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21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格局与演化——高技术产品贸易视角

当前,技术主权化和科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显现,全球迈入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科技权力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基于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高技术产品贸易权力静态比较模型,动态刻画了新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领域及均势区变动过程：① 全球科技权力版图加速重构,科技权力重心系统性东移,由美国“一极独大”格局向“中美双核”驱动态势演化,双方在科技权力博弈上此消彼长,形成东西并立的格局;② 中国科技权力空间迅速由周边地区向“一带一路”沿线扩展,美国科技权力空间出现明显收缩,但仍居领导地位;③ 中美科技权力均势区向发达国家、创新资源禀赋型国家转移,欧洲成为双方科技权力的重要均势区,电子技术和光电技术产品则是双方博弈的焦点领域。     

城市社区的邻里性本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广州15个社区为例

当前中国的城市与社会面临着多元的剧烈重构,存在种种问题与挑战,人本回归的发展命题下,社区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实践单元。中国社区研究多针对某一主题内容如治理、情感、环境等开展具体实证分析,而全面系统性的社区基础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基于“人文”与“结构”的理论分析视角,结合社区的本质内涵辨析,对社区进行“内核-外核”的系统建构;具体选择广州15个样本社区,基于3302份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社区系统的运作逻辑,重点探究作为社区本质的邻里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社区系统蕴含了多元的有机结构和丰富的运作逻辑。② 物质空间属性相较其他属性变量,对邻里性具有相对最强的正向效应力,同时又与其他维度属性紧密相关,体现其关键地位。③ 在社区系统中,四个维度属性对邻里性水平的影响呈现了差异化的特征,体现了相应的运作内涵。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② 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③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自1984年, “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提出以来,“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在20世纪80~90年代得到大规模实施。海岸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个一级重点经济带构成“T”字型,长江经济带将内地2个最发达的核心地区（成渝地区和武汉地区）与海岸经济带联系起来,其腹地几乎包括半个中国,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以水运为主的、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管道以及超高压输电等组成的具有超大能力的综合运输通道,其巨大的发展潜力是除海岸经济带以外的其他经济带所不能比拟的。“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海岸带和长江沿线作为全国的一级发展轴线）已经得到国内诸多知名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认同,符合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合理化的要求,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今后几十年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的战略将是长期的。     

遍在景观的特点、类型及成景方式——基于中国“八景”景观

旅游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业,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深入挖掘“文化”主题的旅游资源是重要课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尺度与尺度转化等地理学理论,使用19478个“八景”景观数据资料,运用归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旅游景观组成结构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性视角,提出了“遍在景观”概念,并探究了旅游景观结构的新模式。主要结论如下：① “遍在景观”概念体系。本研究界定了“遍在景素”内涵与属性,构建了“景素-遍在景素-遍在景观”概念体系与“景观指数、最丰指数假设”的分析指标,从而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② 遍在景观形成机制与途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动力来源,要素的区域性是遍在景观价值形成的缘由,要素的整体性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基础,尺度转化是遍在景观演变的条件。遍在景观以“借景、择时、选位”三种主要途径组景。③ 遍在景观结构模型与特点。本研究构建并论证了遍在景观“二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结构模型,推导出了对应的景观指数增量模型,归纳了遍在景观具有近零费用、稀缺性、时间性和人为创造性4个特点。④ 遍在景观组成比例和开发程度。“八景”景观随机抽样和山西省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八景”景观大部分包含遍在景素,自然遍在景素与自然局地景观组成比例最高,为56.28%。遍在景观结构以三要素为主,其中,以择时为主,选位次之。目前国内遍在景观开发利用程度很低,景观指数低于理论值。本研究结论为拓展旅游资源范围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实践意义也很重大。     

近年来生态学研究热点透视——基于“中国生态大讲堂”100期主题演讲的总结

“中国生态大讲堂”(China Ecological Forum, CEF)是一个中国生态学领域的综合学术论坛;它以“传播新知识,交流新思想,展示新成果”为宗旨,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春冬季专题研讨会、高级研讨班以及焦点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自2005年创办以来,“中国生态大讲堂”已经组织了100期主题演讲和12次大型学术研讨会、6次专题研讨会、2次高级研讨班,成为广大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迄今,已有300人次的知名科学家、中青年学者在大讲堂作了学术讲演,其中150人次是来自国外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从近年来演讲的主题来看,“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适应性”、“生态系统评估和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自2009年以来,根据“中国生态大讲堂”研讨会整理出版的《中国生态大讲堂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5本,涵盖了当前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关键科学问题,反映了当代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前沿。本文通过对“中国生态大讲堂”讲座和研讨会主题的梳理,探讨了近年来生态学研究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希望能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者提供参考。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中国北方沙漠化治理模式分类

中国深受荒漠化危害,长期以来把防沙治沙作为保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发展战略。北方沙漠化地区现已形成一些成功的治理模式,但是对于具有共性特征的模式类型,缺少系统地分类归纳与特征提炼,研究多关注点上的治理,缺乏从宏观战略层面上的整合与梳理,导致分类结果对实践应用的指导性不强。我们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法,基于国家防沙治沙战略重点及沙产业发展目标,将中国北方沙漠化治理模式划分为草原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综合治理模式、生态固沙措施与节水农业技术结合型模式、特色沙产业与林果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农-林-牧-草多元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庭院生态经济与生态庄园开发模式等五大类型,详细阐明不同模式的技术要点、基本特征、产业结构及实施效果,指出传统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未来应理清不同模式分类研究视角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细化防沙治沙治理模式的定量化分类的研究方法、凝练与总结区域适宜的沙漠化治理模式类型与路径特征,为完善防沙治沙政策提供参考。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在不同时期的国际秩序中，安全环境具有不同的含义。冷战结束后，维系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两极对峙不复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均势正地进行着较量和变化;国际安全环境中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势力等社会因素的地位上升，地区性冲突成为全球安全的主要特征；全球经济向一体化、信息化转轨加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全球技术的飞跃进步和技术发展与 应用的差距也成为影响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的重要条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不仅更新了安全环境的内容和安全观念，也为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挑战。我国是一个多邻国众多的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RANKING WORLD CITIE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GLOBAL URBAN HIERARCHY

World-city literature often relies on a priori assumptions rather than quantifiable measures to discern the global urban hierarchy. In search of comparable international indicators, many studies use the corporate headquarter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as primary locational data. Recognizing that MNCs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we argue that reliance on headquarters locations alone distorts the contours of the urban hierarchy. The method overstates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center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dominated by large corporations; conversely, it underestimates the importance of lower-level circuits of reg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action cen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ities in less-centralized economies. This bias is not simply a technical matter: it asserts the power of the core economies, while understat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global interactions. We propose to include MNC first-level subsidiary locations in a more refined measure of world-city status.     

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研究综述

通过总结最近国际上关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进展,指出国际贸易对国家及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基于领土范围的CO2排放统计方法极易歪曲一国CO2排放的真实情况,不仅会引起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碳泄漏＂现象的发生,也会间接地导致全球CO2排放的增加。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及较高的能耗水平,事实上为国外,尤其为发达国家排放了数量巨大的CO2。中国不是其碳排放的唯一责任方。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国际贸易对国家及全球CO2排放的影响应被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继续承担主导作用,同时也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的转让和财政支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除了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外,还应加强对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以可靠有利的数据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了解释。论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指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并描绘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塑造的空间差异。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外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是重要因素。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金融地理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文章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西方金融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出了建议。     

The Net Flow of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of China

Based on the most current GTAP8 database, we analyzed flow,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trade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from 2004 to 2007 using input-output model. We found that China was always a net embodied emissions exporting country over this period. Based on the LMDI decomposition method, we found that factors influencing net embodied emissions exported from China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iffer. Trade surpluses and differences in emissions factors were vital in determining net embodied emissions exported from China to the developed world. Differences in export structures and emissions factors wer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net emi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pective divisions amongst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From 2004 to 2007,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China was transformed to high-end manufacturing with domestic producing technology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level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further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industrial upgrades and expor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China, the net export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will decrease and the driving forces of trade for China's domestic carbon emissions will declin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caling北大核心CSCD

小城镇在城乡聚落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小城镇分化发展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随着城乡互动与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剧,小城镇受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的影响愈加显著。因此,论文将尺度概念和尺度重组理论与小城镇相结合,对国外相关研究开展综述,以期对发达国家小城镇的转型发展提供合理解释。研究指出,小城镇具有多尺度性,可以用梯形尺度、嵌套尺度、网络尺度等隐喻进行具象化表达。小城镇的转型发展蕴含了尺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并且可进一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4个维度。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小城镇原有的“核心—边缘”结构发生重构,正在经历一个跨尺度的网络化的尺度重组过程。有些小城镇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有些则能够成为全球网络尺度中的节点,在梯形尺度方面实现了发展跃迁,在嵌套尺度方面则扩大了腹地范围。最后,研究认为基于尺度重组理论开展中国小城镇转型发展研究有利于突破就小城镇论小城镇的研究禁锢,但需要注意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性。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BUSINESS CLUSTERS IN THE SOUTH: A CRITICAL APPRAISAL FROM INDONESIAN EVIDENCE

Advocacy of the advantages accruing to business cluster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has followed that in developed economies. With doubts emerging about the evidence for these in developed economies, it is therefore appropriate to review the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model of cluster emergence and growth has guided accounts of developing country clusters. Drawing on experience from Indonesia, doubts are raised about that model's predic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successful joint action in maintaining cluster advantages. Any advantages from clustering are insufficient to fac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globalis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The significance of business clusters in low income economies needs to be reviewed in the light of actual experience and the reappraisal emerging in developed or high income countries.     

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海洋经济转型的内涵,构建包括6个分维度在内的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粗糙集和灰理论组合赋权综合评价法,对2001-2011年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进行测度研究,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及GIS空间分析技术对结果进行时空格局演变分析,结论如下：① 从全国层面来看,2001-2010年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整体集中在中低值区域,2010年以来,各区域转型均取得明显成效,海洋经济转型差距逐渐缩小,但整体差距仍然存在。② 从6 个分维度层面来看,海洋经济发展度稳步提高,但空间格局没有显著变化;海洋经济转型度、发展条件支撑度、资源集约利用度、生态环境响应度在空间上呈正向变化趋势,转型成效较为明显;海洋产业就业度呈反向变化趋势,说明转型对海洋产业就业存在挤出效应,对海洋产业就业产生重要影响。③ 中国海洋经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及腹地经济差异等。未来影响各省份海洋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科技水平、海洋管理体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