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阐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耦合协调性内涵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东北三省2003~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主成分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认为：①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表现出随时间“先升后降”的特征,区内三省间差异明显,中心和门户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②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亦存在“先升后降”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低值区范围缩减明显;社会效益差异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出“凸”字型分布特征;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整体较高,高值区由集中趋向分散。③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间耦合协调关系在各时间节点均表现为失调,且以中度失调为主,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三效益耦合协调关系相对较好,向协调方向发展,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地区协调性优于其他区域,吉林省与辽宁省东部的部分城市协调关系趋向恶化。④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间关系失调主要受复合因素的作用,经济效益滞后是制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因,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不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提升的主要因素。     

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按照农业用地、非农用地差别化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TOPSIS、ESDA、耦合协调度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科学测定土地利用效益,探究其耦合协调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用地效益、非农用地效益均呈逐步增长趋势,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级递减的总体格局,农业用地效益的区域差距呈先缓慢拉大后逐渐缩小趋势,非农用地效益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2)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均在稳步提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集聚性逐步减弱,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态势逐步呈现均衡化,区域之间差距在进一步缩小。(3)生活水平、产业发展、经济运行、科学技术及资源禀赋均对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相关,不同空间集聚类型涉及影响因子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耦合协调与转移矩阵的快速扩张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英文）

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大型城市。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象郑州市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分析框架与城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本文揭示了快速扩张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系统演化规律、子系统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以及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逻辑。研究发现：郑州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逐步从生态环境效益偏好型(1998–2005年)向社会经济效益偏好型(2006–2019年)进行转变,并呈现典型的“倒U型”演化特征。伴随这一演化过程,郑州市的城市空间快速增长了461 km²。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分析显示,郑州市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幅度最大的是草地、耕地、林地以及水域等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其在22年间不断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并成为郑州市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特征和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关系演化态势,主动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土地利用策略,同时积极把握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契机,持续推进城市发展转型升级和生态城市建设。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与案例研究

土地利用效益是衡量土地利用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着手,建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度评价模型,以量化方式评价全国14个大城市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变化趋势,评价的结果与现实情况吻合,表明协调度函数模型可操作性强,可信度高,不失为一种评价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较好的方法。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土地资源短缺是河谷型城市发展中极为突出的瓶颈问题,如何提高河谷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以适应快速城市化过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西部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为例,定量测度了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以期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参考。研究表明：截止到2012年,7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均有大幅上升,二者耦合协调等级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土地利用效益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最为明显,人口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各因子对土地利用效益影响较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各城市间协调性差距也逐渐缩小。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西部河谷型城市与平原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化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的评价指数的增长速率并无明显差别。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南京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研究

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程度是评价土地利用是否科学合理的依据之一,也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分析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借助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建立南京市土地利用效益间的耦合模型和相应指标体系,利用1999—2009年的统计数据对南京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自1999年以来,南京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都处于上升状态。(2)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度α一直处于19.16°～70.65°之间,即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近几年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居高不下,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深圳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关系研究

深圳市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其土地利用效益非常明显,并且具有耦合关系。根据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建立了深圳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模型和相应的指标体系, 当耦合度在0°~90°之间时,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当耦合度等于45°时,系统最协调。根据此模型计算了1981~2004年间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结果表明,1981年以来,深圳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都处于上升状态,前者持续快速上升;而后者总体上升,有所波动。深圳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演化可分为4个阶段。1981~1985年间,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从-36.29°快速上升到36.99°,从低级共生状态跃至相对协调状态。1986~1990年间,土地利用效益处于持续、稳定、最佳协调状态,耦合度介于43°~53°之间。1991~1996年间,土地利用效益处于耦合变化状态,耦合度从56.99°上升到79.47°,即从最佳协调状态向不甚协调发展。1997~2004年间,土地利用效益协调程度有所下降,耦合度介于81°~85°之间。     

珠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产业和环境三大维度相关的多源大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测定人口-产业-环境维度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相关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环境协调度普遍较低,呈现明显的高值与低值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城市群内各地级市与不同城乡地域类型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差异不大。耦合协调度主要受产业维度产业链串联共生度与环境维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人口与产业维度因子间相关性强且呈正相关,但二者与环境维度因子呈负相关关系。结合研究结果,提出夯实南沙与珠三角西岸地区以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生态保护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等建议。     

区域合作视野下的海峡西岸旅游区乡村旅游标准差异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乡村旅游等级质量标准的制定与推广, 为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在区域合作框架下, 通过比较台湾海峡西岸旅游区四省(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的乡村旅游的地方标准评判项目, 发现各地乡村旅游等级标准与评定存在差异, 制约了区域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应从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分工协作机制、检查项目指标可比评价体系、评估产品的核心价值体系三位一体构建评价标准框架系统, 进一步规范与改善乡村旅游质量评判标准, 推动海西乡村旅游星级标准区域一体化建设, 研究案例具有典型性, 可为规范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指导。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天山北坡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是衡量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度。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方面建立天山北坡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天山北坡经济带1990和2005年的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及各类效益的协调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1990-2005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均有所增长,其中克拉玛依的综合效益上升幅度最大,而呼图壁的综合效益上升幅度最小,其余市县呈小幅增长。三大效益子系统在不同的市县具有较大的差异。(2)目前天山北坡经济带11个市县中有6个呈现出不协调状态;4个处于基本协调状态,总体协调状态不理想。1990-2005年的协调度动态变化区域差异明显。沙湾、乌鲁木齐、奎屯和乌苏的协调度呈现上升状态;协调度呈下降态势的是阜康、米泉、玛纳斯、呼图壁和克拉玛依,昌吉和石河子的协调度的变化较小。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land spa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A case stud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Land spaces function in capacit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mong many others. Research of land space...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准确识别新型城镇化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机理基础上,运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了2006-2011年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两变量呈平稳上升态势且地区间差距趋于收敛。② 东、中、西内部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特征各异,且东部、西部省际差距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均分别是两变量总体差距的主要成因;空间演化趋势表明,两变量表现出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和增量集聚特征,且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集聚演化趋势的同步性;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呈现出“三纵两横”的地理特征,而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则呈自东向内陆地区的梯度集聚之势。③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呈递增之势,无论全国层面还是分地区层面,新型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长江沿线样带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模拟及其对策

短时期(几年或几十年)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和自然因素的约束。各类土地利用变化基本上都能从与人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变化上得到反映。利用修订后的GTR模型,对长江沿线样带未来3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模拟。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耕地面积将进一步减少,而全区的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根据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点,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以利于区域土地持续利用的实现     

基于生态-经济权衡的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优化配置

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关系,并利用该权衡关系协调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是解决城市群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已成为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论文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友好型协同发展的需求,设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化和经济价值最大化2种优化目标,每种目标下再设置“生态保护”“统筹兼顾”“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4种土地利用情景,采用CLUE-S模型模拟2025年京津冀城市群在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空间配置格局,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经济价值在不同目标的各种情景下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相比2015年,2025年在不同目标不同情景下,各类土地利用面积的数量变化和空间格局均有较大不同,且生态目标和经济目标下不同情景的土地利用配置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生态目标生态保护情景下最大,为14423.58亿元;而经济价值则在经济目标经济发展情景下最大,为96771.49亿元。从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布上来看,生态用地中林地与草地的增加多出现在坝上高原和燕山与太行山山地,水体的增加则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研究认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间存在权衡关系,基于生态-经济权衡的土地利用优化研究结果对未来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实践工作有较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