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世界四大湾区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多源数据,利用重心迁移模型、扩张演化模型及改进的引力模型探究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演化。结果表明：①在城市演化类型上,澳门、肇庆呈单向型演化,佛山、中山、珠海、惠州、香港呈双向型演化,广州、江门、东莞、深圳呈发散型演化;2008～2017年城市群整体的扩张速度与强度低于1998～2008年。②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市质量、关联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城市质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城市空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质量高的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联度高;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区位度存在明显“断层”,缺乏合理的梯度等级,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且部分城市的区位度演化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综合测度与演化特征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2)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3)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按照农业用地、非农用地差别化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TOPSIS、ESDA、耦合协调度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科学测定土地利用效益，探究其耦合协调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用地效益、非农用地效益均呈逐步增长趋势，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级递减的总体格局，农业用地效益的区域差距呈先缓慢拉大后逐渐缩小趋势，非农用地效益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2)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均在稳步提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集聚性逐步减弱，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态势逐步呈现均衡化，区域之间差距在进一步缩小。(3)生活水平、产业发展、经济运行、科学技术及资源禀赋均对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相关，不同空间集聚类型涉及影响因子具有显著差异。     

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出各省级行政单元新基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逐年升高,其增长幅度皆呈增加趋势;(2)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最低;(3)新基建发展水平在省域之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省域之间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影响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空耦合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本文对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判,期望为中国新基建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决策参考。     

淮海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转型耦合时空格局

通过建立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耦合模型,深入分析了2000~2015年淮海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转型耦合关系及时空异质性特征,发现:(1)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域沿京沪和东陇海铁路呈轴线分布;(2)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不同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3)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状态沿"勉强协调→低度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线路逐次提高。空间上,呈以徐州为中心,沿京沪、陇海形成"+"字区域格局。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耦合协调度未体现出一致性且不同城市的差异性显著。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论文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二者发展不完全同步。(2)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作用强,协调性逐渐改善,但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跃迁,始终为勉强耦合协调类型,形成外围低中心高的空间格局。(3) 11个城市耦合协调亚类型异质性明显,外围的江门、惠州、肇庆均属于经济发展滞后型。分区域看,经济发展滞后型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澳珠中江),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型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东部(深港莞惠)和中部(广佛肇)。(4)低值区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高值区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高值区与低值区城市间形成了两极分化现象。该成果能为相关部门在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协调政策时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乡村空心化治理视角下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研究

解析耕地功能价值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关系,诊断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程度,对于有效治理乡村空心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典型区域的耕地资源特征,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辽宁省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作用机制,据此提出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的分区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间：(1)辽宁省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平稳上升,呈现“西北优于东南”分异格局,仍具有提升空间;(2)辽宁省耕地价值耦合协调度处于平稳状态,形成“核心高、两翼低”排列格局,各地市之间差异较大;(3)辽宁省耕地多功能与价值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低速增长态势,二者之间的空间集聚效应缓慢增强,建立了良好的协同关系;(4)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其价值变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二者存在演化趋势的非同步性、时空分异的非均衡性以及动态关联的路径依赖等。研究旨在分析耕地功能价值的耦合协调,探讨乡村空心化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粮食主产区的乡村“人—地—业”协同发展,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与金融生态的紧密结合是社会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地以及经济活力较高的区域之一,在推动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09—2018年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并分析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共科技金融和市场科技金融呈现了较快的发展态势,公共科技金融投入力度持续增大,市场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制度日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优化趋势,但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受到政府科技投入、金融效率、高新技术发展等因素的正向影响,但广东省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最后,研究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科技金融服务部门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定量指标。本文构建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研究区域2000～2009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发现:在时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区域综合协调度呈“V”型发展趋势,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且各城市协调发展度所属类型层次较高,整体上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类水平;在空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大城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且东部、南部城市较西部、北部城市发展更为协调,但各城市空间差异逐步缩小。本研究还分别从宏观政策调控、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布局优化及环保门槛提高等方面,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机理,指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上述因素的驱动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均有所提高,但由于产业同构、海岸带生态脆弱等现象的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仍然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方法,分析不同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化及差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稳定而短期跳跃性,区域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② 2005~2014年间,两者动态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且在地级尺度上偏低,但正逐步改善,区域差异随尺度的缩小而增大。③ 耦合协调高值区在省级层面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省份,地级层面分布除沿海城市外,还有内陆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分布由分散逐渐集聚,宏观上已经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     

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空间形态演变耦合——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以安徽省淮南市为案例,借助国民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和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等资料,以ArcGIS空间分析、SPSS统计分析结果为基础,构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耦合评价模型,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响应指数两个方面测度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耦合过程、特征。结果表明：① 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② 产业结构通过生产要素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起着推动作用,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较强,耦合度介于0.5~0.65之间,呈上升趋势;协调度维持在0.99以上,处于中度耦合良好协调状态。③ 城市空间对产业结构的响应度经历了增高、降低、再次升高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前期和后期高、中期低的“U”型特征。本文还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的空间效应和环境效应入手,分析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耦合机理,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形态演化是产业结构演替过程中生产要素通过空间效应作用实现的自我修复结果。     

合肥经济圈空间关联时空演进研究

从城市产业角度出发,依据2009~2014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城市流和ESDA模型对合肥经济圈空间关联进行分析,揭示空间相互作用的时间演变过程和空间分布。结果表明：① 经济圈形成了较稳定的中心-外围格局,空间结构呈现以合肥为中心圈层式向外辐射状,淮南和六安有望成为次增长极。② 经济圈产业外向功能性不强且出现异化,城市流倾向度呈现明显的等级异质性和不均衡性。③ 经济圈产业外向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空间自相关符合距离衰减规律。④ 经济圈区域不平衡态势明显,空间关联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应推进区域一体化,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长江三角洲碳排放与植被覆盖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利用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2005―2017年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模拟政府决策优先级对耦合协调度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碳排放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基本形成了以长江沿线和长三角东南沿海区域为核心的沿江沿海高排放带;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南京-上海沿线一般失调区域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植被覆盖综合评价值高于碳排放综合评价值的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人口的集聚和变化、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大;同时,政府决策的优先级会显著影响耦合协调趋势。     

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分析——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为例

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为例,从城市与区县两个尺度,研究住房价格、城市发展质量及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3个都市圈的耦合协调度与区域差异均呈现城市尺度大于区县尺度的特征。(2)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相对一致性,“组团式”格局明显,南京都市圈的区域差异均最大。(3)3个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不高,处于中级及以下协调水平,且分布呈空间依赖性;住房价格与城市系统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4个子系统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且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既表现出共振性又表现出尺度敏感性。(4)根据协调状态及主导低耦合失调的原因,将城市划分为6种类型,区县划分为8种类型。     

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板块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1996~2016年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影响。研究表明：① 交通路网建设带来城市可达性提升,其地理过程、格局呈现围绕“四大都市区”轴带放射状“Π型”演变特征。② 交通网络效应下,新增景区密集分布于邻近中心城市主要对外交通要道两侧,耦合于可达性时空演变,且“板块”旅游地域结构特征显著。③ 空间计量结果发现,交通区位、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因素不同程度影响地域旅游经济发展。     

西南边疆山区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空间耦合态势研究

本文选择云南具有代表性的西南边疆山区为研究对象,从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和交通可达性三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云南省2011年各地州交通优势度进行评价与比较;运用熵值法测算了云南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区域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耦合及协调发展度测度研究,并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区划分。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云南省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以主要政治经济中心辖区及邻接县市为核心向外围地市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极化态势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交通区位和地形条件制约;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基于精明发展的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以哈长城市群为例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基于“十一五”规划基期2006年至“十二五”规划后期2014年以来的哈长城市群统计数据,从空间发展维度、福利发展维度、消耗发展维度和管理发展维度考量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的精明发展程度,从而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对哈长城市群总体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空间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十一五”规划期间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之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均实现西部集聚式空间分布,东部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耦合协调性亟待实现均衡式发展;“十二五”规划时期二者综合发展水平仍以哈长城市群西部为优势区域,耦合协调程度再次呈现分散式布局。② 2006~2014年研究期内哈长城市群除长春市、吉林市和绥化市外,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微弱回落后继续增长的态势,耦合水平则出现明显下滑,仅有四平市、辽源市、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二者协调关系正向积极推进。③ 哈长城市群整体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不高,但是区域分布差异相对明显,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总体实现空间良性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