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环南海区域发展特征与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前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正催化全球经济版图格局发生剧烈演变,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以环南海区域为战略基点,在深入研究区域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建设“中国+东南亚”战略性一体化经济区的可能性并付诸实施。本文以环南海区域为重点,结合区域发展重点指标描述了其整体发展特征,利用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结构重合度指数,对环南海区域产业与对外贸易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剖析,并刻画了环南海区域核心增长区域的空间网络特征,最后讨论了环南海区域构建多元一体化经济区的前景并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环南海区域主要发展指标增长态势强劲,发展速度和质量远超全球同期平均水平。② 在全球产业转移周期阶段与空间路径的双重驱动下,环南海区域形成了“澳新港—粤闽台文马—滇桂琼泰印菲越—缅老柬”四大梯级发展格局。③ 环南海区域11个国家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结构重合度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兼具“横向一体化”和“纵向梯级化”复合特征;产业结构与全球贸易商品结构呈现出“高端化”和“低端化”并举的态势。④ 环南海区域已经形成九大核心增长区域,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产业和出口商品类型呈现相似性和互补性。⑤ 展望未来,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及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重组将构建起深度匹配地区资源禀赋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生产—消费网络,而城市群、高速交通等空间实体所构建的“点—轴”空间网络和“内—外”开放合作政策平台也将更好保障一体化经济区的构建与发展。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关系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6大经济走廊之一,而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环节。研究中巴贸易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贸易潜力,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论文从中巴贸易发展态势、商品结构、空间格局等方面揭示中巴贸易关系,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巴贸易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探析其发展潜力,以期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 中巴贸易发展迅速,中对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主要出口机械及电气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② 中国各省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合作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省份与巴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各省份除新疆外与巴基斯坦贸易额均较小。③ 中国多数省份对巴贸易商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动,其中,新疆、山东等进出口商品结构多元的省份的变动相对较小。④ 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对中巴贸易拉动较强;海运距离对中巴贸易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领土接壤为中巴组织边境贸易提供了良好条件;铁路和水运口岸的建设对中巴贸易具有积极影响。⑤ 中国各省份与巴基斯坦均有较大贸易潜力,内蒙古、云南、广西、陕西等省份的合作潜力更明显。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

选取UN Comtrade 2000年—2016年中国与南亚各国相关贸易数据,从中国与南亚的贸易现状入手,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HM指数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①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②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③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一直以印度为主,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辅;④中国出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在缩小,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⑤中国进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较大,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⑥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势,而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多呈下降态势。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演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2)“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3)“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4)“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分析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加强沿线国家在石油产品贸易上的合作。以石油产品为研究对象,运用复杂网络分析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并揭示其与原油贸易网络的异同。研究发现：（1）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是“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呈现规模扩大、紧密性提升、结构日趋复杂的特征,且这些特征比原油贸易网络更显著（;2）石油产品贸易空间不均衡性显著,呈现出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枢纽节点辐射,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枢纽节点辐合为主的空间形态,枢纽节点地位日益强化（;3）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社团逐步聚拢,演化成以俄罗斯、新加坡和中东国家为核心的三大稳定社团,中国逐步“脱俄入新”。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视角下城市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07-2018年的PCT专利合作数据,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分段刻画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其演化的邻近性机理,结果表明:①拓扑结构方面,网络整体规模经历了从“规模扩大”到“联系增强”的演化过程,中国城市逐渐占据网络的核心层级.②空间格局方面,“一带一路”城市之间...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结构及发展潜力研究

农产品贸易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及其增速存在区域间与区域内国家间双重差异性和阶梯性特征,东盟地区是沿线与中国农产品贸易额最高的区域,中亚地区是沿线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占比较低但增速较快的区域;改善贸易结构、优化贸易环境是实现沿线国家互动共赢共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s Trade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capac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cological overload,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make up for the ecological deficit. This study tak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the study area to analyze the biocapacity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rade flow characteristics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capacity.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virtual land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rade on compensating for the resource gaps in crop and grazing land.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1) In 2005-2014, the majority of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were experiencing increasing degrees of overload. In China, cropland takes up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biocapacity, whil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s dominated by the carbon footprint. 2) The trade flow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imports and decreasing exports, which increases dependence on specific regions. 3) In 2005-2014, China’s trade in cereals and oil crop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re generally net imports, and the share of cereals traded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but that of oil crops decreased rapidly. 4) The import trade has alleviated ecological deficit, as the selected products compensated for 1.03 times of the cropland deficit and 0.65 times of the grazing land deficit in China.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d use and trade deeply, and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reducing ecological deficits, optimizing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ing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分析

贸易关系可用来刻画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本文通过构建源—汇互动矩阵分析框架,借助商品贸易数据,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断面,选取偏好率、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3个指标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时序变化。结果表明：①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偏好率整体上升,且高于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偏好率;②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市场占有率;③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偏好率高于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偏好率,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偏好率主要集中在周边发达国家以及部分东盟国家;④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市场占有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且高于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市场占有率;⑤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展经济体以及东盟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差异和演化规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周边是首要”的地缘边际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出的首站,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国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合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从地缘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比较了中亚五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变化,中亚五国的贸易环境及其与中国贸易的成效,以及中亚五国的营商环境和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仍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中国对中亚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同向发展的趋势;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形成能源资源进口与民用品出口的格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不平衡,呈现出国别差异较大、个别行业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可能会加大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国施策,进一步发挥各方潜力,扩大贸易投资规模;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鼓励双向投资,提高贸易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与中亚共同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贸易投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