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犯罪类型受害者报警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数据,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框架,对广州地区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四大犯罪类型受害者的报警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扒窃和诈骗的发生率较高,但报警率较低;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发生率较低,但报警率较高。逻辑回归结果表明,损失的财产价值是影响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受害者报警行为的共同因素,损失越大,报警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户口状态对扒窃报警行为有影响;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还受个人客观属性和主观感知的影响。表明西方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适用于中国的报警率研究,但在选择具体的衡量指标时应更慎重;在对用公安部门的数据进行犯罪空间分析时,应注意报警率的影响。     

住宅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关系——以广州丽江花园为例

作为"破碎城市"的典型表征,西方学者对门禁社区持负面态度,然而门禁社区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的联系和社会关系,并通过分析门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围墙内外居民彼此间的态度和社会交往来探讨门禁社区的影响...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特征及社会分异——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事关城市居民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基于微观个体行为的公共服务消费特征探讨,有助于从需求角度审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有效性及公平性。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转型期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及社会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广州中心城区医疗服务设施配置对城市居民购房选择的影响弱于公园绿地、教育和商业设施;费用支出、服务态度及技术设备条件决定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选择,空间距离作用较小;医疗服务消费出行时间集中在35 min内,出行方式以步行和公交为主;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以自费为主,消费评价总体不高。在社会分异上,高收入群体更重视医疗服务口碑和技术设备条件,对费用支出关注程度较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选择偏好区级及以上高等级医疗服务,对公立医疗设施评价最高;而中低收入群体以"自己处理"及选择低等级医疗设施为主;公立医疗服务空间分布相对均衡,民营医疗设施则与中低收入群体更为接近,这与西方城市公共资源分布格局中的"服务反比例法则"不一致。     

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空间结构研究——以家族关系为例

以图们江地区8个城市的家族成员迁移数据为例,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及分析方法,对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已初具规模,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都不断增大,尤其是2000年以后增速较为明显,网络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优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外联系的主要方向为东北、山东、北京以及韩国、日本等国家,网络外向性显著。在该地区的城市中延吉市中心度最强,核心地位比较突出;敦化市其次,是该地区与国内其它地区联系的门户。网络联系主要指向中心城市,其它城市间的联系强度较弱,导致整体网络的效率降低。面对国务院主导的长吉图开发战略和新一轮图们江地区区域国际合作的大好形势,该研究成果可为该地区的城市发展、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城市居民休闲的地方依恋研究——以广州荔枝湾为例

以广州荔枝湾为例,城市居民对休闲空间的地方依恋可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其中,地方认同即情感性依恋强于地方依赖即功能性依恋。城市居民对休闲空间的地方依恋及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的程度随休闲距离的增加而衰减,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同时,还受到闲暇时间的影响,但并不受收入水平的影响。依据休闲活动的地方依赖度和地方认同度差异,可将城市居民划分为功能需求型、地方冷淡型、地方依恋型和情感认同型4类休闲群体。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     

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广州市服务业与综合城镇化及其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不同层次内部耦合协调状态的特点以及服务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2000-2017 年,广州的服务业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幅持续上升,二者整体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其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由 0.171 0 增长到 0.974 1,从低协调耦合阶段上升至极耦合协调阶段。服务业与 4 类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尤其是后者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的上升波动性相对较大;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良好耦合对综合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起拉动作用,而经济城镇化这一子系统则起阻滞作用;保持拉动优势,解决阻滞劣势是加快广州城市发展的良好路径。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基于融入-隔离双向对比的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厦泉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广州城市交通系统与空间格局互动影响研究

该文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城市交通系统与空间格局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对广州城市交通系统与空间格局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对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有引导作用;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会产生反馈作用,客观上影响着交通系统的空间布局,两者之间存在—个互动反馈作用环。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基于分形理论与GIS的城区交通路网复杂性分析——以广州市城区为例

以广州市城区为例,基于分形理论,借助GIS技术手段,测度广州市城区1957、1982和2008年交通网络的盒子维数。结果表明:①广州市城区路网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不同区域的盒子维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城市路网覆盖度不断提高,道路密度和通达性不断增强;②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行政区路网盒子维数的差异和增幅大小,把广州市城区路网发育划分为3种不同类型:成熟型(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发展型(黄埔区、芳村区、白云区),拓展型(海珠区、天河区);③建立不同区域盒子维数与年代的线性、指数和幂指数函数关系,经对比发现指数函数关系拟合度最好,其相关系数R2>0.8,表明广州市城区交通网络近50年来发展迅速,而且这种态势还将持续下去。     

广州市社会空间景观形态演化初探

相对于形体空间而言 ,社会空间是一个更深层面的城市空间领域 ,在城市形体空间日新月异的嬗变中 ,社会空间内涵的演化显得更为缓慢和深刻。以广州市为例 ,探讨这种景观形态演化的特性及其对现代城市形象建设和个性塑造的意义。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旅游地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研究

在商品经济影响下,乡村社会关系正发生多途径、多层次重构,由于社会关系与空间形态辩证统一,社会关系的异化将引起空间形态的变化。以南京市世凹美丽乡村示范村为案例,从传统社会结构观念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出发,建立研究假设,通过2014年、2016年和2018持续跟踪调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乡村经济社会空间交互过程。结果表明：① 所选乡村社会网络发展符合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相互作用的发展规律,具有替代效应、挤出效应与互补效应3个明显阶段,符合研究假设;② 网络模式由轮轴模式演化到“结构洞”模式再到合作与分派模式,且分别对应扩散型、分支型与簇群型网络结构,伴随行动者的淘汰与迁出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增强;③ 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格局重构与乡村空间衰退现象,形成优势经营者区域、原住民的边缘集聚区、外来经营者区域与空间衰退区域。     

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空差异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其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此外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建成环境对休闲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地,结合居民的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高度集中于12:00~14:00,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通达性度量与空间特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轨道交通网络为例,基于公交乘客出行心理特征提出换乘次数和出行时间为网络通达性度量指标;应用公交路径分析算法,获取节点(地铁站)间的最少换乘次数和出行时间,构建换乘和时间矩阵,实现节点的换乘和时间通达性指标计算;在轨道交通网络空间连通性评价的基础上,应用ArcGIS的反距离权重插值方法生成等值线图,勾画出整体网络的通达性空间格局,阐述其空间特征;进一步讨论目前广州市轨道交通网络空间结构的不足,并提出未来发展建议.     

利益统筹视角下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存量建设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对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关键,而多方参与主体为此进行的复杂利益博弈,则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阻力。鉴于此,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基于利益主体博弈视角,分析城市更新政策演进中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变,并从价值导向、权益认定和管理体系三方面阐释影响城市更新主体利益平衡难、博弈周期长的难点,进而从促进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实施的目标出发,结合改造方案编制的技术要点、审批流程与制度设计,从“公共优先、权益共享、一体化实施”3个方面提出了利益统筹的对策,以及引导价值转变,到合理认定权益,并通过管理体系统筹利益分配的实施路径,以加快城市更新共识的达成,实现存量土地价值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