式及其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就技术转移网络的主体而言,虽然民营企业和高校的地位不断攀升,但多数联系建立在高校、科研院所与其衍生企业之间,说明网络整体连通性较低,溢出效应微弱;② 从分部类专利转移数据来看,对创新能力要求较高的知识往往在相对较少的地方产生,且其转移的空间尺度主要集中于城市内,说明中国城市间技术转移存在一定的地域阻隔;③ 对多维邻近性及其影响的回归分析表明,多数城市在建立创新联系时,更倾向与同一行政区内或地理、技术规模邻近的城市进行专利转移,即地理邻近、技术邻近、社会邻近对中国产学研合作网络的构架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体育场馆产业虚拟集群的构建

基于互联网技术在产业领域全面渗透的发展形势,部分学者提出“网络空间邻近性将取代地理空间邻近性”的论断,而另一部分研究结论坚持认为网络信息技术与平台是线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同时提出线下实体产业自身及其关联产业之间的地理要素对线上虚拟平台的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文章从地理空间的视角,试图阐释体育场馆虚拟集群构建的地理学研究基础和关注重点,分析体育场馆地理聚集效应无法形成的原因,总结归纳产业虚拟集群具有促进产业聚集形态、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建立分工协作关系、带动合作与竞争氛围、形成柔性化创新模式等作用,提出构建虚拟集群是未来体育场馆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目前,中国体育场馆产业虚拟集群是横向各成员间合作与竞争的利益价值链,纵向是供需两端线上下产销价值链,共同构成了集群基本的结构体系;根据集群产业的主体规模、地理位置、产权属性和网络化程度等,场馆产业虚拟集群可分为单体型、连锁型、联盟型;而根据场馆产业集群的结构体系和功能特征,其发展过程需历经技术融合、产品改造、结构优化3个升级阶段。最终,建议通过正确认识场馆虚拟集群构建的地理性涵义,持续提升线下场馆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发挥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牵头结盟作用,建立场馆虚拟集群成员准入监督机制,为虚拟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数字地理视角的乡村研究及展望

在数字技术日渐渗透进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成为地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地理学研究出现“数字转向”。在以城市为主体的数字地理研究不断涌现之时,乡村也日益融入全球信息与技术网络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向乡村渗透,乡村的“数字化”研究理应受到重视。数字技术在多个层面影响乡村的发展,从城乡数字鸿沟、乡村重构和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身体三个角度梳理数字地理研究背景下数字技术对乡村的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乡村数字技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的城乡差异使得城乡数字鸿沟扩大,而乡村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推动城乡互联互通,缩减城乡鸿沟。乡村在与数字技术邂逅过程中,日益转变为混杂空间,数字技术重构了乡村性和乡村关系网络。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下,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的身体实践能够反映乡村社会中人地关系互动的变化,也深化了对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呼应地理学的“数字转向”,研究从城乡、乡村和身体尺度思考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有益于从其相互联系中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路径,为乡村研究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