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与碳中和的责任区,科技创新驱动对实现城市群的上述主体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促进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逐步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在第23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期间,以“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崛起”为主题,专门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通过应邀的国内外50多位有关城市群及科技协同创新知名专家的系统研讨,普遍认为：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城市群发展及规划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未来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碳中和型、双循环型和城乡融合型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创新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逐步把中国城市群建成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的世界级城市群。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集群网络模式与演化路径

流空间背景下,多空间尺度网络耦合对创新至关重要已达成学界共识。综合运用区位熵与社会网络分析,识别32个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进而基于1985—2015年合作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卡方检验和Infomap社区发现算法,借助Pajek和ArcGIS等软件,揭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空间模式,探讨创新网络空间组织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呈现集群互联的模式,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更倾向于同本地和其他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合作,这与非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结网方式明显不同,印证了关系经济地理学者提出的全球集群网络论断。② 集群创新网络社区的空间组织从位于集群地理边界内,本地化特征显著,演化为超越集群地理边界,呈现等级差异明显的核心-边缘层级式特征,反映出地理邻近对集群主体创新结网影响程度的动态变化。     

基于全球通道与本地蜂鸣的张江IC产业集群演化

产业集群演化是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其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并不相同.通过调研访谈张江高科技园区集成电路企业及相关机构,分析了产业集群的不同阶段特征和发展轨迹,发现产业集群主要驱动因素由全球通道向本地蜂鸣转变、产业集群由外生向内生演变的发展轨迹.在产业集群孕育期,跨国公司入驻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产业集群形成期,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和跨国技术社区是与外界联系的两种全球通道,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产业集群成熟期,全球通道的作用相对下降,本地蜂鸣、创新环境和区域品牌等内生因素作用凸显.为了防止产业集群锁定和衰退,当地政府管理部门需要同时注重本地蜂鸣和全球通道建设.     

中国城市群技术知识单中心与多中心探究

城市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网络化特征受到区域经济研究关注。但由于发展阶段、空间尺度、研究视角的差异,城市区域多中心格局有待商榷,知识经济时代解读知识流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组织应成为经济地理学重点破解的命题。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申请和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基尼系数,从知识生产和知识网络层面,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技术知识形态多中心和多尺度功能多中心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城市群技术知识创新呈现网络化模式,但在形态和功能上多呈现单中心格局,与已有研究基于城市间基础设施联系、企业联系、科学知识联系广泛认同城市群呈现多中心格局的观点不同;② 城市群技术知识网络结构具有空间异质性,国家尺度技术知识流强度的空间不均衡性更加显著,强联系由少数核心城市控制;③ 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同城市群创新基础、经济实力、协同发展水平有关;④ 功能多中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区域尺度功能多中心程度高于国家尺度。研究结论有助于引发对城市空间组织理论的再思考。     

我国城市群经济整合的理论分析

区域发展历程表明,城市群逐渐成长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但经济不整合制约了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群发展视角,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分工与合作、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城市群内部的企业扩张和网络化组织的促进作用等方面阐述城市群经济整合的必要性。从城市群经济系统整合、城市群经济支撑系统整合和城市群区域协调机制建设等方面论述城市群经济整合的主要内容。     

创新要素集聚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的影响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重组和整合,是京津冀城市群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分析京津冀农业科研院所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分解,考察了创新要素集聚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京津冀农业科技投入要素具有高集聚和弱流动性特征,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在北京地区的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近年来农业研发人才集聚特征进一步增强。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效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贡献为负,创新要素集聚溢出效应不明显,北京对周边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建议未来从建立协同发展长效机制、营造科技人才跨区流动综合环境、细化农业创新资源开放合作清单和路径等方面构建京津冀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网络。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通道及溢出效应——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是多种关系集聚作用的过程,而现代农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地方与全球背景下的前后联系,因此研究地方与全球联系下的农业集群创新及其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集群创新联系的作用通道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 集群地方联系包含强关系的本地企业网络和弱关系的官产学研网络,其中本地企业网络集聚现象较突出,企业间联系紧密,两关系网络中核心企业对资源信息均具有较强控制作用;② 全球通道作为集群外部弱联系,网络联系密度较低,其网络整体显示出结构洞特征,且网络核心节点企业对海外异质性资源表现出较强控制性。在测度集群创新溢出效应方面,空间误差模型较其他模型更优,其中集群本地企业联系、企业间空间邻近、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均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进一步机理分析表明,地方联系和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强弱关系互动是异质性创新资源扩散、吸收与利用的关键。     

“共位集群”视角下的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路径与网络——以福建省漳平市茶产业为例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为例

以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以学习创新为核心,构建了一个融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制度与协调机制、地方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四位一体”的学习型产业区分析框架;运用该框架,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为案例,研究了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方式、动态及其对技术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建构和有机联结,传统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是可以从“低端道路”迈向“高端道路”的,发展学习型产业区应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一项重大战略和政策。     

区域产业发展演化：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的技术创新联系特征及影响探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基于区域创新集群的相关概念辨析,提出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区域创新集群概念,并通过IncoPat网站获取2000—2017年长三角新材料产业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在刻画新材料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特征的基础上,利用二步系统广义矩阵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模型测度融入区域创新集群的深度与广度对地方创新集群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符合“点-轴”发展理论的观点,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发达地方创新集群为增长极,在空间上率先形成以增长极为节点的发展轴,成为区域创新集群的核心组团。第二,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具备“全球-地方”创新网络阐述的多种类型知识交互耦合的特征,在同质性知识交互的基础上,异质性知识的交互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第三,当前阶段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中核心组团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更易在区域创新集群的建设中获益,并且知识基础的正向调节作用明显。区域创新集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亟待经济地理学者进一步展开。     

基于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共享的区域创新网络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化创新模式成为当下创新的主流模式之一。基于创新网络视角,利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大数据,对山东省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和主体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山东省创新网络在形态上呈现出以济南为创新核心辐射带动济宁和淄博等周边边缘城市发展,同时形成东部青岛、威海和烟台作为创新次级核心集中连片发展的空间格局。然而,创新网络的形态核心节点与功能核心节点存在错位,从网络关联的角度出发,山东省区域创新网络节点存在核心、次核心、地方核心、外围4个层级,济南、济宁、淄博、潍坊中心地位明显,并且各级节点数量规模呈现金字塔格局,等级结构完善。网络联系强度最大的主要是济南市向周边辐射的联系,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基本确立,存在综合创新模式、异质创新模式、根植创新模式和孤立创新模式四种创新网络模式。通过QAP模型分析表明,行政、交通等因素使得创新合作更倾向于发生在与省会城市之间以及地理接壤、交通条件优越的城市之间。最后,基于研究基础,对山东省创新网络优化、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区域产业发展等提出发展建议。     

Production and R&D networks of foreign ventur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FDI local networks in production and R&D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investigate foreign ventures (or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dustry, based on a large-scale survey of ICT firms conducted in three mega-city regions of China: Beijing, Shanghai-Suzhou, and Shenzhen-Dongguan. Our data show that FIEs in China are gradually localizing their production, but the extent of local embeddedness is contingent upon home country effects, local specific contexts and FDI-host region relationships. We have also fou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FDI location and network decisions. Beijing tends to have broader FDI sources and better integrated global-local networks, while in those regions dominated by FDI such as Suzhou and Dongguan, FIEs are thinly embedded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tend to establish global-local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local embeddedness is limited by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spatial, and structural mismatch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in between. More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better integrate FDI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strengthen China’s local innovative capacities.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特征及其演化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技术创新活动深刻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和合作。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知识)异质性视角,使用包括申请人地址和专利分类号的2001—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授权发明专利数据,通过运用分布拟合、技术空间可视化和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特征及其路径演化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类别呈现幂律分布,集中在电通信及计算等少数技术类别,存在马太效应,技术的路径依赖较强。技术创新的跨产业“产品—零部件/软件—新产品(新产业)”和产业链上游“产品—零部件—基础材料”的关联拓展带动了区域的产业升级。②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技术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深圳在专注核心技术的同时,进行相关多样化;广州从其强势的医学转向电通信及计算技术,进行非相关多样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趋于同质,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对比现有文献,论文提出技术创新路径受到所在区域技术创新特征的强烈影响,当前全球—地方(城市)视角研究需要加入区域尺度。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研究

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是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方向、目标、速度、格局和路径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本文探讨了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近中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当前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应重点服务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构建一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五大方面;并基于长远和全局视角,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宏观区域政策,包括：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与政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与政策和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