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果敢难民涌入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影响

缅甸果敢冲突爆发,大量难民为躲避战争纷纷涌入中国云南省的边境地区。进入中国的果敢难民生活拮据,但在中国政府及民众的帮助下,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虽然果敢人民与中国边境地区的人民语言相通,生活方式相似,双方人民间隔阂较小,但大量涌入的果敢难民对边境地区造成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以免因难民问题酿成祸患。研究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此次冲突对中国边境地区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难民的涌入使得边境地区的双方贸易往来受损,治安压力增大,生态环境受到威胁,但也为边境地区带来了新的劳动力和经济收入来源。同时,政府针对难民问题也出台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总体来说,果敢难民的涌入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并没有引起边境地区的社会失调。     

山东省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多尺度分析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从不同尺度上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更确切、真实地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灾害评价、环境保护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区,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统计相关分析方法,比较市级、县级、1 km三个尺度上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统计相关性,试图探讨不同尺度下人口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影响(指示)因素,从不同尺度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从不同尺度对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从宏观到微观不同详细程度的信息。从市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整体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县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市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1 km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县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②不同尺度上,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不同。市级和县级尺度上,人口分布受环境—经济因子的影响表现出与一些因子显著相关,而受空间集聚的作用较小;1 km尺度上,人口分布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相关性较小,而主要受空间集聚的作用,在县内部,人口往往集中分布于某一区域,呈现出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     

1996-2011 年南非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变特征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投资目的地与经贸合作伙伴, 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南非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对开展中南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南非历年来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不均衡指数、人口重心模型和偏移—分享模型, 分析了南非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南非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 呈现出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和港口城市为中心的“多核心”集聚的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人口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区和沿海港口城市, 低密度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变化趋势上来看, 1996-2011 年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不断加强, 人口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偏移—分享分析表明, 南非人口增长速度先后经历了从1996-2001 年快速增长到2001-2007 年缓慢增长, 再到2007-2011 年高速增长的“高—低—高”增长阶段;省域层面上看, 豪登省和西开普省一直是南非人口集聚较强地区。     

1635—2019年通辽地区聚落变迁研究

以通辽地区为研究区,统计3 943个聚落并作矢量点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分析法对研究区聚落1635年以来的空间分布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 通辽地区聚落从1795年开始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莫兰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分布模式在整体上从1723年开始从随机分布越来越趋于显著的集聚分布。从不同年份的Ripley’s K函数看出,局部上1635—1723年一直处于集聚与离散不均衡的情况,所有距离段内从1795年呈现出显著集聚分布模式。② 1635—1840年,聚落点的几何中心呈现出西南-东北-西北的演变轨迹。核密度分析表明,聚落点在1635年是南部离散分布,1723—1840年南部密度最高。1840—1912年中部出现大量聚落,分布格局变为中部密度最高,1947年至今,西南部和中部都有大量的增长,北部也有一定增长,分布格局变为中部与西南部河流流域最密集。③ 聚落空间格局的演变是人地关系规律、宏观与微观的人文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条件中地形、水文、气候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产和居住,进而影响聚落的分布格局。聚落的增长速度及空间演变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人口迁入规模关系密切,土地政策及行政区划调整、人口迁徙等因素是主要的人为因素。     

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高尔夫旅游不仅是中国旅游资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产业从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调整的重要支撑点。选取北京市作为研究区域,对18洞及以上共51处标准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2000年缓慢发展阶段,2001-2011年蓬勃发展阶段。②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态已经出现多中心特征,由空间点状集聚分布转向扩散化并形成线状网络体系。③从球场面积的空间容量分布来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中心城区球场密度大,但空间容量规模低;外围新兴区域球场密度相对较低,但开发强度高,空间容量规模大。总体上看,区域地形特征、重要水系分布、交通区位条件、配套服务设施、关联产业开发、土地价格、规划及政策引导等各种要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影响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石化工业发展和区位变迁轨迹

本文回顾了中国石化工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各阶段的特征。目前,中国石化工业正在向规模大型化、布局集中化、炼化一体化、生产园区化方向发展。其次,本文分析了中国石化工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来看,中国石化工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东西强、中部弱","北方强、南方弱","沿海强、内地弱"的分布特征;辽中南、京津冀和沪宁杭等八大石化产业基地已成为支撑中国石化工业发展的基础。最后,本文分别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尺度等视角,探讨中国石化工业在大区域层面空间布局的演化趋势,石化企业的临港布局指向以及向专业园区集聚的区位选择特征。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石化产业在宏观空间上的合理布局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为集聚型分布态势,空间差异明显;总体呈"散点状与组团状"分布特征,集中于鄂东和鄂中地区,且主要沿公路、铁路等交通干道及城市周边分布;其空间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表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出"面状"分布特征,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荆门、孝感等鄂中地区和武汉,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宜昌、恩施、神农架等鄂西地区和鄂东北地区。相关分析得出,农业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设施和资源禀赋是影响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子识别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压舱石”,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识别对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20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从空间结构来看,由城关区和西固区组成的“双中心”逐步向中心城区和郊区构成的“多中心集聚、轴向连片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2)从集聚特征来看,兰州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开发区、新城区、国家级新区是不同时期制造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三代“新区”重塑了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格局。(3)从驱动因子来看,政策因素、地价因素、交通因素以及集聚经济是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表征的政策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而以企业数量表征的集聚经济空间异质性相对稳定。     

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

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关键,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极不平衡,空间要素显著影响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集聚。针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等大尺度单元,本文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讨了1996-2006年间苏州市区不同空间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在0~6km的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随着尺度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逐渐从老城区向外围推移,但是集聚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外围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同时,新企业的选址与原有企业的分布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运用计数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集聚特征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试论中国旅游地域类型的演进模式

从旅游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旅游这一宏观社会历史现象。以旅游活动中人地关系的演变为中心,首先按照影响旅游活动的主导因素及其价值取向的不同,对中国旅游发展进行了历史分期;相应地,提出了中国旅游地域类型的演进模式,即:经商求知阶段——都市旅行型;崇拜事功阶段——朝圣巡礼型;审美抒情阶段——风景观光型;艺术把玩阶段——园林游赏型;外部植入阶段——消闲娱乐型;政府主导阶段——疗养休憩型;市场推进阶段——度假运动型;自主选择阶段——生态探险型。     

缅孟边境罗兴亚难民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

基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动态监测数据,对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的缅孟边境罗兴亚难民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及其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缅孟边境罗兴亚难民规模大且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女性难民多于男性,难民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型,以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主,青壮年难民占总人口比重次之且增长快速;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典型的“距缅孟边境的距离衰变规律”,即难民营地向西部扩张,难民规模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2）罗兴亚难民的人口规模及结构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是深刻影响着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二是对缅孟边境安全形成挑战,导致缅孟关系趋于紧张;三是引发了多地缘行为体的介入与关注,进而引发了围绕难民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东盟内部的分化及其地缘政治的外溢效应。3）相较于部分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中国提出的“三步走”解决方案符合缅孟两国的实际情况,在中缅孟联合工作组机制下,罗兴亚难民问题正朝着合作共商的道路积极推进解决。     

基于问卷和访谈的中缅边民交往探究 ——以南红坝―南伞镇―尖坪村段为例

以2015-02-09果敢冲突后大量缅甸难民进入中国云南省这一事件为背景,结合实地调研所做的问卷和访谈,从交往的基础、交往的形式、交往的频度以及影响交往的因素等方面探讨了中缅边民交往状况。结果发现：1）中缅边民交往的基础有历史渊源、地理空间和政策的支持;2）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有商贸、教育和情感等;3）中缅边民交往的频度和强度非常高;4）影响中缅边民交往的因素有中缅国家间关系、中缅之间边境贸易政策和两国对外开放政策等。     

基于社会宏观与个体微观视角的入境旅游流驱动模式

旅游流是现代旅游业发展所依赖的客观前提,也是旅游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入境旅游流作为一种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其驱动力研究有着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们多从自身固有的专业背景出发研究旅游流的驱动力,归结起来可分为社会宏观视角与个体微观视角。在对社会宏观与个体微观两种视角下入境旅游流驱动的错位性和互补性进行辨析后,本文构建了双重视野下的入境旅游流驱动模式。模式认为,从个体微观方面审视,旅游者受到的心理动机驱动主要有"核心吸引"、"设施环境"、"求知求异"和"健康社交";从社会宏观视角探究,旅游流受到的属性耦合驱动主要有"旅游资源"、"地区经济"、"交通区位"和"接待能力"。这一研究过程不仅考虑到了综合性因素,也探究了不同研究视角所存在的错位性特征,以期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入境旅游流驱动力。     

2004-2008年北京城区商业网点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

本文以北京城区内的8 个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作为具体的商业类别,利用北京第一次、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采用核密度(Kernel)、标准差椭圆、Ripley's K(r)函数相结合的GIS 点模式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2004 年和2008 年北京市商业网点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北京商业网点呈现相对集中分布态势,具有向心性并形成明显的集聚区,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五环内,且在两次普查期间有所改变,商业网点空间偏向性差异明显;② 以CBD、金融街、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和奥运村等为代表的典型商圈对北京商业网点的布局影响十分显著,商业网点在典型商圈周围分布密度较高,呈现集聚中心状态;③ 北京商业网点Ripley's K(r)曲线随距离的变化总体呈现“先增后减”态势,其中受居民小区影响较大的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网点两次普查期间变化剧烈,反映了居民由市中心向外扩散的过程。     

黄土地貌沟沿线类型划分

沟沿线是黄土高原地区地貌类型、土地类型及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基本分界线。在提出了沟沿线划分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沟沿线的成因、空间分布、形态、数量、显著性、发展速度、扩展方式的差异为基本依据,充分研究黄土高原侵蚀机理与过程,结合大量的遥感判读与野外工作,提出了黄土地貌沟沿线类型划分体系。并进一步分析在黄土地貌水蚀沟谷不同发育阶段中沟沿线类型的变异,其结果也进一步体现出沟沿线发育的特点以及与黄土地貌沟谷发育的密切联系。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以1987年、2000年和2010年石羊河流域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对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进行修正,结合生态经济协调度（EEH）评估模型对石羊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其损失主要集中在2000-2010年间;（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的县（区）分布在流域中上游,降低的县（区）中,民勤县的损失量和下降幅度最大;（3）研究区的EEH值为-0.0174,生态经济发展总体上已处于低度冲突水平,在空间上,低度协调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上游和中游,而低度冲突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下游;（4）各县（区）在协调发展水平上呈现出低度冲突-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低度协调、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低度协调-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中度冲突5种形式。     

International refugees: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In the modern era, the world's refugee problem has changed magnitude and location; it has expanded from a local to a continental, and now global, scale issue. About 90% of the world's 10 million refugees ar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ver 90% of these will stay there. Refugee generating and receiving countries are concentrated in 5 world regions: Central America, Southwe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 Each concentration is unique and is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set of regional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efforts address short-term relief needs, wherea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repression that generate refugees continue unabated. Refugees along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affect bilateral relations, large groups of refugees can pos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problems for the host country, and disputes over refugee polic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can complicate diplomatic ties. Some highlights of the data follow. 1) The 3 million cross-border refugees and 5.5 millio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make the many governments in Sub-Saharan Africa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Western assistance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Refugees are fleeing armed conflict, tribal violence, and drought, and often generate additional regional turmoil. 2) 3-4 million Afghans have fled their country since the 1978 Marxist coup; about 2.5 million have entered Pakistan. Most choose to remain in camps near the Afghanistan border where they are targets of cross-border attacks. 3) 1.2 million Salvadorans, Guatemalans, and Nicaraguans live outside their native countries. Official refugee and unofficial migrant populations are active in various rebel insurgencies, contribute to strained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ensions in border areas, and are the subject of heated political debate in host countries. 4) 90% of the 1.7 million Indochinese who fled from 1975-May 1986 have been resettled; 168,000 refugees remain in 1st-asylum camps, not including 240,000 Khmer without refugee status, in temporary camps in Thailand. Thailand's large refugee population is involved in factional strife, smuggling, and guerrilla activities. The Thai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Hmong refugees, who are accused of opium cultiv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ai forests through slash-and-burn cultivation. 5) Nearly 62% of the thousands of present Vietnamese refugees to Hong Kong have been in camps 3 years, and 17% 6 years. Many have turned to crime, alcohol, drugs, or prostitution.     

东北三省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老工业基地,在面临新一轮振兴机遇的形势下,人口分布的集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亟待细致梳理。根据中国第四、第五、第六次分县人口普查资料,运用洛伦兹曲线、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1990~2010年、176个县域的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10个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使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东北地区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①从总体分布格局变化特征来看,20 a来人口密度始终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且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多中心“T”型人口分布空间格局越来越明显;②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经历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且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所占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占地面积大。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人口密度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现象;③从人口密度变化类型来看,1990~2010年,共80个县域属于快速增加和缓慢增加类型,快速降低和缓慢降低类型的县域共96个,其中辽宁省县域人口密度变化“两极化”现象较为明显;④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同时作用于人口密度变化,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