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

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回流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流劳动力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距离是人口流动空间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多维邻近性视角下探究多种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有利于深化对人口回流机制的理解。论文借鉴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回流群体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大龄已婚流动人口,其在劳动力市场不占优势,但家庭对其情感需求与依赖较大,回流意愿明显。② 不同维度邻近性均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有较强解释力,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回流意愿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长距离跨省或跨方言区迁移的劳动力回流意愿更为强烈。③ 不同邻近性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高学历群体回流意愿受其所在流入地参保情况的抑制,同时受到方言和地理距离的不同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则较易受非正式制度邻近性影响而选择回流;长期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会因其已熟悉流入地方言并在流入地积极参保而降低。     

多维邻近性对区域创新合作网络形成的影响——基于江浙沪医学科研机构的实证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合著论文信息为基础构建江浙沪区域医学科研机构合作网络,采用计量分析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考察多维邻近性（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该区域医学领域创新合作网络形成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地理邻近性和非地理邻近性之间的交互效应（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研究发现：① 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和认知邻近性对该区域医学创新合作网络的形成有促进作用,而文化邻近性的作用不显著;② 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之间存在替代效应;③ 地理邻近性与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之间均存在互补效应;④ 地理邻近性与文化邻近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多维邻近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世界市场的产业联系动态演化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既有模式遭遇内部红利消失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双重困境,探讨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产业联系特征及其动态演化机制,对寻找中国产业对外联系的破局方向至关重要。基于1995—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从国家尺度刻画世界产业相互依赖网络,并着重关注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角色与地位演变。研究发现：① 1995—2014年中国从世界生产联系网络的边缘国家演变成为沟通东亚、东南亚地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桥梁,并从美欧主干联系的“局外人”升级成为链接欧美产业网络的重要枢纽。而2015—2019年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逐渐进入曲折发展的瓶颈期。②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基础资源行业和制造业正不断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供给侧。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服务业对世界产业网络的供给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③ 从需求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与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在制造业与基建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交通、物流、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国际影响力在2005年后逐步下降。④ 中国产业获取本地附加值总体持续增长,但附加值捕获的效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多维邻近性、贸易保护对中国—世界产业联系的作用,发现：中国对外产业联系的演化受地理、认知、社会与制度4个维度的邻近性影响并形成路径依赖。其中地理与认知邻近性的影响最为广泛,而社会与制度邻近性仅对产业联系形式更加复杂的中间生产联系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最终需求联系有促进作用,技术贸易壁垒与反倾销调查会削弱中国对外产业联系;卫生安全检疫措施对最终市场需求联系有显著削弱作用,而对中间产品生产联系的作用并不显著。综上所述,生产型服务业与总体附加值获取效率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潜力方向,而内销—出口平衡与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策略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合理举措。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PM2.5污染对中国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基于34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切实治理影响人口健康的环境问题,建设健康人居环境。论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和2015年各省级行政单元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资料,论文使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空间回归方法,揭示城市PM_2.5的平均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PM_2.5—人口死亡率关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异质性,高死亡率地区早期集聚分布于西南地区,2005年后在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呈现逐渐集聚分布态势。低死亡率地区长期集中分布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两市。② 人口死亡率的分布存在空间关联性,高—高类型地区早期集中分布于西南地区,后期向东扩展;低—低类型地区主要分布于北疆、内蒙古西部和广东省及其周边地区。③ 城市PM_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邻近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中国城市PM_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存在学历差异和城乡差异,地区高学历人群集聚可降低PM_2.5的健康风险,城镇化发展进程缓慢则会加重PM_2.5的健康风险。研究旨在为防范空气污染暴露导致的健康风险、建设健康人居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12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分析了2003—2018年中国12个规模较大的城市群的空间体系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借助城际投资联系数据,分析了各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实证检验了城市网络联系度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8年城市群空间体系总体呈均衡化发展趋势,且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差异明显,按发育程度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联系紧密-结构均衡-强中心带动型城市网络,联系紧密-弱中心带动-相对开放型城市网络,结构均衡但联系相对较弱型城市网络,以及联系相对较弱且结构极化型城市网络。实证结果证实了城市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和连通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城市群空间体系的极化水平,城市网络联系带来的外部性有助于避免城市群空间体系的过度极化及由此带来的集聚负外部性,实现更加均衡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但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作用依赖于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城市网络结构的极化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存在抑制作用。     

中国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铁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准确度量高铁站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对于布设高铁站点、规划高铁新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解译了2017年前开通的527个高铁站点（对应180个城市）周围地区2004—2017连续14年的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测度了高铁站溢出效应,并解析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层面,中国高铁的投运使站点周围区域经济活动强度提升约4.7%,其中东部地区高铁站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第二,同城高铁站及机场的存在会削弱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其中机场和高铁站的竞争关系在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第三,城市规模与高铁站溢出效应呈非线性关系,特大城市的高铁站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升高铁站溢出效应。此外,与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三大都市的距离是影响高铁站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随着距离的增加高铁站溢出效应变得不显著甚至为负。上述结论可为高铁站选址、高铁新城规划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制造业GVC地位时空格局演化——基于TiVA数据库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生产中所处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不同。一国能否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日益取决于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在某一特定环节占据竞争优势。明确全球制造业大国的GVC地位,认识其国际分工及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TiVA数据库,测算世界59个国家及地区1995—2014年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并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及东亚,位于中亚、西亚、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参与极少,近年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呈现不断向少数国家及地区集中的趋势。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地位较高,技术密集型地位指数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附加值主要被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两端的国家及地区获得。从细分行业上看,核心国家及地区均呈现了分阶段演化的特征。在空间相关关系上,制造业整体和劳动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先降低后升高,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分布最为显著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从空间集聚形式来看,大部分国家及地区GVC地位指数较低,贸易附加值被少数GVC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获得。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投入会抑制一国GVC地位的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对于一国GVC地位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出口规模与一国GVC地位呈明显的正向关系,行政效能对于一国GVC地位无明显影响,但是行政效能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GVC地位的抑制作用。     

基于范围界定的长三角主要空港经济区综合发育比较研究

基于工商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2013年长三角主要机场均已形成空港经济区,空间半径从2.3 km到7.2 km不等;用地向主城、机场出入口、货站、周边发达城镇扩张,非农建设用地比例普遍达50%上;企业规模和临空强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制造业比例均高于55%,但临空制造业比例基本低于10%,服务业比例低至2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发育滞后,运输业比例从1%到20%不等,差距较大。综合评估表明：上海浦东、无锡处于成长阶段后期,杭州、南京为成长阶段前期,宁波、温州处于起步阶段。影响要素分析表明,机场是发育的主导力量,城市影响力次之。机场定位、运输规模、区域经济与科技创新有效推动了空港经济区发展,机场地区交通作用更显著,但机场与主城距离基本无影响。     

服务业发展、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基于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增长率,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探讨在服务业发展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中信息化水平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中国多数省份实现了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多数省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进。② 服务业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受到信息化水平的制约。当地区信息化水平低于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对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较为有限;而当地区信息化水平超过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将对当地全要素碳生产率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云南省8个边境州市为研究单元,探讨2008—2017年云南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因素,揭示因子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相对差异维持高水平且变化不大,但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分异显著。②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由高至低的区域数量呈“纺锤”状分布演化。③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逐渐呈“东南和西部高,西南平衡,西北低”的空间特征。④影响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是旅游资源禀赋、交通通达度和GDP。⑤各项影响因子对旅游发展水平的解释力呈非线性加强或双加强作用,且因子解释力统计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EKC框架的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利用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失业率、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① 传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型EKC假说成立,受教育程度（-0.061）、失业率（-0.062）和贸易开放程度（-0.170）的提升有利于降低人均CO₂排放量,其中,贸易开放程度的减排作用最为明显;城市化水平（2.113）的提高会增加人均CO₂排放量。② 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拟合曲线呈正“U”型,而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则呈现典型的倒“U”型曲线良性发展状态。③ 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得EKC向下方移动,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得到减轻,且高旅游专业化区域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相对较高,而其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则相对较低。     

基于能值分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泉州市为例

城市作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一直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针对当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忽视其动态机制的现状,以泉州市为例,在运用能值分析法对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库兹涅茨曲线模型(SDKC)对泉州市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并运用改进的灰色斜率关联度模型对曲线成因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泉州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先降后升的U型SDKC关系;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第二、三产业比重,出口依存度和政府影响力呈负相关,与第一产业比重、广义技术减排、外商投资呈正相关,并据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     

Governance Logic and Basic Systems of the New “Food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Focus on Social Co-Governance

To modernize food safety governance, we must carry out basic restructuring of its internal logic at the national level to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at shape food safety. This will entail establishing an overarching, macro-level conception of food safety that integrates “baseline safety”, “hub safety”, “co-constructed safety” and “endogenous safety”. These four dimensions of safety represent four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which is a “risk society” (Beck 1992) and one that is also complex, open and pluralist. These requirements are: maximum legal liability, a unified, authoritative and efficient supervision system, a concept of social co-governance, and enterprises being the primary entities accountable for food safety. This article uses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terpret the basic contents of the newly revised Food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uses a focus on social co-governance to present the institutional highlights of this law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格局——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探析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加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对近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级单元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揭示,借助象限图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识别,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关系分布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部沿海地区、内陆省会城市及资源富集型的北方边境沿线部分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及中原传统农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年份二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684和0.741。② 地级尺度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协调型和超前型并存。省域内部地级单元二者关系的分布模式具有相似性,即省会城市通常城镇化超前,省内边缘城市多城镇化滞后。③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二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弱化。两个年份,东北地区是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超前型集中分布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有所弱化,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渐趋增强,北方边境沿线资源富集型地级单元由城镇化超前型演变为城镇化滞后型。④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类型区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滞后-滞后”型和“超前-超前”型地级单元合占研究单元总数的73%,且二者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创新伙伴选择——基于2013年中国工博会249家参展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

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与德、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装备工业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合作创新水平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为了摸清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创新伙伴类别以及伙伴选择的影响因子,通过对2013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249家中国参展企业的问卷调查,运用多项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产业链、产学研一体化、同行业企业合作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合作创新伙伴类别及其影响因子,并提出推进合作创新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客户和供应商是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最重要的合作创新伙伴(占调查企业的50%),其次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占调查企业的25%),第三为同行业企业(占调查企业的10%),另有15%的企业没有合作创新伙伴;而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合作创新伙伴选择的首位因子,其后依次为内部RD活动、政府扶持力度和知识吸收转化能力。因此,应采取近期与远期、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措施,不断推进中国装备工业企业的合作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