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欧能源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作为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主要“棋手”,俄欧美三国在国际能源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彼此间相异的能源结构与发展目标,使得各方的能源战略表现也不同。俄欧的能源合作可追溯至冷战期间,目前双方间的能源关系紧密。但具备全球地缘能源战略视野的美国并不乐意俄欧能源关系的加强与巩固。作为“第三者”的美国对俄欧能源关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关注。本文从俄欧美能源关系现状出发,分析了美国在俄欧能源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其目的在于分化俄欧。     

俄罗斯能源外交中的地缘政治布局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以来,政府通过不断调整能源外交战略以谋取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攀升,能源问题牵动着当代政治与经济全局。俄罗斯在强化国家掌控能源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以能源为武器的全方位能源外交攻势,以提升其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正在构筑起“以欧洲为重点、独联体为关键、亚太为新取向、博弈全球”的能源外交地缘格局,为俄罗斯谋求成为“能源超级大国”扩大影响力。     

美国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军事权力增长及军事存在演变

海洋历来是世界大国角逐的主要战场,南海因其突出的地缘战略价值也不例外。本研究借助军事权力评估模型,刻画美国在南海军事权力的增长态势,明晰美国在南海及周边地区军事存在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10—2019年,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权力呈现出阶段性递增态势,可划分为2010—2016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战略时期的波动上升,以及2017—2019年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时期的迅速提升两个阶段;②美国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显著增强,包括不断完善以环南海军事基地群和南海前沿军事基地群为核心的军事基地部署,加强引导双边联合军演向多边联合军演转变,着重强调“航行自由”行动的海上实战性检验以及持续强化军事侦察和情报收集的立体化网络体系构建。     

试论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新特点

文章从3个方面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新特点。首先,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已从冷战时的以苏联为主要遏制对象转为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但此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遏制以外,还包括着合作的一面,即可概括为“战略上的遏制,经济上的卷入”。其次,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手段,也从传统的以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为主转为经济手段为主,即地缘经济必将取代地缘政治成为美国地缘战略的重要手段。最后,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源相对有限性”是愈加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它与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有密切的关系。     

地缘合作的理论框架探讨-以东南亚为例

地缘合作是基于地缘区位而进行的区域合作,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东南亚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文章从地缘合作的概念、空间层次和合作框架进行理论探讨,选择东南亚中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地缘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地缘区域合作、地缘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地缘区域合作依托于地缘板块,通过国家联盟的政策体系来促进地缘合作;地缘次区域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具体项目,多渠道融资来推动次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则主要承载了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政策性区域。研究认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通和能源项目共建、边境合作区开发等是深化地缘合作的重要实践载体。     

中东欧地缘环境多重视角解析

中东欧地区历来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和利益争夺的交锋地,地缘政治特征十分显著。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不断演变中,中东欧地缘环境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结合纵向历史演变和横向力量格局、外部战略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以独特的地缘属性变迁、纷乱的地缘战略博弈和复杂的地缘文化结构为视角,分析中东欧地缘环境的历史演变及其演化规律,以当前地区地缘战略格局为基础,探查影响地区地缘环境的主要因素,剖析大国主导下的地缘关系和文化结构,分析得出域内国家弱小自主性差、大国地区博弈干预影响严重、地缘文化多样差异性显著等地缘环境特征。     

近40年中美地缘政治关系波动及背景解析

基于GDELT数据利用概率分析和自适应分形分析方法,从合作与冲突的角度分析1979年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任期内中美态度的差异以及中美态度的持久性。结果分析表明：① 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经历3个时期,分别是冷战期、转变期和经贸合作期。这3个时期的特征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历经从联合抗苏到经贸关系转变;② 美国对华的冲突态度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发展和提高,在小布什时期和奥巴马前期有所缓和,但是在奥巴马后期趋于严重。③ 美国对华整体态度持续性存在约4 a时间尺度,而且主要受冲突态度的影响。在当前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政治和经济要素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建议中美关系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要重视这种转变,寻求新思维和新途径应对进入新阶段的中美关系。     

地缘政治视角下“伊斯兰国”兴起后的两伊关系变化探究

历经“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多国在动荡与冲突中难以自拔,而反政府武装组织“伊斯兰国”却趁机兴风作浪。“伊斯兰国”的肆虐不仅使得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更复杂,也给世界和平的维护带来了巨大挑战。“伊斯兰国”长期活跃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地带,它的兴起将会对平淡的两伊关系带来重要变数。论文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归纳了IS兴起后两伊关系在宗教、经济、外交、军事等四大方面的变化,并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是促使两国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伊斯兰国”兴起后两伊关系迅速改善,促进中东三大地缘集团鼎立新格局的形成,也引起域外各国势力的政策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它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乃至于利益格局和地缘关系,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世界地缘格局重组关键期,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随着气候变化对各国国内竞争力,以及重要地缘战略地区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关系,气候变化时代的地缘政治逐渐影响到各国战略和外交。本文围绕利益和博弈来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国际气候谈判中,权衡利益,处理好复杂的大国关系;加强风险研判,积极与美国和欧盟开展能源、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依托“一带一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南南合作”方面,创新机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最后,提出地理学界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方面应加强的研究方向。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与美-菲同盟关系

美国占领菲律宾伊始就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因素。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把菲律宾变成亚洲"遏制"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地缘前哨。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被取消,美-菲同盟关系也陷入谷底。21世纪之初,全球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也加快实施战略东移,开始重新审视其东亚地缘战略。近几年,美菲不断加强军事合作,大搞联合军演,借口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极力在南海搅局,其中明显带有制衡中国的因素。在美国急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菲律宾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地缘支点。然而,菲新政府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美-菲同盟关系的发展。     

基于主体间性的乌克兰危机解读

冷战结束以来,欧美与俄并没有真正的增信释疑,为防止“威权主义”的俄罗斯再次成为控制欧亚大陆的“欧亚帝国”,欧美急需在东欧寻找一个有效制约俄罗斯的战略支点,乌克兰是其最佳选项。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则是其抗衡欧美的前沿哨所和战略缓冲区。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主体间性这一哲学思维的内涵、特点、存在方式,系统梳理了历史上的乌克兰危机,发现了隐含在其中的主体间性;其次以主体间性为视角,探究了乌克兰危机发生的根源并从主体间性的物质性、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对2013乌克兰危机进行了剖析;得出：乌克兰危机是欧美与俄在乌克兰地缘安全博弈的必然结果,只要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存在未来乌克兰危机还会再出现。最后根据乌克兰危机启示给正在处于大国崛起路上的中国处理朝核危机、南海冲突等周边地缘政治事件提出地缘战略建议。     

20世纪50年代前美国对南海的地缘认知演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亟须开辟海外新市场。为了争夺当时被认为是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美国侵占西班牙在南海东岸的殖民地菲律宾,将其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据点,这是美国对南海地缘的最初认知。在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美国都没有染指南海,直到日本侵略东南亚。日本把东南亚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利用南海地缘优势攻击美军,使南海首次呈现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南海地缘的新变化促使美国重新认知南海。此后,随着“边缘地带论”的兴起,美国越发重视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并谋求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进入20世纪50年代,亚太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遏制共产主义在亚太扩张成为美国推行霸权战略的总方针。这直接影响美国对南海的地缘战略认知,利用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围堵遏制中国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必然选项。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解析——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世界地理研究的现实需求及国内地缘政治学复兴的创新转型。当前地缘环境研究聚焦在普遍属性分析的规范化指导层面,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要求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和解析。论文基于地缘战略实践的空间视角,尝试划分出单一战略型、战略交汇型及永久中立国型3种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构建了以国家危机事件为问题导向的战略交汇型国别地缘环境解析思路和分析框架,并以乌克兰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社会经济文化,乌克兰都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异,为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② 因果关联作用下,共同的斯拉夫历史渊源导致乌克兰在社会文化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较高。主观建构作用下,出于对乌克兰特殊的战略位置及优越资源条件的觊觎,俄罗斯和欧美都在积极建构与乌克兰的地缘关系,但这种基于国别利益而主观建构的关系波动较为剧烈。同时,双边互构的地缘关系维系时间明显长于单边建构的。③ 俄罗斯、欧美和乌克兰之间不仅形成了空间和物质上的显性结构,还有隐性的主观理念结构以及历史演变的过程结构。显著分异的地理环境、高度依赖的地缘关系及主体间的地缘结构综合作用下的乌克兰,国家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在中国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深化对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别地缘环境的研究对处理周边地缘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调整与中国香港贸易地理结构演变

以1997年中国香港回归为时间节点,从总贸易和高技术产品贸易两个维度,区分短期和长期效应,研究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对中国香港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政策在短期抑制了中国香港从美国的进口贸易增长,阻碍了香港对内地的高技术输出贸易;在长期致使中国香港对美国高新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对其他未对港设限国家的技术依赖明显增强。中国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地理集中度明显增强。美国在中国香港的贸易地理地位呈现大幅下滑。内地在香港的贸易地理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演变评估模型构建及其应用——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研究是当前国内政治地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概念、内涵、分析框架、空间分异、系统模拟等领域已取得较大进展,但对于地缘战略交汇区这一特殊地缘政治区域的地缘环境研究鲜有涉及.论文基于地缘战略的空间和权力属性,融合政治地理学的地缘环境、地缘位势,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兼顾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东亚驻军跨岛链作战的军事地理分析

就军事地理环境而言,当代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来自环中国岛链的封锁,研究这一限制性地理环境对准备和实施军事活动的影响与相应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初期,德国东亚驻军进行了跨岛链作战的实践,但在日本海军依托岛链和优势兵力的封锁下,其战略目标未能达成,并且出现了军事地理位置上的优劣转换。本文通过对“一战”初期德国东亚驻军跨岛链作战行动的军事地理分析,尝试提出军事地理研究思路、跨学科融合路径和分析框架。本文分析认为,彼时德占青岛虽然具有良好的战略态势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孤悬海外,且缺乏战略纵深;从宏观的区域尺度分析来看,基地与舰队间的联系被岛链分隔,腹背受敌,军事地理上的劣势凸显。但依托岛链进行封锁,需要集结大量兵力,利用对方边缘区内作战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有利条件,原本实力较弱的德国东亚舰队取得了重大战果,形成反转式的“核心—边缘”结构。本文为中国的海疆安全和海洋强国建设提出了5条建议。     

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近30余年的发展

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共同致力于两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强了解两国地理学发展的特征、扩大合作领域是推进这一战略任务实施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相关资料与文献收集与分析、以及近10余年俄罗斯地理学者与社会学者联合会年度学术会议资料等为支撑,用传承、革新、创新的视野,对俄罗斯近30余年社会经济地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以及近期的主要趋势进行概略性地阐述。在将俄罗斯经济地理学传承变革划分为6个阶段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国家或区域地缘关系变化、多尺度地域空间组织、地域经济网络结构形成与发展、“大欧亚”建设和“东向发展”构想的社会经济地理学思考和对策、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包容性和实践性,以及伴随全球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涌现出新的分支学科、新思路、新观念等方面进行分析综述;给出近30余年主要地理研究机构对社会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主要学者及其代表作;并阐述在理论与方法论、落后地区发展、社会公平、贫困等问题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研究结果对加深中俄两国地理学界的相互了解、推进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